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学界对国际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二是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改革；三是利用外资、跨国公司及外资银行问题；四是全球经济失衡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实务；五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六是粮食危机；七是国际能源问题。
（一）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杨圣明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全面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渗透。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火爆，不少金融机构把十分畅销的金融衍生品同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金融残次品甚至垃圾涌向了美国以及世界金融市场，其后果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
严海波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于弱势美元政策到强势美元政策的转换中出现了问题，打破这个循环，美国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转嫁危机。
邓翔等认为，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衍生产品多、产业链长、金融风险隐蔽等新情况使得金融危机的防范和监管日益困难。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导致监管的缺失。
张明认为，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金融机构的会计记账方法和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商业银行被迫为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受损商业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资产比重以符合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次贷危机造成美国住房投资萎缩，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抑制了美国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危机将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从美国传导至全球。
罗熹提出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一是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管制周期性放宽这一历史背景下，两个资金循环链条——围绕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循环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金循环出现断裂。这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二是多重环节的利益链条断裂是危机的深层原因；三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危机的重要成因；四是对金融机构放松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五是金融全球化是危机传导的背景条件。
2、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卜伟等认为，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继续蔓延，房地产业仍在衰退，消费和投资信心都创下新低，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大幅减速，将会对欧盟和中美等经贸关系及中国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欧盟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损失严重；扰乱了欧盟货币市场的运行；导致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震荡；影响到货币政策走向；导致信贷紧缩；对欧盟一些新成员国的影响可能更为长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的贸易出口将受到冲击；流动性过剩可能加剧；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张燕生等认为，次贷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是：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影响扩大；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全球经济下滑可能会降低对我国通胀的压力；全球资源价格高位运行对我国经济也有很大负面影响。
肖本华等认为，东亚经济体为世界美元本位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而美元本位也放大了次级债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加强东亚区域间货币合作，是削弱美元本位、应对美国资产泡沫破灭对东亚经济冲击的根本之策。
3、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策略及应该汲取的教训
阳建勋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经验教训：一是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二是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三是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四是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刘艺欣等认为，中国房贷市场较之美国市场存在的问题更多，应及早采取有力措施防患于未然：一是规范房地产市场、控制投机行为；二是建立健全信用等级制度、加速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三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
蒋志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警示我们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循序渐进地推出金融衍生产品。
李若谷等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直接影响有限，不过，中国对次贷危机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一是密切监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二是搞好宏观调控；三是关注国内资产泡沫风险；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
（二）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改革
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政策目标
徐翀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坚持汇率改革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打破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话语权并赢得外部支持；严防投机性资本的冲击。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危机的发生往往与资本项目的开放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深化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
李杰等认为，在总体上支持央行的现行汇率制度的条件下，提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揽子规划，即中期和长期目标模式：中期目标模式是爬行盯住一揽子汇率制；长期目标模式是更加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谷宇等认为，我国政府应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同时，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2、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刘亚等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变动对一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决定具有什么作用？通过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且存在明显的时滞，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效应都很低；汇率变动对我国CPI的传递效应受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非常大。
唐东波提出，汇率与通胀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为了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国际游资投机行为的同时，存贷款利率均不宜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应以较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
张纯威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与通胀之间既不存在直接关系，也不存在间接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无法起到抑制通胀作用。因此，目前针对汇率杠杆的政策操作思路不应是放任升值，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入，稳定有效汇率，弱化升值预期，以免人民币升值过速对出口以至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
（三）利用外资、跨国公司及外资银行问题
1、中国利用外资问题
裴长洪等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投资环境，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管理层面、服务层面为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使外资在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激励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李炳炎等认为，随着外资在华并购案例的显著增多，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因此，有必要在认清外资并购现状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
邓宗豪等认为，我国应以维护经济安全与主权为外资监管标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外资准入及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协调好投资自由化与外资监管政策，使外资更好地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赵蓓文认为，通过回顾中国从第一阶段吸收港澳台资本到第二阶段吸收大型跨国公司到第三阶段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开拓市场的整个过程，提出了改革和开放双轮驱动是中国吸引外部资本要素流入和集聚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中国应更多地通过制度优化来创造吸引外部资本要素流入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实施中国与跨国公司的互利共赢。
王霞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提高了产权结构的效率；主要通过竞争机制、外资并购、改变国企改革条件、外资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影响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2、跨国公司相关问题
薛求知等认为，腐败不但会对FDI流入总量产生影响，还会对跨国公司的战略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国家层面感知腐败、产业层面感知腐败，会使跨国公司采用持股比例较低的合资（控股或非控股）进入模式；第二，东道国腐败程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战略的影响会受到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战略动机的调节。
黄顺武认为，当代跨国公司R＆D出现分散化的特点，并采用了国际许可证、国际合作、“绿地投资”和并购等方式。R＆D分散化会产生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挤出”与“挤入”、技术外溢等诸多效应，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影响。
李东阳等认为，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基本特征是：在国外R＆D型分支机构数量不断扩张、国外R＆D支出的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国外R＆D活动的地区更加分散、国外R＆D型分支机构专利成果迅速增多、国外R＆D投资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和R＆D战略联盟迅速发展等。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策略为：加大R＆D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能力；提高抵御技术安全风险的能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R＆D国际化。
李文瑛认为，从我国的引资数量上看，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增加的同时，跨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跨国公司倾向建立独资公司。独资化有利于实现跨国公司的最大利益，但对我国产业安全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产业主导权、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市场竞争结构等方面的负面效应。
张琴等认为，从跨国投资角度来看，股权安排是一个动态选择的过程，既包括跨国公司初入东道国时的股权安排，也包括经营若干年后对股权安排做出的重新调整。在对不同股权安排的优劣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不同阶段跨国公司通过什么样的股权安排来实现其经营目标。
李珮璘提出，跨国公司并购对中国本土企业生存与成长的抑制，所造成的产业垄断以及对中国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等问题不容回避。在跨国并购背景下，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外资并购的政府规制、政府产业支持政策和企业自主创新三个方面。
徐康宁等揭示了决定跨国公司价值链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在区位选择上，市场规模、交通便利程度、金融条件等对制造类跨国公司的影响度较大；研发类跨国公司对区域或城市的技术基础或人力资本、通讯能力等较为敏感；营运类跨国公司与地理方位、制度透明性和服务业发达程度关联紧密。同时，高端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上对低成本劳动力这一因素并不敏感。
3、外资银行相关问题
王喜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国内的规模同FDI和出口正相关，同进口负相关。中国的区位优势对外资银行具有一定吸引力，国内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外资银行进入。
夏辉等认为，入世以后，外资银行加快了在华开设分支机构的步伐，但从资产总额、存贷款市场份额、盈利水平等指标来看，其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结构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实际上，外资银行是通过投资参股国内银行的方式来弥补其在网点分布和客户基础方面的不足，并以此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孙会国认为，通过梳理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后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导致国内银行管理费用增加；促使国内银行的盈利能力提高；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银行竞争不断加剧，银行效率也呈现出降低的趋势。
陈奉先等认为，短期内外资银行进入会导致东道国银行业利润水平下降、风险管理水平上升；外资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和持股比重的上升，都能刺激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改进，但是外资银行持股比重的影响更具普遍性；不同类型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反应存在差异，国有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迟钝，而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迅速。
李伟等认为，外资银行带来的实际竞争压力还很有限，只有当外资银行进入程度达到并超过一定水平时，才会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发挥促进作用。
（四）全球经济失衡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1、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蔡昉认为，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长期的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另一方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表现出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既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窗口。
雷达等提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都是实现国内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而不是内外均衡同时实现。21世纪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由于没有给予外部失衡足够的权重，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攀升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
李新功认为，近一轮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美国既定经济政策的产物，将持续相当长时期。全球经济失衡虽然能加剧美国同有关国家的经济矛盾，对世界经济带来风险，但也是美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利多因素。
刘威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可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渐进式的调整外国对美资本流入、缩小美、中两国间结构性贸易失衡及为失衡调整建立必要的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需坚持“以我为主”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加快东亚区域自由化、扩大内需、渐进式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完善外资引入政策。
陈继勇等认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实质是考察美中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难以持续，使美、中贸易失衡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在其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将难以持续。
2、对外贸易问题
温怀德等认为，外贸与FDI 都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 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
何莉认为，鉴于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和结构非常不均衡，从而得出：一是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二是构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宏微观环境；三是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的政策支持；四是优化投资环境，引导各项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刘方等认为，区城经济增长与初级产品进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增长更为相关。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稍大，而工业制成品的效应略小。
梁平等认为，出口对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对国内就业具有地区性差异；不能以出口为导向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对解决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姚枝仲认为，中国当前对外贸易存在三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是巨大的对外不平衡；二是国内巨大的能源资源需求与国外能源资源卖方垄断和其他干扰之间的矛盾；三是处理技术引进、国外技术管制与本国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1、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晓峰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对跨国资本、西方技术、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原有经济体系被打破等问题，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应进一步强化在国际生产链加工环节中形成的优势，扶持民营资本的发展，增强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程度。
朱炎生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与局限也日益显现：一是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二是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三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有限；四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过度集中；五是国际金融体系缺乏稳定性。对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建立起有效的发展机制，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
赵晓明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扶持国内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通过竞争政策的实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发展。
关进礼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企业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国际经济组织日益健全。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二重性。
张薇等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压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内经济矛盾的加剧等，都会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有效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张幼文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这一论点出发，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赢的逻辑以及各自机遇和挑战的内容，说明了吸引稀缺要素的流入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战略的核心，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机遇。
颜鹏飞等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独立自主”是带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概念，而“创新型国家”则涵盖着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我们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发展模式、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以及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2、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桑百川认为，在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主流和国内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对外开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服务，为深化改革服务，为谋求又好又快发展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为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进行调整：一是谋求对外开放内容向纵深扩展；二是调整对外贸易战略；三是调整利用外资战略；四是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谋求可持续发展。
张二震等认为，由于政治稳定、要素集聚能力强，中国的对外开放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有效地规避了全球化的风险，实现了繁荣富强。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以切合比较优势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实施正确的开放战略，保持正确的开放时序至关重要。同时，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只能是合理的“扬弃”。
王宏淼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国家干预下一套比较系统的，以资本控制、出口导向、税收及准财政激励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制为四大支柱的“新重商主义”开放模式或战略。对中国开放模式或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应分析作为这一模式的中国新重商主义的结构特征、绩效机制、政策困境和改进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既有干预，更重市场”、“既要重工，也要重融”、“既要重商，更重富民”为准则改进中国新重商主义战略的具体对策。
（六）全球粮食危机
贾善和认为，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主要是“价格危机”，美国是制造“全球粮食危机”的最大嫌疑国。全球粮食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一是通过进口直接影响国内市场价格；二是通过上下游传导影响国内价格；三是通过心理作用强化国内涨价预期。所以，面对当前的粮食新形势，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大力推进“开源节流”工作；三是加强粮食市场调控能力建设；四是加大政府对粮食流通环节的支持力度。
高长武等指出，当前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要表现有：一是世界粮食库存急剧下降。二是世界粮食价格不断攀升。三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消费者囤粮与零售商 限购粮食的现象。四是当前发生的这场世界粮食危机短期内不会结束。世界粮食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发达国家多年来一方面采取高额补贴本国农业的政策，大力加强自身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却诱使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展用于出口的工业品的生产而放松粮食生产。二是粮食危机中隐含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意图；三是西方农业跨国公司的垄断加剧了世界粮食危机。四是西方金融投机商对农产品的投机、炒作行为扭曲了粮食价格。五是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广生物燃料的做法也是引发粮食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竺彩华认为，随着粮价的不断攀升，世界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东亚由于人口比重与可耕地比重严重不成比例，平均农业生产力低下，因此，粮食危机对东亚国家的未来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东亚国家需要转变观念，既在国内调整相关政策倾向，重新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要加强区域内的农业投资合作以及农产品贸易机制，以确保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
彭珂珊认为，为了应对粮食危机，我国粮食发展应采取的措施：一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加强科技投入，进行集成创新。三是建立稳固的产粮基地，切实保护粮农利益。四是坚持依法行政，保证食品卫生安全。五是必须保持必要的库存量，加快推进粮食物流现代化建设。六是普及粮食营养知识，倡导科学消费。七是必须始终立足国内，保障我国粮食供求平衡。
刘晓雪等认为，粮食价格上涨的全球性因素有：一是美元贬值是粮食价格攀升的助推器；二是供小于求的国际粮食供求状况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国内“供弱需强”的供求状况也推动了粮价的上升。
（七）国际能源问题
鲍健强等认为，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导致了低碳经济产生与发展，研究了低碳经济对传统的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和方法。
李广众等考察了石油与14 种初级品价格的长期互动关系。通过研究认为，石油价格与相关初级农产品价格间存在较强的长期均衡性关系，与初级金属品关系次之。然而并不能完全认定近年来石油价格的上升是引发各类初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其中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
李天德等认为，通过分析石油价格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石油危机或剧烈的价格波动初期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有紧密的关联，加深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幅度，拉长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但在滞后期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正逐步减弱，并由最初的异向变动转为同向变动。
李卓认为，尽管石油战略储备有助于平缓石油冲击的影响，但并不能消除石油冲击发生时油价的跳跃性波动，由此也凸现了战略性石油储备的功能和战略目标主要应该定位在应付外部石油供给的突然中断，而不适宜定位在平抑油价走势上。在石油供给有限以及油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积极推行能源消费多元化战略对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都具有积极意义。
余建华认为，当今世界石油供需的宏观态势表明，石油资源的供应总量可以满足全球消费的基本需求。此轮国际油价的飙升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合力结果。虽然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在弱化。
吴巧生等认为，从各国突破能源约束的实践中，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是：推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减少对动荡地区的过度依赖；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注意节能、增效，发展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综合考虑国家的能源安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认真制定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有预见性的国家能源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