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及其表现——在中国艺术院“第六期青年文艺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的时代及其文学表现，这个题目从哪儿谈起呢？我想就从对北京的印象谈起吧。我有几年没到北京和天安门广场了，这次来我突然发现天安门广场全部封闭了，要安检，这是很奇怪的事，而且6点多钟天安门广场空无一人，不是过去夜晚大家可以去晚上散步的，现在一天黑就清场。我们人民的广场突然出现安检，就好像是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政府部门。
就算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你也不需要这样严格的安检，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他的“行政院”、“立法院”和市政府等都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任何人，包括大陆人。这次我去天安门我有幸没有安检，但旁边有几个穿得有一点土气，可能是大西北来的农民兄弟，被警察拦住了，问你们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讲西北的话的这些人，说我们到北京来玩玩的。当然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看天安门，我们祖国的首都和心脏。但碰上了让警察一个一个的翻包。看到此景我真的是百感交集，内心非常不舒服。可以想见农民兄弟们更寒心，高高兴兴来北京看看，还要搜包，以为里面有炸弹有横幅？上访的？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讲和谐，我们的时代，的确需要和谐，我们谁都不想乱，希望和谐和安定。但是这个和谐是怎样产生和出现的？我们的文学应该怎样表现这样的和谐？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应该怎样表现这个时代和谐中的不和谐，欢乐中的痛苦？
我们这个时代现在面临着重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界定这样一个时代呢？每个人的界定绝对不同。这种不同的看法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文学，或者说不同的文学立场，不同的文学表现方式。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接近疯狂的时代，是一个轻佻无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价值和道德标准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方向和底线的时代，是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代下面我们的文学要表现什么东西？这真的是令我们非常困惑的。有时候我们躲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我们独自在乡间行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清醒的认识和看法，但我们出来开会，或者到这样的场合，到北京，或者开这样的作代会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和判断标准会出现混乱，觉得这个讲得也有道理，那个讲得也有道理。哪怕一个内心有坚持的人都会出现一种茫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你要修整的话，我想只能回到我们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喜欢的生活环境，我们喜欢的写作环境，特别是有着我们各自的写作资源的那样一种环境当中去，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写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坚持和表达什么。
我说要写和谐中的不和谐，欢乐表象下面的痛苦。像我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肯定是不和谐的。有的人愿意写和谐你就去写和谐，我们大家渴望着和谐，你也可以去写，写欢乐，你也应该允许别人去写痛苦。文学从来就是表达精神痛苦的，文学从来就不是表现欢乐和幸福的。古今中外最经典的文学从来没有表现过欢乐，也没有出现过专门写开心和欢乐的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学。它表现的总是我们内心精神那种颠沛流离、起伏跌宕的、迷茫的、寻找的痛苦，或者是那种像鲁迅先生彷徨和苦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痛苦它才是文学的本质。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轻佻无聊的时代，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我们的写作或者说文学表现是在不断成长的。像我们这个年岁了，同样要不断地对生活、对现实、对文学有新的认识。我说我经常处于迷茫的状态，经常处于不知道怎么写作的状态，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会经常地发生。我到神农架去时，是10年前的事了。云雷要我说说我是怎么到神农架去的，神农架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好玩的，风景区。那个地方比较神秘，比较偏远，空气比较好，我当时也没想去写小说，我是想写一本关于森林的这样一本散文随笔，我当时因为出过一本《世纪末偷想》，对散文随笔突然很感兴趣。再说我当时精神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我现在可以承认这一点，就是出现了幻听，耳边不停地听到有人讲话、唱歌，大概有两三年，我当时不觉得是病，也没吃药，后来我是看精神医学方面的书才发现这是一种幻觉、幻听，是一种精神疾患。心里烦乱，想到山里去清净。后来不治而愈，是神农架医好了我错乱的精神。
结果我一去就发现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切。我们很多作家说实话在城市是凭想象写作的，凭回忆，回忆自己的童年。其实说白了是作家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没有生活了，所以他只能翻来覆去地回忆自己的以往。
我到那去之后，突然发现那里的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回事，农民穷得无以复加，深山老林，风景是绝对优美，老百姓是绝对贫穷。我真的感觉他们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人，是被上帝遗忘掉了的人。我们的生活多么滋润，在城里感觉到的各种资讯是完全与现实不同的。
原来神农架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我过去不知道。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是不可想象的贫穷。随便举几个小例子，有的山民没有盆子，一个盆值多少钱？两三块钱，他们是挖一个洞，铺一张塑料纸在里面洗脸、洗脚。18岁的大姑娘祖孙三代睡一张床，大家可能不相信。说什么也不会。但这不仅是我亲见，还有盖上大印的当地政府关于贫困的调查报告。大家可以在我过去的文章中看到更多真实的情况。当然那是过去10年的事了，现在有很大改变。
当时这种冲击真的是对我前所未有，我从来没看到这么穷困的状况。我们想象的旧社会也不过如此吧。我觉得写这个调查报告的人真的还是有正义感的，也不排除他们是为了多争取扶贫资金。你到深山老林里去看那些山民，几乎都是家徒四壁，那些个农民都叼着一个烟袋，竟还有大脖子病，是从小缺盐造成的。难道盐他也吃不起吗？油都没有，没有油吃。有的家里连筷子都不够，很奇怪，奇怪到这样一种地步。我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写过一个人筷子一只白一只红，我在神农架山民家中就吃过这种筷子。
回到城里我强烈感觉到要改变我的写作方式，必须要反映，我们作家的发声也是很微弱的，我又不能改变别人的命运，但我要告诉社会，我们可能还有另一种不同于电视和报纸上的现实，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经验。比方说你住到农民家里他跟你讲清楚你要全身脱光了睡觉，不然的话就要爬一身虱子，那我们只有全身脱光了睡。因为我经常到农民家里睡，结果后来还是回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虱子，却染上了脚气病，他们家里就是一个盆子洗脚，公用的。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的脚丫怎么这么痒？一看我十个脚丫子全部烂得一塌糊涂。还有告诉我在山中草丛走遇到竹虱咬不能拍打和拔，因为这种虫是头钻到皮肤里去的，你拍打和拔会让头断到皮肤里会溃烂奇痒，会危及生命，只能用烟头烧，它才会退出来。现在才知道这种虫就是很危险的蜱虫。
这种生活现场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决定还是写小说，我无法去专写植物啊山水啊森林啊，我要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至少要把这些我亲见的情况反映出去，我是出于这样一种很朴素的愿望。当然你要在艺术上，在语言上面，在表现方式上面，在技巧方面有所匹配和突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要向社会反映，在这个地方还有如此贫穷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一种耻辱，真的是一种耻辱。
我写的我身边的人也都不相信，后来我把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他们以为我是在编造，以为我这个小说家是在编故事，其实不是的。当然，这些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毕竟10年了。这不是我呼吁的结果，神农架领导说陈某人对他们的贡献很大。说很多是看了我的小说，看了我的散文去神农架旅游的。说是这么说，我知道我没这大能耐，我的声音还是非常微弱的。不要企求你能改变社会，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2009年我又到荆州去挂职，我为什么要到荆州去呢？这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我的家乡。我要看一看这个富裕地方现在的农村，它的现状究竟是如何？在这样相对富裕的地方我对农村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在这两年的小说里有一些表现。比方说我的中篇小说，像《夜深沉》、《一个人的遭遇》、《野猫湖》，《天涯》上发的两个短篇，一个叫《祖坟》、一个叫《送火神》。《送火神》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样的反响，就是一个短篇。
现在比较富裕的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并不是说已富得冒油，不是这么回事。它依然面临着很多的严峻的问题和考验。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不稳定，不和谐。恰恰是不和谐。在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同时，整个社会却面临着一种民怨沸腾的状况，这是不可否认的。整个社会的稳定究竟是建构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或者是靠一种什么东西维持之下？现在这些地方贫穷不是主要的问题，贫穷已经不是当下农村的主要问题了。像荆州这样的地方全部实行机械化了，锄头都不要了，就是用锄草剂，农民什么机械都能操作，什么都有了，大量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插秧机，除了少量的插秧需要人工以外，农民不必要脸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时代的进步，我们要承认。不能说我专门嗜好写阴暗面，这个是不对的。现实是什么，我们就应该写什么。但是它面临着更深层的问题。
比方说精神的问题，整个农村的政治结构出现的这种畸形的问题，乡村也有腐败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在《夜深沉》和《野猫湖》中我都有表现。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他们会经常进行田野调查，我说作家实际上也是在进行田野调查，而且比他们更深入，更细致，更特殊。我只不过是把田野调查化成我的小说，化成我的作品。我们的观点，可能比他们更为独特。我看到他们的一些社会调查我不满足，他们的社会调查，有些比较深入，有些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东西，我需要去调查一个什么内容，比方说乡村老人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的问题，他带着一个目的，我们没有目的，我们发现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发现可能更有突然性和惊喜感。
我们慢慢深入地去调查，孤身一人，不像教授们调查兴师动众的，一个教授他要带一些学生，他有很多人，因而调查不能深入，不像我们。像我们想得到资料我们有很多方法，这个我从来没讲过。我们的调查更机智，还要有胆量和勇气，有当年做地下工作的那样一种技巧。比方说我突然发现这样一个人我要采访他的时候，我要避开所有的接待，因为我在那儿是挂有职务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面会跟着一群人，我要避开他们。这个人我发现有价值的时候，我会不动声色，故意扯闲，问一般的问题，一般官员的口吻，不能让陪同的一帮人发现我的意图，发现我对此人此事有很大兴趣。但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把对方的电话留下来，然后等待时机，有时会很久，让他们放松警惕，到时候我再去找他。我走很远的路去找他，神不知鬼不觉。另一方面我经常一个人出去，也不要车，自己坐车或步行——这是我在神农架的一套办法。我说我不要你们陪，有时到了一个地方，我也不要他们跟着我，我说你们跟着我人家不说真话，我什么都得不到，他们的汇报，全讲的是大好形势，官话套话。还有采访要有技巧，比如，你到了派出所，要说你们这里的治安非常好，在维稳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能不能说说某某案件是怎么侦破的，对付乡村恶人是怎么做的怎么调解村民纠纷的？人家一高兴，对你放松了警惕，全讲出来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