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高培勇对公共财政经济内涵和外延做出了比较清晰的界说：（1）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有共性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变局部覆盖为全面覆盖，变差别待遇为一视同仁，变专注于生产建设为覆盖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变适用国有部门的“自家”规范为适用整个社会的公共“规范”。（2）“公共性”是财政这一经济范畴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之路，实质是一个让中国财政体制机制回归“公共性”轨道的过程。（3）提出公共财政的概念并以此标识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可以看作基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而推出的特殊举措。（4）公共财政是在学习、借鉴典型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制度过程中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它萌生于改革开放的土壤，根植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汲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5）尽管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这个框架还只是初步的。（6）公共财政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贾康认为，我们要设计的公共财政应直接服务于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需要，它通过国家政权体系的分配活动，为我国国家机器运行和安全体系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大众提供市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公众生活的正常化。公共财政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主要的目标和工作的重心；二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三是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前提下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四是以现代意义的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确定、严格执行、追求绩效和可问责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
（二）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
贾康提出：（1）按照公共财政发展的要求在政府和财政的基本职能中收缩生产建设职能。总体上国有经济要实现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收缩其总体覆盖面，强调质量。从长期目标看，地方政府和财政应该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而中央政府要有限介入竞争性领域。（2）要合理掌握财政分配顺序。第一应是保证国家机器在效能前提下的正常运转，之后排在前面的应是满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然后，才是政策倾斜方面的事项。3、要形成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财力分配和政策安排如何把握轻重缓急，作出合理决策，不能由少数政府官员决定，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制化的程序、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来形成决策方案。（4）政府部门、财政部门、税收部门等要形成理财系统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和规范。在财政管理改革中，观念转变与制度创新需要互动，还要靠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配合预算管理改革推进，并以这个系统在相关各部门形成公共财政的制度约束、监督体系。（5）理财方式必须转变，努力发展“四两拨千斤”的新方式。应该借鉴国际经验，以参股、贴息、信用担保、BOT、TOT等形式，调动社会资金贯彻产业政策，并对实行政策倾斜的项目，实施严格的专家集体决策和内外部多重审计。（6）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理财方面要形成一个协调配套的规范化复式预算体系。即必须以系统工程的形式形成一个将公共收支、社会保障与社会成员的收入再分配、国有资产管理、区域协调和经济杠杆的调节运用等在复式预算中合理安排、相互配合的运作体系。
雷俊认为，只要国有产权没有清晰化，就有着政府控制财政制度的“产权”内在必然性。非国有产权形式发展有着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要求，但它不能直接来界定有效率产权结构、压制对于租金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应发挥非国有产权的代表的监督作用，完善非国有产权的代表性，以加强维护有效率产权结构的作用以及压低对于租金的要求，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
欧林宏认为，当前我国财政效率呈现下降趋势。提高财政效率，必须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一是确立以财政效率为改革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战略；二是在提高核心效率方面，确保财政在纯公共领域不缺位，强化财政的调节能力，稳定国有经济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中的比重，并逐步扩大对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三是提高财政的分配效率，要合理确定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并搞好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配置。四是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不断加大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力度，切实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财政管理队伍，并强化预算管理方式改革。
朱青认为，应通过增量调整模式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两个途径。一般来说，存量调整会触及一些部门或单位的既得利益，在政治上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因此，各国政府多选择增量调整的办法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我国各年度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变化来看，在绝对量上压缩下一年度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实际上，近些年财政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比重也主要是靠财政增收和超收收入来完成的。未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主要应通过增量调整的途径来完成。
（三）财政监督模式
马向荣认为，我国现行的财政监督模式，是一种行政型财政监督模式。它在结构上呈现四边形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种模式会导致政府失去外在约束，走向偷懒或违规。政府官员如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上，将不利于增加产出。因此，行政型财政监督模式需要向立法型财政监督模式转变。立法型财政监督模式要求监督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财政监督的独立性是由监督人、被监督人和委托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必须改革当前的财政监督模式，使财政监督机构独立于政府，引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具体讲，应将各级审计部门划归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作为委托人对政府行使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权的机构，使社会公众由理论委托人变成真正的委托人。只保留财政部门财政监督机构作为政府的内部控制机构，形成外部监督和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双重监管体制。
冯俏彬等认为，财政监督必须适应和配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财政转型，从曾经的“准审计机构”向“内部控制机构”转化，这意味着财政监督的对象要逐渐由“财政部门外”转向“财政部门内”，意味着监督范围由“财政监督、会计监督、财务监督”以及“收支并重”逐渐转向“财政支出监督”；意味着监督方式要逐渐由“专项检查”转向“旧常监控”。从近期来看，可考虑从机构设置与工作模式两个方面进行适度调整以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按财政资金的主要流向而不是行政区划调整财政监督机构设置，即财政监督机构设在由财政资金保障运行的同级政府各部门以及中央转移支付特别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二是建立和推行财政监察员制度，增强财政监督的日常性和管理性。可向由财政资金保障运行的同级政府各部门派驻监察员，就地监督各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原则上该部门各项支出须经财政监察专员签字同意后才能从国库拨出。三是充分利用网络与信息化技术，推进财政监督由专项检查向日常监管的过渡。四是逐步强化内部监督。
（四）公共预算
朱芳芳认为，目前我国的公共预算管理存在着重收入轻支出、重编制轻管理、重决算轻预算、重短期轻长期、重预算内轻预算外、重控制轻绩效等问题，公共预算管理的随意性、封闭性较大，与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差距甚远，改革势在必行。新绩效预算管理作为当代先进的管理模式，自然成为改革的选项，也只有通过建立起新绩效管理模式，才能有针对性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财政的公共性，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和预算民主化水平。中国的新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建立必须立足于“一个定位”：即将这一模式作为全面实现公共预算控制、计划、管理功能的制度模式，而不是强化控制的备选项。同时，必须突破四道“门坎”：一是要形成一套法律体系支撑，包括对现行《预算法》进行修正，将预算绩效纳入法律约束；二是要增进公民参与，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决策的民主化；三是要建立起人大与社会监督的制度框架，形成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标准；四是要建立起预算管理者的问责与正激励机制，为新绩效预算管理模式的推行提供坚强的组织与人力保证。
彭宗超等认为，合法性、合理性是公共预算的两个基本要求，合法性是预算对公众意愿的反映程度，合理性是预算本身的科学性。通过多年的预算改革，我国公共预算管理得到很大改善，但仍属于行政控制模式，即预算的决定权、监督权、评价权仍由行政机构掌握，缺乏对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合法性上仍有很大欠缺。我国预算权调整改革的对策建议：一是应改革目前行政性预算权模式，体制内增强立法机关对公共预算过程的控制能力，体制外增加专家、公众两种力量的过程参与。二是改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公共预算过多偏重技术性、程序性改革的模式，改革重点方向进行适当调整，落实人民代表对预算的决策权、公众的参与权，增加预算的合法性。三是高层级政府公共预算过程，应增强预算参与的专业性、科学性，更多地吸收专家参与。四是完善预算参与者的选择及其意见处理制度，防止公共预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五是在完善项目管理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部门预算评价。
（五）应对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对我国原先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改为“积极”，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大举措，相关建设项目到2010年底需投资约4万亿元人民币。政府期望以此来抵御、化解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以后对我国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些学者就此发表了看法，主要集中于4万亿投资的方向与效率问题。
吴秀波认为，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尽管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10项措施中至少有5项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有关。4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也是值得期待的：一是投资的额外增长可直接拉动GDP增长2%；二是投资可有效解决社会发展瓶颈问题，如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铁路“春运”及倒卖车皮现象等；三是政府投资可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四是鼓舞全球抵御经济衰退的信心；五是投资可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789石磊认为，投资方向的选择很重要，要避免扩内需的投资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矛盾，软化低素质企业的预算约束和信用约束，为经济发展埋下长期隐患。因此，4万亿的投资，重要的是结构调整。790郭田勇也认为，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要优化投资结构，防止重复建设。在投资方向上，首先要发展农村，增加对“三农”的投资力度，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其次是投入到灾后重建中去；最后投资重心应放在关系民生的项目上面。同时，应保持高的投资效率，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791张茉楠则认为，4万亿投资不仅是缓解危机的救命钱，也应着力打破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导致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因素，改变阻滞经济效率的制度问题。因此，4万亿投资的关键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破解中国经济五大长期结构性顽疾：一是长期要素投入失衡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二是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三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四是行业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五是区域发展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