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一九七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奋斗，两位先生将长垂史册。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七十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会遭到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六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
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一九七七年深秋，这年，诗人已六十三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
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四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一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吗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
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直至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多数都参照着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他特别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是啊，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
不久前，我在纪念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传记片中，看到了小平同志接见陈景润的画面。邓小平同志还充满深情地说：“（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爱护、赞扬！”
这是党对陈景润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
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向着二十一世纪》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而且文章还向读者指明说：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能物理学的高深科学领域的文章？
其实，徐迟已经研读了好几年夸克了，他说：“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
作为一个作家，这种对科学的深厚感情和钻研精神是何等感人！徐迟，他始终在关注着科学的现代化和祖国的发展，他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还有许多科学领域的题目要写哪！然而他不幸离我们而去了。
这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与惋惜。或许，在那另外一个世界，他一定会找到先他而去的陈景润，两人仍在继续热烈地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