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以为抓到了题材（如反腐、下岗、希望工程等）就抓到了跑红和得奖密码的作家来说，21世纪之后也许有点生不逢时了。文以时变，这种变并非见风使舵，是小说这种艺术一步步探索成熟的自然蜕变，如蛹而蝶，带有残酷的必然性和惊异性。法国批评家萨罗特在《怀疑时代》中说：“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照我看来，连最反对个人化的新批评派，艾略特、庞德、休姆等人，也从来没有说明白个人化的恙害。艾略特说，必须要将个人精神上升到本国精神和欧洲精神。他一方面说要消灭个性，一方面又强调个人才能和经验，这种矛盾表述本身就证明个性的不可忽视。他强调历史感，但，历史感是通过个人的心灵和笔触来呈现的。《红楼梦》肯定不是清史稿，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也不是犹太人的被屠杀史。当然，我也反对作家据隅哀叹，甚而如私小说最后成为变态的尖叫者和梦语狂，作家应该把自己融入时代的激流。然而，在这个时代的激流（而非岸边和凉亭）里挣扎和搏击，如果没有个人的呼喊，又怎么能够显示激流的形态、他的灵魂的战栗、遭遇和命运呢？哪怕是撕心裂肺的呼喊或呻吟，都能显示激流的存在与氛围。而在岸边踱步——企图以不必费力的时髦写作、惯性写作、跟风写作来分取文学一杯羹的作家们又当别论。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一个人必须根据经验写作。”英国的批评家伊利莎白·鲍温在分析小说家的技巧时候，指出了小说家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她说：小说一如其它形式的经验，“它必须把自己的某些东西添加给它的人的理解逐渐积累起来。”这句话因翻译的关系可能费解，但联系上下文，我们又能容易读懂。也就是必须加入自己的经验，使小说“能够长期存在，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小说是“一种经验形式”，从而能与后来的时代和人们交流、沟通。
有的人离开了集体话语就找不着北了，而个人经验的渗入，使得如今的小说呈现出丰盈卓绝，千姿百态，有了成熟的个性化时代来临的端倪。“集体话语写作”作为某个物种的退化，是自然规律。它必须寻找新的父本与其杂交——像袁氏杂交稻一样，这父本必须是野生的，于是这个物种又重获了优良的品质，越来越强壮，具有抗摧折的力量和自信、野性的异质、自我表现欲，更适合人们的需求，口感、营养、气味、软硬度适中……等等。
法国学者和作家罗布·格里耶一再强调作家和作品的谦虚品质，谦虚是指——“企图用小说来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那是不合理的，即使我们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即使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为它的胜利而进行斗争。”这位老兄还告诫作家：即使读者要求我们去“讲一些事情”，你也千万不要预设某个主题和中心思想。“如何去讲，用什么方式去讲”，这才是作家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他构思的起点。他还说：“只有上帝可以自认为是客观的，至于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他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像，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受着他的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书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不确定的经验。他就是在这里的一个人，在现在的一个人，总之，他就是他自己的叙述者。”伟大的劳伦斯都曾谦虚地说：“每个人，包括哲学家在内，都以自己的指尖为界。”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话：“我的语言的界线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线。”我们看到，过去有作家声称是“人民的代言人”，然而无一例外地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文学如果缺少了起码的真诚，而变成了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睁眼说瞎话，帮助一些利益集团劝说老百姓忍耐（顶多两边讨好），那么文学被人冷淡则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果你想揭露丑恶的现实，你莫非会比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东西更耸人听闻？何况人家还有了时效性的优势；如果你想歌颂，你的作品也赶不上《“三个代表”巡回演讲读本》。与其这样，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学问——把小说当作学问来做。其实小说本来就是一种学问。而且小说只能是小说，小说有它自己的使命，企图用小说去做别的，是徒劳的。马尔克斯虽然说过文学是火器，但他的《百年狐独》只是一部小说，小说的政治倾向是需要的，可你又不能奢望用小说去选举拉票。过去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作家们的发明，其实不是，是统治者的发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且过去所说的反党小说，作家们其实都是想用小说去献点小媚的，结果弄巧成拙，人家并不买账。现在来看这些反党小说，无一例外地是一些主旋律小说，百分之百的可获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