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作家当得磕磕巴巴的，从开始就是如此。
我高中时才见到《唐诗三百首》，一个破本子，还是我们语文老师偷偷从他的硬板床下拿出来的。他上课之前喜欢根据天气情况在黑板上板书一两句诗，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等。这些对我们从文革过来的农村学生来说，简直太新鲜了，于是我爱上了诗。我写的第一首诗是《劲松颂》：“……啊，劲松，我要尽情把你赞颂/你枝如铁，干如铜/傲岸挺立，郁郁葱葱……”这一看就是模仿《沙家浜》“十八棵青松”的唱词写的，但被一个同学在全校朗诵，还引起了轰动——那样一个破乡村中学还有人会写诗，是很大的惊动。那老师还是个全才，会画画，会搞篆刻，于是我也爱上了画画和雕刻图章。可见老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这老师又很损，不喜欢穷学生，也不喜欢早熟的学生。这两样我全赶上了。我虽穷，成绩特好，数理化加语文，没有一样不是全班第一，考试起来总是第一交卷，颇有成就感。这样我就朦朦胧胧喜欢上了班上最漂亮的黄头发褐眼睛的女同学，常有点辅导学习的小动作。这老师就盯上了我，常常对我指桑骂槐冷嘲热讽，弄得我灰溜溜的。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因全家下放，我成了回乡知青。可我们依然住在小镇上。白天去几里外的生产队劳动，晚上回家。为赶早工，常常早晨四五点起床，吃点隔夜饭就出发。晚上并不觉得累，在一盏油灯下抄诗歌。我抄过一本《普希金诗选》，抄过张志民的长诗《祖国颂》。小镇虽小，却有文化氛围，能借到各种当时的禁书。镇上有个收购门市部，里面有许多收来的书，我们可以用破铜烂铁换。不过我最爱的依然是高中老师教我的画画。在生产队，老百姓得知我会画画，就要我画宁波床。那宁波床有几十块玻璃，每一块都要镶嵌一幅画，山水花鸟。我画过几张床，还给人画中堂画，松鹤延年之类。因此队里的人总给我提鸡蛋和糍粑来吃。
过不多久，我被安排去上水利，于是我父母给我打了辆独轮车，上了闸口电排工地。从没有使用过独轮车，可一上工地，就能推一两百斤的石头上坡下坡。那也是没法子。一次，我去指挥部政工组一个高中的同学那儿玩，他负责宣传工作。那时正在搞批林批孔，他们要搞一套漫画，那同学拿不下来，就给政工组长说，我能画，于是我就花了几天的时间，临摹加改编了近百幅漫画，在工地上展出。也就是这样，使我从推石头锤石头的繁重苦役中解放了出来。
我的工作主要是办墙报，也写一些快板之类的鼓动诗给广播站播出，我在高中时学的所有特长都用上了。就这样，写了大批的“诗”，绘画也精了起来，特别是山水画，很有点感觉。有一次我回家休假，在一个街坊那儿看到一本县文化馆编的《革命文艺》，都是各个地方的投稿，甚至有我们公社人的稿件。我想我在电排上写的东西不比这书上的差，于是便将在工地上写的“诗”抄了几首寄去。寄去后，没有回音，我也就忘了。
76年，我由电排指挥部推荐到公安县电厂搞亦工亦农（完全等同于现在的打工仔），我搞外线工，每天爬高高的电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也没有写“诗”的雅兴了。而电厂与文化馆不过二百米之遥，天天经过，从没想进去。但因为我的特长，画画，写字，被电厂领导发现了，我进了办公室，在政工组写写画画，不再爬电杆了。而与我一同进电厂的被电打死和从电杆上摔死有几个。
有一次休假，我乘车回小镇去，同车遇到过去一位同学，谈起我们各自的情况，当然也谈到我在电排的事，还谈到一些文学作品（年轻人嘛，高谈阔论是难免的），这引起了我后排座位的一个中年人的注意，他突然拍拍我问道：“你是不是原在电排上干过的陈应松？”当我肯定的表示后，他说：“我们找了你许久。”他说他是文化馆的，姓陈，他说他们发表了我两首诗，寄到电排后打了回来，说查无此人。要我回县城后务必去找他拿刊物。他说他是到乡下走访作者去的。
这人就是陈善文老师，一副农民打扮，可满肚子学问，出过一本《古代军旅诗纵横谈》，他日后成了培养出一大批公安作者的功臣。我们不仅是他的得意门生，而且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忘年交。
回县城，我即去了文化馆，找到了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热情的人，不像有怪癖的文人。他给了我两本《革命文艺》，给了我两本文化馆的稿纸，权充稿费（两本稿纸我保存数年，一张也舍不得用）。我第一次看到我印成铅字的名字和作品，那种激动之情现在很难描述了。他鼓励我创作，给我谈诗歌的意境和韵辙。介绍我与县城的一些业余作者认识。就这样，一次奇遇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不是美术。
1977年，我作为最后一批招工的知青，招工到顶顶糟糕的单位——县装卸公司。招工时我还在电厂上班，招工的人在我们小镇，说是交通局的，我妈一听，交通局不错，就给他们炒猪肝吃，喝酒。那个招工的是个“半边街”（独眼），喝了我妈的酒，不好意思，就说出了他们的真实单位，我妈一听，傻了眼，就哭起来。可手续已办了。装卸公司不就是走过山跳，背一百多斤的大包，或者赶着驴子在大街上拖卵石、预制板的吗，这不是要了人的命？我得知这一情况，就找一个副县长。这副县长我在电厂时抽调到农村驻队，给他当过大半年的“秘书”，为他写过一些佶屈聱牙的讲话稿。副县长给我写了个条儿，让我去找交通局长。那交通局长看了条儿，就把我调剂到水运公司去了。
总算不要赶驴子扛包了。于是，我去了水运公司。那算什么公司，不就是每家每户组织起来的船业社吗，年轻人全是船家子弟，最高文化水平的才初中生。两间办公室，还是半截墙呢。驳船绑在拖轮上，那隆隆的机器声日夜不停，根本叫你无法入眠。但公司要办新工人学习墙报，这太合我意了，我又能显露自己了，于是又是画又是写，散文加诗歌，山水加花鸟，哈哈，我又坐办公室了。
我在水运公司如鱼得水，我和一帮船工哥儿们混得极好，他们有党团员，有孤儿，有扒手，有强奸犯，有呆头呆脑的人，我跟他们亲密无间，我买烟给他们抽，我自己也学会了抽烟。用一个煤油炉煮三毛钱的肉喝酒，整天醉醺醺的。我还成了公司的团支部书记，交通局团总支宣传委员。我给单位结婚的人画画，给领导画画；这些画多年以后还赫然挂在他们家里。我也写诗，写通讯。我的通讯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1979年，我的诗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因为我与陈善文老师的奇遇，我在县城结识的人都是文学爱好者而不是其他。我也常去陈老师那儿，他总是非常热情，煽动我们夜以继日创作，我在他的蛊惑下果真摆开了架势，大写起诗来，因此还成了省总工会表彰的自学成才典型。这还因为陈老师的不负责任的夸奖，他总是说我写作很有前途，说我的文笔在全县一百多个业余作者中最好，公安是晚明公安派的家乡，他就说我有三袁之一袁宏道的才气，他一夸，我就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结果走了岔路，上了文学这条贫穷的贼船。
1982年，我因发表了不少诗，借调到文化馆，与陈老师成了同事，更飘飘然了，完全放弃了很有“钱途”的美术，挺像回事的在乡下业余作者面前谈诗歌的意境、意象和押韵，可以说有点恬不知耻了。我的生活从此改观了，我有幸被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漂亮姑娘爱上了，他现在依然是我老婆，孩子他妈。几十年来为我在打字机和电脑上打了大几百万字的作品，美容品却是几元钱一盒的郁美净儿童霜。当初爱我有才，现在爱我无财。找上我，一辈子，苦哇。在文化馆之后，陈老师为把我培养成大学者大作家，要我打好基础，他为我制定了一个不结婚的五年苦读计划，吃透魏晋文章唐宋诗词。我坚持了一年就掐不住了。且文化馆领导不让写小说诗歌，只能搞剧本唱词和谜语，这让我痛苦万端，我与另一名借调的朋友决定一走了之。
我们三进三出，每一次走掉，又被说服回去。有一次县里一个宣传部副部长给我做工作，说你们是生在新社会，写了几首诗就把你们当人才借调来，若是旧社会，饿不死你。我扭头就走了，那副部长在后头骂我：“你这个狗日的！”他是我一个镇的老乡，还是街坊长辈。我估计他是气翻了（我到省城后，他来找过我一次，他退休后写了本《毛泽东童年的故事》，说请我指正）。第三次后，我们发誓再也不回文化馆了，我们准备骑车从长江源头一直到黄浦江边。
为此我们准备了大约半年。正当准备成行时，一次偶然上省城开会的机会，得知了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我讨厌上学，我认为文凭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像我这等狂放诗人袁宏道第二还要它作甚？可在朋友王家新的撺掇下，我去找他大学时的同学、武大招办主任於可训（著名评论家）报名了。
我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报名。结果以第三名被录取。录取后武大找我去报到，可我人远在鄂西利川放排，害得於可训老师拍了不少电报，我才最后一个去学校报到——这事於老师经常提起，让我汗颜。于是，我来到了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武汉。
两年的大学生活毫无快感，庄严的武汉大学强迫我由一个自由的常年趿拖鞋的野蛮人变成一个穿皮鞋和袜子的文明人。武大没有改变我，倒使我看透了文明人的虚伪和歹毒，唯一改变我的是——我看到我们班上的都写小说，比我挣的钱多，常常上馆子吃小炒，于是我也转向写起小说来了。果然，白花花的细银子就朝我来了。那两年，我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处女作《黑艄楼》，受到了好评。接着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黑藻》（责编詹少娟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斯妤），在湖北文坛有了一席之地。
毕业后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每天看剧本。我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了，我不能睡懒觉（习惯叫我总是12点过后入眠），每天8点都得准时上班，在办公室里，木头木脑地坐着，像个傻子，像个大笨瓜。
一走了之。往海南去，淘金去，我办好了停薪留职手续，与我的朋友们一起，渡过琼洲海峡，来到有异国情调的海南岛。
遍地都是“乞食”的大学生，闭上眼睛都能抓一把“作家”。作家算什么，作家算个球！我和为我出路费的朋友，尽量玩，尽量吃，到通什，到三亚。吃了玩了，得弄份工作。那有多难呀！某家报社的主编是诗人，一谈就熟，他们让我先为他们报纸写点报告文学，也就是拉赞助，搞广告，说按20%提成。按照他们先联系好的地点，我去了一家大公司，我得到了相当冷漠的接待，我采访了一天，没喝上一口水，公司领导倒是很想上报告文学，大谈自己的经历，临了把一大摞“绝密”、“孤本”资料给我，吩咐我写完了再还给他们。回到旅社，想到一天的遭遇，什么鸡卵卵改革者、企业家，见你妈鬼去吧，一分钱提成咱都不要，将那些“绝密”、“孤本”资料，全扔在厕所里了。
吃够了海鲜，赏够了风景，满脑子去海南开创业绩的计划都如过眼烟云。三个月以后，又垂头丧气回到了武汉。
我已英气全无。看样子，还是得老实过点日子，老实写点混不了多少稿费的小说。自“黑”字系列小说后，我偏安武汉，十几年小说没任何起色，摇摇晃晃弄成了个专业作家，住进了文联大院。
文联大院最穷的要数作家了，摄影家、音乐家、书法家、美术家、甚至曲艺家，都富得流油。最富的要算美术家了，而又数玩中国画的最富，鬼画桃符几笔，竟然说是写意，就卖了一万两万，可怜的作家写一部长篇要一年两年多年，还只卖几千元。没名气的，还得自掏书号费印刷费，老天不公啊！
陈老师已死去多年，我写过文章悼念他。可看到院子里那些日进斗金的写意画家，心里愤愤不平：你那几把刷子，懂行的人才知道，那是没睡醒画的。老子若不丢了画笔，二十几年画到如今，最不济也比你他妈强。陈老师呀陈老师，与你的奇遇，害了我一辈子啊！害得我整天坐着没写个值钱的出名的东西来，倒坐出了高血压痔疮椎间盘突出。有好几次，我都想重拿起画笔来，画它几笔山水花鸟虫鱼人物，嗬，一画起来笔下依然还有模有样哩。如若不信，可看我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小说集《豹子最后的舞蹈》，全是我自己插图。二十几年前几次改变命运的画笔，仿佛又让我回到了青春的激情中。但一想，再经营出一个画家陈应松来，起码又得十年，十年后，我快退休了。算了吧老陈，一心不能二用，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只能做好一件事，而我，一件事还没做好呢。我们老家有句话叫：“扁担无枘，两头失塌。”到时候一事无成，那就只有哭皇天了。
克制着我心中最爱的画画，定下心钻研小说，这两年，嘿，有了收获，连连获奖，北京、上海的所有小说大奖都揣进兜里了。这也算苍天有眼。
说我不爱文学，那是假话；说我很爱文学，那也是假话。就算误入歧途，我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我这般年纪，人生已无太多的想法了。呜呼，难得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