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
一
在今天，在我国，我不能算是穷人，更不能算是富人，我只是一个依靠工资维持生活的脑力劳动者，现在被统称为工薪阶层中的普通一员。
我没有所谓的“仇富情绪”，我认为像袁隆平这样为民造福的科学家获得几百万元的大奖，是非常应该的事；如果他和与他一样的人日子过得不好，倒恰恰说明了社会的不正常。当然，对另外的某些人，是如何绞尽了脑汁，把国家的钱或者别人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笔者因为对此一窍不通，始终迷惑不解。
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本人既不羡慕金钱，也不羡慕权势。从心里说，我更同情穷人。四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时，坐在阅览室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泪流满面又怕同学看见，狼狈掩饰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岁月流逝，我依然一看到穷人就心酸。
我在祖国的土地上看见过的最穷的穷人，是住在河南省黄泛区腹地的农民。他们住的是用土坯砖搭建的房子，土坯砖是用当地的黄色黏土在土窑里烧成的。在黄泥墙上掏一个洞，就是窗户，连一张糊窗纸都没有。屋顶上，摊着一层又一层的白薯干；屋檐旁边，也挂着一串又一串的白薯干——这就是他们整年的口粮。屋子里没有桌子，吃饭时，一个人端着一只碗，蹲在屋外的地上，如果刮风，黄土就会飘起来，落在碗里，他们也都麻木地统统吃下去。我与这些农民兄弟作邻居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都是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的“农工”，“政治地位”要比我们高不少。三十多年来，我会常常涌起想要回去看看他们的愿望，也许今天，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多的改变？
有时会和友人谈起这段经历和见闻，他们总会批评我少见多怪。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看见过更穷的，在大西北的沙漠腹地，在大西南的边远山脊，有的地方至今未通水电，有的人家仍如解放前一样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
我在世界首富的美国，也看见过穷人。
一次是在好莱坞的所在地洛杉矶市，这里是千千万万做着明星梦的青少年们向往的地方。著名的贝弗利山庄是洛城的富人区，云集着政客、巨贾、影星、歌星等等“富翁”们的豪宅。而恰恰是在距离贝弗利山庄的不远处，我亲眼看见了一堆又一堆的无家可归者。那是几年前一个春日的晚上，常住洛杉矶的东北小伙子小赵对我们说：“你们不是要看看洛杉矶的市中心吗？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当夜幕降临以后，我们坐上了他的面包车，穿行于洛城“当趟”（市中心）的大街小巷之中。就在那些摩天大楼旁边的马路上，我看见了几个胡乱地躺在垃圾箱侧的人，他们用来铺在身下和盖在身上的东西，都是报纸。在另一个用垃圾箱当作火炉的篝火边，又有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烤火。凄惨的情形与有些美国电视剧里展现的一模一样。小赵开着车走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每条街上，都站着或者躺着一堆或者几堆无家可归的人。其中有的人，正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车，篝火映红了他们肮脏的面孔，让我觉得有些恐怖。我和我的同行者都被吓坏了，连声催促小赵说：“快走吧！快回去吧！”小赵问：“看够了？”我们说：“看够了！不看了！快回住处吧！”
另一次是在从迈阿密去奥克兰的路上，也是坐着小赵的车，经过了一个聚集着黑人的小村庄。这个村庄的面积很小，跟它前后左右的环境比，显得很凋敝。虽然也是两层的小楼或一层的平房，但是很破旧，大门敞开着，屋内很昏暗。一小堆一小堆的年轻黑人正无聊地站在路上，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小赵吓唬我们说：“把车停了，下去看看？”我们连声说：“不必了！不必了！”他哈哈一笑说：“我最怕车坏在这儿！”一边说，一边就踩大了油门。
至今，我已经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长住过。我的观感是：不论在哪里，富人都是极少数，赤贫者也是少数，大多数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过的都是自食其力的平常日子。
二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理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别的先不提及，仅就对“财产”或曰“钱”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过去饱尝过贫困的中华大地上，很多人现在都把追逐金钱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时，也把能挣多少钱放在衡量标准的第一位。有的媒体，经常介绍美国“福布斯”富人榜，还给中国的富人排名次。有的名牌大学，为新生组织的成功人士讲座，首先强调的是此人年薪多少多少。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引之下，滋生出一批“哈富族”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哈富族”崇尚金钱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不少青少年，在聚集着富家子弟的小学和中学里，比穿名牌衣鞋，拿名牌手机，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有的“富人”家的孩子，或者有的并不太富的孩子，竟然公开“比阔”，比谁的父母官大、钱多，比谁家住的房子好，比谁家开的是“香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种现象，甚至已经出现在了一向以“知识”和“品德”为追求目标的百年名校里，以至于有的虽然经济宽裕但却仍然坚持操守的家长，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害怕这种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影响自己的孩子。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如此。
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仍然依仗家长或者依靠国家供养的莘莘学子中，也有人开始崇拜金钱了。他们以富为荣，以穷为耻，这种现象催人思考。当然，马加爵是个心胸狭窄、暴戾残忍的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同窗，触犯了刑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都是同窗、“朋友”，本人也并不富裕，却要嘲笑另一个好友的“穷”呢？他出生在偏远的农村，生来就是穷的，这是他的宿命，他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奋斗，逐步改善自己的命运，友好者应该鼓励他和关怀他，为什么却要冷漠地嘲笑他呢？“穷”与人的品格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不应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仿佛是追逐金钱的孪生兄弟，有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人，同时开始追逐“贵族”身份了。住房要在什么贵族小区，孩子要上所谓的贵族学校。北京郊区一条偏僻小街上的饭铺，竟然起名叫做“五人贵族”，我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这种“贵族情节”，或曰对“贵族”二字的崇拜与向往，正是国民性中“奴性”的反映，这是鲁迅先生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过的。钦羡贵族的人，也许不知道卢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不知道人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必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屈膝，任何人都没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权力，大家都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无所谓“贵”“贱”之分。
前些日子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位作者给“贵族”二字所下的讽刺性定义，说：什么叫“贵族”？“贵族”就是那些上辈子是乞丐，或者自己的上半辈子是乞丐的人。这句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刻薄，但对某些“穷人乍富”的暴发户心理，也是入木三分的描绘。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1789年大革命，就已经把皇室连同贵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我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已经成功了将近一百年。九十几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宗师们，就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可是，今天，有的人仍然把“贵族”二字当作自己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不仅我国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一位常住发达国家的中国青年学者曾经撰文指出，同样是女性，同样是“名人”，逝世的时间也相近，媒体对她们的关注程度却大不相同——对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穷苦大众的特丽莎修女兴趣不大，虽然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对享尽了荣华富贵的戴安娜王妃却兴致盎然，连篇累牍地报道仍嫌不够，总想借题发挥。
三
当然，在我国，在世界上，都生活着一些令我钦佩的人。
他们（或她们）耐得住寂寞。社会生活中的浮躁氛围影响不了他们，动摇不了他们。他们一心一意地埋头书中，钻研着自己热爱的专业。心态平和，轻松，坦然，远离市井的喧嚣，与一切负面的东西不搭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吃得饱，穿得暖，有间房子住，就很知足了。
我很喜欢“宏志班”的孩子，虽然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的家境都很贫寒，可是他们个个有志气，自尊自强。我更敬重他们的老师和学校，把培养这样的学生当作自己的责任。艰苦的生活环境可以锻炼出坚强的意志，若干年后，他们就是社会的栋梁，你能够因为他们现在的“穷”，就浅薄地讥笑他们吗？
其实，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曾经是个苦孩子。
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就有一个贫困的童年，他是遗腹子，母亲做过女佣，常常寄人篱下，他从不回避这段经历，相反，他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里，还经常叙述与描写过去的“穷”和“苦”。
鲁迅先生在少年时代也曾经饱尝过苦楚与苦闷的滋味，他的那句名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真是对社会的透视。
俄国作家高尔基，也是一个苦到家了的人，如果他本人不在自己的自传三部曲中如此这般地写出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窘迫和痛苦，外国读者如我等，又怎么会知道他呢？
然而这些有过苦难历史的人物，又个个具有慈悲的心肠，他们对穷人，对青年，都表现出了真诚的爱心。
有时我还会想起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是封建制度下的世袭伯爵，可是在他的作品里，贵族们大都虚伪无耻，而农奴和穷人们却个个纯朴善良。这位真正的贵族，在他晚年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伯爵”头衔。我曾经拜谒过他宣布放弃头衔的故居，那是位于距莫斯科市中心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那所房子所在的街，今天就叫托尔斯泰街，他在这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行为，令千千万万个读者敬仰，但是那些梦寐以求钻入“贵族”营垒的人，能够理解他吗？
四
每一个国家，都是它的人民大众的国家。地球，是全人类的共有家园。古希腊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才是高尚的人追求的目标。
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不少案例，有些在过去拼命地追求权力的人，现在转而追求金钱了。权钱交易，钱权互动。他们学着因为腐败而倒了台的历史上的贪官，把人民大众的血汗钱据为己有，吃喝嫖赌，有的甚至把赃款转出国门，让子女成为寄生虫。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传诵了千余年。“智取生辰纲”的《水浒》好汉们吟咏的“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甚至唱到了今天的电视屏幕上。方志敏烈士，为了穷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民族魂”鲁迅先生，决不屈从于权势者和“钱”势者，而对待青年人和贫穷的人，却慈祥如父。
中外古今的许多人道主义作家，都悲天悯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过贫苦大众的生活惨状。
富裕起来的人，应该帮助穷人和无助的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用科学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常常拿出大笔资金，资助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项目，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非洲穷人的基金会，请他的律师父亲担任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为此，这位年逾古稀的主席，不得不时常坐着飞机跨越美洲和非洲。比尔·盖茨本人没有花天酒地，没有“包二奶”，没有去赌场狂赌，而是把相当大的一笔财产拿了出来，回报世界。他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有仁慈与高尚的品格，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他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有大部分原因是法律促成的。美国是个法制国家，它的法律多如牛毛。只谈有关税收的，在美国，收入愈多，纳税的比例愈高，收入少的，年薪在多少美元以下的，就不用交税。在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中，收税最高的，要数遗产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遗产税要收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对偷税漏税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要么让你破产，要么让你坐牢。因此，没有什么人敢于和税务部门捉迷藏。每一个人，包括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只要有收入，都很自觉地乖乖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缴纳税款，不敢耍滑头。善于敛财的富翁们都很精明，他把应该交税的大量金钱捐献出来（捐款至一定数量就可免税），既可以不再纳税，又可以赢得“慈善家”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也是从媒体上得知，我国“大款”们偷税漏税的行为严重。他们也非常害怕上“富人榜”，因为有人的致富原因非常可疑。还有一发了财，就沾染上恶习的。老百姓里不是早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吗：“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用法律约束富人的行为，缩小贫富的差距，这应该是我国向发达国家借鉴的重要一条吧？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含义是什么？叔本华说：“寓于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乃是幸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非常赞同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