为了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达到宏观调控的良好效果，政策工具的选择很重要。学界主要对利率工具和汇率工具进行了研究。
（一）利率工具
范志勇、徐赟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由双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偏低甚至为负的真实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流动性过剩，形成经济过热的潜在风险。在流动性过剩成为长期问题的情况下，对利率政策进行调整，维持实际利率稳定将具有更加重要的实际意义。从这一目标出发，短期内货币当局应加速名义利率的调整过程，维持真实利率稳定；而长期内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得名义利率能够对预期通货膨胀进行自动调整，实现宏观经济自动稳定目标。
范志勇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由双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经济潜在过热风险。真实利率偏低甚至是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潜在风险。当流动性过剩成为长期性问题时，维持实际利率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一目标出发，货币当局应加速名义利率调整，保证正的真实利率，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
李琼、王志伟通过分析认为，虽然疏通信贷渠道是当前的重要工作，但必须认识到信贷渠道只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辅助渠道，而利率渠道在中国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深入，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根本途径，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重要的任务是加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防止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阻碍，为利率渠道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汇率工具
张纯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和通胀之间既不存在直接关系，也不存在间接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无法起到抑制通胀作用。因此，目前针对汇率杠杆的政策操作思路不应是放纵升值，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入，稳定有效汇率，弱化升值预期，以免人民币升值过速对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
唐东波借助于开放经济中的Dornbusch 模型，深入探讨了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性是影响汇率与通胀率之间动态路径的重要因素。随后的实证研究显示，汇率对通胀率呈单向的Granger 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两者协整且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同时，汇率与通胀率波动成分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通胀率波动风险会进一步加剧自身的波动水平。因此，为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国际游资投机行为的同时，存贷款利率均不宜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应以较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保持国内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不应再主要依靠名义汇率贬值，而是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高出口部门改进效率的积极性，尽量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李颖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2000年1 月——2007年6 月相关指标的月度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进口品价格、企业商品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效果，并通过稳定性检验考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汇率传导效果的影响。认为目前中央银行在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来抑制当前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时，一定要特别谨慎，必须考虑到不同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机制，更要注意不同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采取有力措施防范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以免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卜永祥通过VAR系统的估计，发现中国中央银行国内信贷、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决定因素看，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人民币外汇市场升值压力呈现负向关系，而中国相对经济增长率以及国内利率水平则与人民币外汇市场升值压力呈现正向关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加在长期还可能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中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国内，人民币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美国货币供给、美国利率水平的变化等因素不是造成人民币外汇市场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直接原因。
2005年以来，中国货币当局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采取了包括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力度，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性，严格控制基础货币增幅；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允许更大幅度的汇率升值；鼓励资本流出，放宽境内企业、个人使用和持有外汇的限制，鼓励境外投资；为避免增加升值压力，慎用提高利率的政策。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缓解。为调控升值压力，货币政策的取向应是：保持中央银行国内信贷的稳定增长；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大程度的市场化，由市场吸收大部分压力；既然决定人民币升值的基本因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上升，就必须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降低国内储蓄率，减少对出口的过度激励，加大劳工保护、能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政策。
陈晓莉从理论上梳理了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即利率和基础货币）的影响渠道，并以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为基础，对中国1996-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货币和利率都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变动做出了显著的反应，中美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基础货币增加而名义利率上升，这意味着我们在构建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时要考虑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不能轻易放弃汇率目标而专注于通货膨胀目标。
马君潞、郭廓认为，巨大的贸易顺差及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受到低替代弹性的制约，名义汇率升值不能有效地缩减贸易顺差，还会给实际汇率带来进一步升值的压力。经济转向依靠非贸易部门，是我国目前最佳的应对措施。
（三）多种工具的搭配
谢众认为，从近几年我国货币调控的实践来看，各项货币调控工具各具特点，要针对不同的经济金融形式灵活搭配使用。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思路是：强调政策组合和工具组合，在各类约束中为深化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最终实现各个目标间的平衡，是目前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