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闭关锁国，就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幕府为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巨大利润，同时为了防止西方基督教教义传入日本引发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手段是不仅限制海外的交通和贸易，在幕府的外交关系方面也仅限于同中国、朝鲜、荷兰等国家交往。
和平的奥秘
据《铁炮记》记载，1543年8月，一艘来自葡萄牙的大船因为在海上遇到风暴，在去往中国宁波的途中偏离了最初的预定航线，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几天几夜以后漂到了日本的种子岛，这是日本古代为数不多的与外国交往的历史记载。以这艘大船的到来为契机，日本国民开始接触来自西方的新生事物，在这艘西洋大船带来的众多西方事物中，对后来日本影响最大的是西方研制的火炮。火炮由此传入日本，经过近百年的本土化改进，在战国时期，火炮被大批量地应用于战争，引发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军事革命。在织田信长同“甲斐之虎”武田信玄的长之战中，织田信长用火炮掩护自己的步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随后，1543年，几个西班牙人出现在肥前的平户地区，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南蛮贸易”。所谓的“南蛮贸易”，就是在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初，同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的贸易。古代日本人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南蛮”，“南蛮贸易”因此得名。
在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中日两国曾经进行过长达百年的“勘合贸易”。所谓的勘合贸易，就是中日两国政府分别颁发给自己的船队令符，明朝政府的符号为“日”，日本政府的符号为“本”，两国船队出海相遇后，互相出示令符显示身份，然后进行交易。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家康频频遣使前往各国，请求发展外交、贸易关系。他曾派自己的家臣支仓常长前往西洋请求派遣宣教士和签订通商条约，这就是著名的“庆长遣欧使节”。1600年，简·贾斯汀和威廉·阿达姆斯乘坐两艘来自荷兰的探险船漂流至日本的丰后地区，德川家康知道后，马上派人请二人来到江户城，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向他们询问西方见闻，并且聘请他们二人为自己的外交顾问。1613年，来自英国的商人在取得幕府的许可后，在平户地区建立了商馆，致力于发展与日本国的贸易。在对朝鲜国的关系方面，首先，德川家康致力于修复日朝两国于丰臣时期被破坏的外交关系。1609年，同朝鲜签订了《辛酉条约》，条约规定，在朝鲜釜山地区建立倭馆，并且每年互派20艘商船发展两国贸易。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国家鼓励发展海外贸易，有力豪族纷纷向幕府申请许可证——“朱印状”，发展同南亚、东南亚诸国的贸易。日本主要输出银、铜、硫黄、樟脑、屏风等物品，从外国进口生丝、砂糖、象牙、鹿皮、香料等物品。
日本打开国门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人们的财富逐渐增加。各地大名们纷纷羡慕不已，也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时间一长，一些利用地方特色产品开展海外贸易的大名逐渐脱颖而出，实力大大强于其他大名。德川幕府马上感到了威胁，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准入门槛，渐渐地开始垄断海外贸易。1631年，实行“奉书船”制度，规定除了持有朱印状之外，还必须持有“奉书”才可以开展海外贸易。最终，到1635年，由幕府彻底垄断了海外贸易。
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发生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起义。
随着日本开国步伐的加快，进入日本的不仅仅是外国的商品，还有带着西方基督教义来到日本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来到日本后，凭着虔诚的信仰分赴日本各地，传播西洋基督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日本又是一个多神国家，传教士们很快便有了大批的信徒，甚至有很多大名也开始信仰基督教。岛原藩的大名有马晴信就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在大名的领导下，当地民众也是信教成风。德川幕府为了防止大名建立自己的力量，经常命令大名们交换封地，称之为“转封”。在有马晴信“转封”后，大名松仓重政担任岛原藩的大名。和有马晴信不同，松仓重政是一位“无神论”的大名，生性残暴，野心勃勃，贪婪无度，大肆压榨民脂民膏，大兴土木。松仓重政向德川幕府承包了改修江户城的劳役，又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计划以一个藩的力量攻打吕宋岛。长年的军役、劳役全部转嫁到民众身上。松仓重政大肆增加苛捐杂税，大肆征夫修筑城池，一时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岛原藩民众信奉基督教的有很多，反抗意识渐渐强烈。又由于松仓重政来后，大肆驱逐有马晴信的旧臣，招致很多武士的憎恨，遂在有马氏旧臣的组织下，反抗武装迅速建立起来。此时，传奇领袖天草四郎出现了。相传，天草四郎是在关原之战中战死的益田甚兵卫的儿子，在关原之战后沦为流浪武士。他自幼天资聪颖，幼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骑马射箭的功夫也是当世无双。民间传说天草四郎还是一个相貌俊美的美男子，在集市行走时，有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对他一见倾心，饱受相思之苦。在岛原之乱爆发后，天草四郎胸戴基督教十字架，奋勇杀敌，虽以一敌十却丝毫不落下风，当时天草四郎年仅16岁。由于武艺高强，且战术指挥水平高超，天草四郎马上脱颖而出，被推举为起义军领袖。在天草四郎的率领下，起义军捷报频传，所向披靡。
面对士气旺盛的起义军，松仓重政马上作出反应，派大军镇压。讨伐军和起义军在深江村相遇，起义军士气高涨，给讨伐军迎头痛击，松仓重政率残部撤回岛原城。天草四郎率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岛原城城下，见松仓重政紧闭城门，命令大军驻扎在城下町休整，伺机攻城。另一方面，岛原城内的松仓重政兵源不足，便将武器分发给岛原城中的民众，驱赶民众上战场阻击起义军。由于平日松仓重政残暴无道，早已失去民心，民众得到武器后，马上倒戈相向，帮助起义军打击讨伐军。这样一来，起义军士气更盛，很快攻下岛原半岛西北部地区。
起义军的崛起令幕府极度恐慌，马上令御书院番头板仓重昌派兵支援，大军将起义军围困在岛原城内。但是由于幕府军队是从各藩调集来的临时部队，部队协作性差、士气低沉，与此相对的，起义军精诚团结、作战顽强，很快就将幕府军打得溃不成军。德川幕府见势不妙，忙派大臣松平信纲率12万大军镇压，在战斗中甚至雇用甲贺派忍者潜入城中调查军情，暗中破坏。虽然局势对起义军很不利，但是起义军依然死战不降，粮草不足，就挖掘靠海一侧的海藻为食。在幕府军的残酷镇压下，起义还是失败了，天草四郎被杀。
岛原之乱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幕府统治者将起义的原因归结为海外传教士的传教。加之前述的为了防止大名们在海外贸易中力量壮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同时德川幕府又想独占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遂决定签发锁国令，限制外事往来。
锁国令
由于岛原之乱的冲击和限制大名实力的需要，德川幕府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期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一共颁发了五道锁国令关闭国门。首先于1616年，规定除“奉书船”以外的船只禁止出海，并规定在海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禁止回国。其次，规定中国、荷兰等外国船只来日时只能停靠在长崎港。再次，又把与贸易无关的葡萄牙人及其家眷流放到中国的澳门地区，将从事贸易的葡萄牙人的住所转移到出岛（地名），以便集中管理。又次，通过第五道锁国令规定，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最后，确认所有荷兰船只入港的必要性。
1778年，俄罗斯商人巴拜露率领商队在北海道登陆，并向松前藩藩主赠送礼物，提出通商要求，松前藩藩主基于德川幕府法令，严词拒绝并将商队驱逐出境。随着远洋航海业的发达，“大航海时代”随之到来，到达日本请求通商的商船越来越多，德川幕府不胜其烦，遂采取了强硬态度。于1825年，出台了《异国船只打击令》，法令规定对驶入日本海域的异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37年，长期居住在中国广州的美国商人查尔斯·金率领美国“莫里森号”商船驶入日本海域，并在日本浦贺港登陆，当地大名基于《异国船只打击令》的规定，对“莫里森号”进行猛烈炮击，重创了美国商船——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莫里森号事件”。
由于德川幕府的强硬政策，从1639年葡萄牙船只访日，到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在前后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长期孤悬海外，一直都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这种限制对外交流的锁国状态，一方面有利于日本独立文化体系的建立和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建立。但是另一方面，使日本长期隔离于世界经济大势之外，阻碍了产业革命的大潮涌入日本，使得日本的生产力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间接导致了日本在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直到1853年，四艘通体乌黑、冒着黑色浓烟的钢铁战船，才把日本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