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济南的某些进步青年见面常窃窃私议，说日本侨民里边有反战人物，为首的名叫大山冈，此人原是日军宪兵，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被开除；他当上了铁路局职员后，着手开展“反战”斗争，如今已联合某些中国抗日青年成立了叫“中日青年联盟”的秘密组织，并与八路军接上了关系，等等。
不久，济南街头不时出现“反战”、“抗日”的标语，署名都是“中共宣”。于是，他们更加信以为真，有的还到处打听，希望能加入“中日青年联盟”。
其实，这是日军第十二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设置的圈套，目的在于发现和围捕日本反战人士与中国抗日青年，并进而消灭八路军。
大山冈倒是确有其人，但真名叫深谷义治。此人的经历与风传的正好相反。1937年12月，他应征入伍为上等兵，因在侵华战场上作战勇猛，头脑灵活，特别是对天皇非常忠诚，而被上级看中，选拔进“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对外称西村部队），接受正规的宪兵训练。课目计有：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反谋略，等等。1940年夏，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宪兵特高课。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所谓的“中日青年联盟”。
由于他善于伪装，出手不凡，接着，上级又交给他特殊任务，冒充中国人，伪造“北海币”（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此，上级允许他可以娶中国女人为妻。
具体做法是，深谷义治化名牛振业，商人身份，以受命为北海银行制作一批北海币为名，偕“中日青年联盟”成员李嘉武同赴上海。任务完成后杀李灭口。此外，最好在上海娶到中国老婆，以便日后领受更艰巨的任务。
1943年夏，牛振业与李嘉武抵达上海。李是抗日进步青年，只知为北海银行印制一批北海币就是为抗日出力，所以全力以赴。他在上海有一些社会关系，很快物色到图画、制版方面的技工，请他们按北海币1元、5元和10元的票面去做。当然，事无巨细他都向牛请示汇报，并向牛领取活动经费。
牛的精力主要放在物色合适的印刷厂和合适的中国女人。前者，他与日本人开的友美洋行所属的印刷厂达成了协议。当李交来制版后，三令白纸很快便变成了“北海币”，并由济南第十二军派专人来沪作为军用物资由汽车运归济南。至于后者，他不能请人介绍，必须靠自己去物色。这个中国女人漂亮与否并不重要，稍具姿色，与他的商人身份相配就行。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出身穷苦，如今家境欠佳，便于他花点钱即能娶到手；二是文化水平低，头脑简单。
应该说，这样的女子在娱乐场所里是不少的，牛便天天上舞厅，先是各家舞厅都去，渐渐他只光顾一家三流舞厅，盯上了舞女S， S符合他的两条，特别是头脑简单，牛说什么，S都信以为真。比如他中国话说得不那么流利，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长期生活在北方，所以只会说北方福建话。S是上海人，根本不知北方福建话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就相信了。再比如他偶尔会漏出一两句日本话，就谎称常与日本人谈生意，学会几句，等等。总之，他进行得很顺利，当假币印制完毕后，他与S也把终身大事讲定了，不日即返沪与她同居。
这批假币用来破坏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经济，且牛振业在上海去舞厅、娶妻等活动也是机密，所以，李嘉武刚回到济南，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来自泰安的日宪兵抓走，并很快予以杀害。
纸包不住火，渐渐的，大山冈、牛振业的真实身份还是有所暴露，“中日青年联盟”混不下去了，特高课就命深谷义治主持战俘的感化工作。
日军第十二军对抓到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战俘，本来一概关进名为“救国训练所”的集中营，加以折磨迫害。现在改变办法，要深谷完成两项任务：一、以战俘为劳力榨取经济利益；二、物色变节者加以训练供日本特务机关使用。
很快，深谷从上海南阳桥购来一批织袜机，开了家“亚蒙袜厂”。凡是他认为有可能“感化”过来的战俘，就招进厂做工。“感化”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战俘嘴里窃取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机密；二是促使变节当汉奸。
深谷受过专门训练，且几年来一直伪装“进步”，在进步青年中招摇撞骗，已总结出一套经验，所以，他的“感化”工作做得要比别的日本特务“高明”些，那就是既赚到钱，又“感化”了几个变节者。为此，上级予以嘉奖后，又委以重任，命他去策反中国抗日部队。
当时在胶东半岛的抗日部队，国共双方都有。前者如海阳陈毓堂的部队，有几个团的实力。后者如许世友领导的部队，打得日伪简直闻风丧胆。深谷知道对许是泼不进水的。他看中的是陈毓堂。
不久，陈率部投向了日军。上级又给深谷记了一功。
战争形势对日本日益不利，第十二军接到东京大本营密令，要该军推荐出众的“中国通”回国加以深造。
深谷义治表现出众，且在上海娶了中国老婆，有很好的掩护条件，自然榜上有名。1943年底，他在济南突然消失，偷偷地回到日本，进东京中野区陆军宪兵学校举办的“反共谍报专门人材训练班”。全班学员共137名。受训课目除谍报专门知识技能外，还有国际法、气象测定、剑术柔道以及机械、电气、摄影等谋生本领。
1944年5月，深谷受训结束，即回老家向父母兄弟姐妹告别，然后寄钱到上海，说即将来上海定居经商，要S设法为他在上海报上户口。不久，S果真为他搞到了上海特别市第二警察局颁发的居住证，姓名改为“尤志远”，当然是中国籍。
从此，深谷便蛰伏于北平日军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部，待命而动。有时他到上海看望妻子儿女，就用尤志远的名字，对S说是经商路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华北派遣军即作出潜伏部署，声称日本“几年后必卷土重来，要求各军参谋部选择对象，个别谈话，布置潜伏任务”。“个别熟悉中国国情、精明能干、中文好的，隐瞒国籍，以商人面目居留下来”。
深谷符合上述条件，又接到专门指示：
一、隐瞒身份潜伏，不操之过急，要长期打算；
二、中日贸易就会恢复，通过贸易渠道再联系，接受指示；
三、如环境不利，可独断行事；
四、设法找到合法职业，或与中国人合伙开商行；五、不多与日侨往来。
北平宪兵代理司令伴部大佐、情报课长稻田少佐亲自与深谷面谈，要他三年后每年以“尤志远”的名字在上海报纸上登一次商业广告；立即向横滨正金银行北平支店长领取活动经费；最后，取出深谷义治的个人档案，要深谷自己处理。
深谷当即烧毁了自己的档案。在领取活动经费时他要了一些白金、黄金和美元。然后，剃光胡须，离开北平，沿津浦路南下，于10月上旬抵达上海。
从此，日本人深谷义治不存在了，至少是暂时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中国人尤志远。有关他的历史也改为：籍贯福建；父母是在日本做棉布生意的华侨；他是归国华侨。
几年里，他的经商活动大致如下：
先以归国华桥身份与人合开钧昌银号，自任襄理。出于间谍纪律的需要，与人合作不宜长久，所以不久银号歇业关闭，他独自经营金银、外汇买卖，做了一段日子又停掉改做五金旧货生意，最后开了一家电器小厂。他有技术也有资本，不求大利，只求维持全家生活。这一点，他做到了。
在待人接物等方面，他对自己有种种严格的规定。比如日本人从小穿木屐，两脚趾分得较开，为防止被中国人看出来，他就绝不上公共浴室洗澡。再比如他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他就在北方人面前讲南方话，在南方人面前说北方话。此外，诸如行礼、写字、点钞、洗脸、走路等方面，他也反复苦练，尽可能与中国人差不多。此外，他凡事忍让，不与人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是有“大谋”的，自然要“忍”，装成一个老好人。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平平安安，什么也没暴露。不料，共产党坐天下了。以前他在山东与共产党较量过，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因而一切更加小心谨慎。比如，按约定，现今他应该每年以“尤志远”的名义在上海报纸上登一次商业广告，他觉得不宜轻举妄动，而必须做个“顺民”，不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也规规矩矩，努力经营电器小工厂。接到外省市的订货，他必按时按质交货，并尽力解决客户生产技术上的困难。几年下来，他居然收到了不少感谢信和表扬信。北方一家国营厂，还有意于聘他当工程师。
尤志远觉得时机已到，他开始活动起来。
50年代中期，中日民间往来增多，通商贸易也有较大发展。尤志远就常到访华日本人出没的场所走动，找日本人交谈。交谈中，他与一个日本中年男子G交上了朋友。G原是日本陆军军官，战后在美军某机关工作，他来中国不是做生意，而是“考察”。当然，交流是双向的，尤志远也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求G回国即向有关方面报告。
不久，G来信告知，已联系上了。尤激动万分，为了能给新的上级一份像样的见面礼，他决定应聘去北方那家国营厂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上海公安机关闻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气味，特别可贵的是，收到几封揭发信，说尤志远是日本人，真名叫大山冈、牛振业、深谷义治，以前一直在山东、北平活动。公安人员拿了尤志远照片去实地调查，很快查实，尤志远是日本人深谷义治。
一个日本宪兵军曹，特高课的特务，长年冒充中国人，又竭力想混进国营工厂，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958年8月6日，尤志远乘上北行的火车，正准备去那家国营厂报到之际，上海公安人员把他从火车上“请”了下来。
这下，深谷义治又活了过来，他很快坦白交代：
“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我有罪，我不是中国人。”
不久，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深谷义治无期徒刑。
深谷没上诉，而是老老实实服刑，并写了十余万字的自白书。
1978年10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按深谷的悔罪服刑良好表现，依法裁定“对被告深谷义治提前释放”。
上海有关部门并批准深谷的中国籍妻子和四个儿女随深谷去日本。
深谷表示“要永远记住历史教训，把余生献于中日友好事业”。
把一个埋藏十三年的日本潜伏间谍挖出来，并改造得有良好悔罪表现，当然也有意义，但最大的意义在于警示：以前日本不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即使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还布置长期潜伏间谍，妄图“卷土重来”，可见亡我之心已根深蒂固。
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已恢复正常化，中日关系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但重提此事，恐怕并非全属多余。对这个邻邦，我们是应该多多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