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是北传佛教之一，发展至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日本佛教最早由朝鲜传入，期间曾引发长达二十余年的崇佛、抑佛之争，最终崇佛派取得胜利。至此，佛教在日本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日本第一大教。日本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受中国佛教影响很大，经历了一个从学习模仿到借鉴创新的漫长过程。
崇佛、抑佛之争
据记载，第一个将佛教带进日本的是中国南粱人司马达。他于522年在日本的首都奈良建起一座简陋的草堂，在里面安置佛像，每天礼佛。当地人见到以后，不明白那是什么，只是简单地把它看做外来的神，不予理会。直至552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派使者给当时的钦明天皇送来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金铜像，日本人才第一次正式地观察和研究起这个外来的神像究竟是什么。
据说，钦明天皇拿到这份礼物后，立即犯起愁来，不知如何处理，便询问群臣。当时大和国掌权的两大贵族分别是苏我氏和物部氏。苏我氏的代表苏我稻目思想比较开放，他认为佛教源自印度，而后又传入中国，进而传入朝鲜半岛，教众无数，自然是有其独到之处，所以主张日本也供奉佛祖，好与周边国家保持一致。而物部氏的代表人物物部尾舆思想则比较保守，他认为日本自有本民族的神，现在要是无端请来外族的神，势必会引起本民族大神的不满，从而降罪。这两大派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间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钦明天皇最终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那就是请苏我稻目把佛像带回家去，先行供奉，看看结果如何。其实，就是拿苏我稻目做个试验，试验成功，就在全国推行佛教；试验不成功，就把这个佛像当做一件艺术品放到皇家仓库里去。
苏我稻目非常同意这个方法，于是就欢天喜地地将金铜佛像拿回家去，并将自己的一处私宅改为佛寺，发动全家人一起拜佛诵经。一段时间后，苏我稻目又自掏腰包在京城附近广修寺院，发动更多的人参拜佛祖，其目的就是在日本形成全民崇佛的胜景，给物部氏施压。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苏我稻目的愿望就要成真的时候，日本突然流行起一种瘟疫，很多人因此丧命。物部尾舆就乘机报告敏达天皇（此时钦明天皇已过世）说，这是本国大神对苏我氏的惩罚，请求天皇立即停止试验，并把佛像扔到难波（今大阪）的河流中去。敏达天皇听从了他的意见，毁掉了佛像，继而又将苏我稻目建起的伽蓝寺院烧掉，查封了各地的大小佛寺。苏我稻目见此状况，一时难忿，抑郁而亡。佛教在日本落根的第一步失败了。
得到统治者认可
577年，百济国再次派遣使者来到日本，这次进献的不再是佛像，而是佛经和造佛像及寺院的技工。继承父志的苏我马子见机又在日本掀起崇佛浪潮，而老冤家物部尾舆的儿子物部守屋也不相让，继续抑佛。苏我马子刚把佛寺建好，物部守屋就带人把佛寺给砸了。佛寺被砸之后，瘟疫再度发生，敏达天皇也患上了传染病。苏我马子便乘机回将物部氏一军，说正是因为物部守屋擅自砸佛，得罪了佛祖，天皇才有此业报。病入膏肓的敏达天皇听了后，立即撤销了之前的禁佛令，要求苏我马子赶紧重修佛院，诵读佛经，为天皇祈福。这是佛教第一次得到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自此佛教便在日本扎根。
敏达天皇最终还是因为瘟疫不治而亡。他死后，苏我马子联手敏达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外甥女额田部皇女（即后来的推古天皇），除掉了物部守屋，成为日本大和朝廷最大的权臣。苏我马子掌权后，支持推古天皇登上王位，而后者刚一即位就任命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一样都是崇佛派的代表人物，他摄政以后，立即下诏在全国传播佛教，并将敬奉佛祖写进《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二条。圣德太子命令大臣在朝堂上讨论佛经，并礼请百济、高句丽等地的高僧来日本为贵族子弟讲学。为更好地弘扬佛法，圣德太子还派遣学问僧随小野妹子入隋留学。就这样，在圣德太子的极力倡导下，日本社会上层首先形成了崇佛、敬佛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很快随着寺庙的不断兴建延伸至民间。
从“学中国”到“去中国化”
圣德太子之后，佛教在一代又一代继任天皇的支持下，发展势头丝毫不减。等到了奈良时代的中期，佛教到达了第一个高峰期。这时，大量的日本学问僧不惧生死，随着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求法，而中国的一些高僧也以大无畏的精神乘风破浪来到日本弘扬佛法。双方的交流使日本的佛教从早期的重视寺院兴建转化为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和引入，出现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六家宗派，史称“南都六宗”。“南都六宗”基本全部传自中国，本身创新极其有限。
奈良时代的佛教和政权联系比较紧密，僧侣常常卷入政治斗争中，这给日本佛教的发展埋下了隐忧。这也导致在奈良时代末期，随着战乱频仍，人们对奈良朝廷失去信心的同时，也对佛教开始有所排斥，曾经香火鼎盛的寺院逐渐门庭冷落。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日本进入平安时代。此时，佛教依然备受推崇，但有鉴于奈良朝佛教徒乱政的经验，天皇开始对佛教进行一系列整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本土佛学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重视教义研究的天台宗和重视修行的真言宗得到朝廷的重视，迅速发展起来。
天台宗由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此后，最澄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以《法华经》为基础，将天台宗、禅宗、密宗和大乘戒融会贯通，实现了“四宗合一”。真言宗原是密宗的一种，由空海和尚从中国引入。引入后，空海对其进行了改造，在中国密宗的基础上创立出“三密成佛说”，即完成“手密”、“口密”、“意密”便可成佛。真言宗吸收了神道教的一些思想，强调成佛时咒语的影响，这与中国密宗已大不相同。最澄的天台宗、空海的真言宗，开启了日本佛教“去中国化”的历程，也掀起了日本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自成体系
平安时代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频频发动针对旧贵族的战争，社会秩序再度动荡起来，佛教也受到波及。为求自保，许多寺院养起了僧兵，但很快就失去了对僧兵的控制，他们杀人放火、争权夺利，比之世俗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日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远离此地、寻找净土的美好愿望，这给日本净土系宗派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日本的净土系宗派主要有净土宗、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三种。其中，净土宗后来又分离出净土真宗。净土真宗是日本特有的净土宗派，创始人叫做亲鸾，是净土宗创始人源空的关门弟子，撰有《教行信证文类》六卷。净土真宗在教义方面不同于其他净土系分支，强调修行的诚意，不拘于形式，所以教众甚广。
比净土宗稍晚兴起的是禅宗，此时日本已进入幕府时期。幕府将军十分欣赏禅宗以心传心、见性成法的修行方式和清淡寡欲、视死如归的修行宗旨，所以大力推广之。禅宗是由荣西和道元从中国引入的，前者在中国禅宗的基础上开创了临济宗，后者开创了曹洞宗。临济宗的信徒多为将军和武士，曹洞宗的信徒则多为地方农民，这种明显的区分，使日本产生了一句“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谚语。禅宗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都是由此而发。此外，日本在这段时间还独立发展了一种日莲宗。其创始人日莲十分推崇《妙法莲华经》，认为此经才是佛家正宗，因此与其他派系发生了很多冲突。
纵观这一阶段的日本佛教，虽然与中国佛教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经是自成一系，大致勾勒出了日本现代佛教支系的版图。
德川幕府时代，佛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等到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为建立国家神道，强制“神佛分离”，使各地掀起了沸沸扬扬的“废佛毁释”运动，日本佛教遭遇了自其传入以来最严厉的打击。然而千年发展铸就的基石不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时至今日，佛教仍是日本民众最信仰的宗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