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
1.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
通过分析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地区性差异，以解释财政分权增长效应存在地区性差异的内在原因。
王文剑、覃成林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1997—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陈诗一、张军在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后发现：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支出效率呈现共同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化不大，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所引起，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这与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一直比较低有关。同时，由初始条件造成的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禀赋等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效率差异形成中起很大作用。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刘小勇、李真测度了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财政分权从客观上会刺激地方本位的形成，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为此，国家应该调整现有财政分权模式，推进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和转换，如将流动性税种收归中央，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建立更加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在支出方面，应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将更多的微观资源配置交由企业。
2.财政支出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
踪家峰、蔡伟贤通过1994—2005年期间28个省份的财政支出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趋同性和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均财政支出存在着绝对趋同的趋势，但俱乐部趋同不明显。我国各地区的人均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存在着明显的绝对趋同趋势，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空间相关性，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我国各省份人均科教文卫支出并不存在趋同趋势，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显现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而西部存在空间相关性。地方财政支出的趋同和相关性，主要与地方政府间的“攀比效应”和“竞争效应”有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的攀比和竞争，可能降低地方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应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进行约束，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预算，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福利。
朱玉春、种胜兵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及其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在量上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大小不同），而且在质上也存在某些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影响方向存在差异），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扩大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资源合理分配而被遏制。
刘小鲁对地区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需求价格弹性、财政补助效果以及公共品供给的拥塞效应和网络效应进行了估计与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公共品需求弹性为负，且呈现出需求刚性；同时，中国区域性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着显著的“拥塞效应”，且人均公共品消费量对地区人口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地区人口增长将使当地人均公共品消费量快速下降。中央财政补助对提高区域性公共品的人均供给水平的效果虽然为正，但作用甚微。此外，地方政府可能会由于追求政绩的上升而使其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决策偏离社会福利目标。
安体富、任强认为，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之所以产生不均，既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更是目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后果。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在2000—2006年期间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就具体公共服务项目来看，科学技术、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的差异程度较大。719 张启春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政府平衡区域差距可以直接动用的主要财政支持工具。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与直接投资的良好配合是使受援区域经济合理增长进而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中央通过扶贫政策渠道可协调总体规模和具体支持工具的选择。
李琴等721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对农户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挤进效应。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牧副渔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户投资存在着挤进效应，通过提高农户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挤进了农户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取消乱收费和减少农业税引起农户农业投资增加。税费改革使得地方财政支农引导农户投资功能下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只能维持“吃饭财政”。为此，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和带动功能，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和提高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从总量上看，针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应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转移支付力度，发展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充实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实力。从结构上看，在财政支农资金中提高农林牧副渔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引导和带动农户投资，基本建设支出中也应该进一步优化结构，提高小型基础设施使用比例和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带动农户投资。
（二）政府职能转变与区域经济发展
1、行政垄断
地区行政垄断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和排斥，进而导致地方保护，并最终出现市场分割。
于良春、付强分析了“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价高利大的资源加工行业，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为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行为，往往将追求利税收入（财政收入）最大化作为政府的目标函数。对中国1983—2006年29个省份的省际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测算发现，地区行政垄断往往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区域之间的产业同构状况：（1）通过扭曲产业政策，歪曲资源配置以及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策略性行为直接作用于区域产业同构状况；（2）通过扭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消费水平差异甚至是资源禀赋差异等对于区域产业布局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区域产业同构状况；（3）通过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产业同构的传递媒介，造成了全国范围内较严重的产业同构状况。为此，要消除区域之间不合意的产业结构趋同，必须首先消除地区行政垄断对于区域产业结构不合意性趋同的影响，（1）通过对“弱势”地方政府补偿机制的设计，消除不合理的利益目标对合理的产业布局的扭曲，消除地方政府对于利税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所导致了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趋同的扭曲。（2）通过区域间对话协商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解决地方政府竞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3）硬化“制度约束”，提高地方政府实施策略性行为的机会成本，以消除地区行政垄断和官员短视倾向。
付强探讨了攫取制度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于技术进步（测算）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和锁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使用DEA-曼彻斯特指数法对中国1978—2006年的技术进步进行了经验测算，将我国的技术进步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0年的“潜能释放期”，其显著特征为高的技术效率变动，较低的技术进步率和适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二阶段为1990—1998年的“虚假技术进步期”，其显著特征为高的技术进步率，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低的技术效率变动；第三阶段为1998—2006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锁定期”，其显著特征为低的技术进步率，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适中的技术效率变动。地方政府对于制度租金的攫取会导致技术进步的核算失真，从而出现“虚假的技术进步”，要掌握我国技术进步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排除地方政府扭曲要素价格对于技术进步核算所产生的影响。地方保护不仅会导致在位企业失去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还会导致新进入企业选择落后的生产技术，从而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并锁定，要摆脱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消除地方保护。研究还发现，外资的引进并没有起到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对此必须引起重视。
2、行政干预
地方市场分割是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重要阻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形成的“诸侯经济”一直难以克服，严重限制了地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赵永亮、刘德学度量了我国省份内部区域“边界效应”，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价格偏差的关联。城市相对价格在波动差异上具有显著的边界效应，除距离因素外，“樊纲指数”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六大类商品价格偏差的边界效应。这说明市场化进程落后的地区更可能筑起政策壁垒，实施贸易保护战略；同样，对本地区企业和产品具有“父爱”意识的政府在高财政支出比率情形下更有能力实施保护战略，地方保护壁垒造成的省际市场分割，影响到保护战略实施省份的自身经济绩效。区际市场的相对封锁，将加剧区域内生产的扭曲，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绩效。
赵永亮等认为，中国存在跨时期增长的边界壁垒，中国省份层面的平均边界效应在1997～2005年有上升的趋势（去除运输成本、相对产出和价格因素外），西部区域的边界壁垒要高于东部区域。同时，国有企业比重作为地方保护的代理变量显著地解释了跨区域相对贸易流的下降，“政企不分”加剧导致了地方保护，引起区际贸易流的下降。在地方保护偏好下，地方政府对财税自主权的增强以及对经济控制力的加强都是导致省际贸易壁垒与市场分割的因素。在加强区域和谐发展的政策举措上，更多的是需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区际市场一体化程度。
（三）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发展
皮建才认为，地区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正外部溢出效应是推进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则会对这种力量的对比和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会对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央政府的可为之处正在于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政绩考核机制或在相同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
陈艳莹等从行业和地区层面对影响我国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盈利前景是吸引企业进入服务业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的进入退出更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好于制造业。企业在进入服务业时面临行业的专业化壁垒、高素质劳动力稀缺和在位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策略性行为而导致的进入障碍。与纯经济性的进入障碍相比，政府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垄断经营以及对制造业的控制对服务业进入退出机制的扭曲要更严重。
胡彬认为，在苏南与温州地区，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期的进取型地方政府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目标，采取了学习“最佳实践”的制度策略。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学习动机，使两种发展模式在转变中出现了“趋同”现象。然而，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两种模式为协调全球化与本地化关系的制度学习实践却有着迥异的理性出发点，维护本地利益仍然是地方政府制度供给行为的准则。当地区利益与区域利益相抵触时，这种边际创新意义上的制度学习效率就会下降，亟需从国家战略和区域行政治理模式创新的角度寻求经济区域化“系统嵌入”的制度平衡力量与相关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