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史学家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不一而足；占首位者在于推翻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此后，中国无人敢称帝，称帝必败。换言之，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思想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
排在第二位的，似乎是他的平民主义思想，即使在生活小节上，也处处显出伟大的人格力量。
对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说，衣食住行往往归于生活小节一类。社会心理总认为大人物理应比一般人生活得好，只要不过分奢侈挥霍就行；如果也讲究节约俭朴，那就近乎发生奇迹一般，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孙中山就是这奇迹的创造者，生活上始终平民化，于是赢得了广大平民加倍的尊敬与爱戴。
下边，我们不妨看看这位伟人在上海的一些生活细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翌年元旦，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他在上海荣昌祥西服店定做过几套西服，一穿就是十来年。当他再次光顾荣昌祥时，店员以为又来了西服生意，不料孙中山让卫士打开一个包袱，抖出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店员以此为蓝本，按他的设计意图作些改造，做出一套直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不久，孙中山来店试穿，认为服式简朴庄重，胜于西服，称得上价廉物美。后来即以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为中山装。
为设计中山装，孙中山颇费过一番心思，例如袋盖取倒山形笔架式，意味着重视知识文化；七颗纽扣改为五颗，则象征五权宪法，等等。当他穿上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还说过总结性的话：“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
从此，这套中山装一直伴随着他，在讨伐陈炯明叛变的战场上，在改组国民党的“一大”会场上，直至1924年冬北上，途经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孙中山一直穿着这套中山装。由于革命领袖的提倡，中山装就成了中国男子最通行、最喜欢的服装。
应该说，其中省钱是一大考虑。
为了穿衣少花钱，孙中山很少做新衣服。一天，永安公司经理郭彪发现孙中山没有像样的冬衣，就做了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派人送到莫利哀路29号。当时孙中山不在家，就由卫士马湘代为收下。孙中山回来知道后，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去还给他吧。”几天后，郭彪来访，孙中山就当面向他解释：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将赚得资金拿来办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
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
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中国积弱，积贫，老百姓为了维持生活，必须节衣缩食。孙中山深切了解民生疾苦，所以不但不沾烟酒，不近女色，且凡事能省即省。他当上大总统后，总统府里有些官员以前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养尊处优已成习惯，每餐菜金定得很高，要三块钱，按理大总统应该吃得更好，但孙中山自定每餐四角钱，吃些豆芽、猪血等菜肴，还说这些菜如何如何有营养。在家里他更注意节约，卫士、秘书、仆人加上他们夫妇俩，每天菜金却不得超过两块钱。一天，曾当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留下吃饭，孙只得加菜，命仆人去菜馆买来一只卤水鸡。不一会儿，唐把鸡吃完了，就等着，以为后边还有别的菜。孙看出来了，问马湘：“还有什么菜？”结果马湘去厨房端出一些咸鱼。唐边吃边说：“我吃惯了，一只烧鹅，我一餐可以吃完，因此家里只有几口人，每餐菜金就得十块钱。”
这样的事一多，来客都有了思想准备，留下只能吃家常便饭。有一天，伍廷芳、伍梯云与唐绍仪等来谈事情谈晚了，孙中山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便推辞道：“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从日本回上海，住在环龙路（即今南昌路）63号。一天，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访，临走拉住马湘问：“孙中山先生的房子太不像样了，是他自己的吗？”马湘告以实情，是租来的，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四位华侨听了大为吃惊，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
他们这回来上海想投资办化妆品厂的，有些股东也在上海，四人就在股东会议上提议送一幢房子给孙中山，大家通过后就买下莫利哀路29号。那是一幢带网球场的花园洋房，一切布置妥当后，四人又来拜访孙中山，经再三恳切说明，孙才答应收下。
卫士们感到苦恼的另一件事，便是孙中山没有自备汽车，给保卫工作增加困难暂且不说，有时还遭人白眼。一天，一位美国中将请孙中山去他家赴宴。孙由马湘陪着雇马车按时前去，不料半途车轮脱轴，且天下大雨，马湘便打开一顶雨伞与孙中山步行。抵达目的地，马湘上前按铃。门开了一道缝，随即门又关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马湘从矮墙往里看，见台阶上有个外国人，便用英语喊道：“孙博士来了。”那个外国人立即奔过来开门，并与孙热烈握手。进去后，门房问马湘：“孙博士是谁？”马湘答道：“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他就是孙文。”门房十分惊讶，说：“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来访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听到汽车响声，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开门。”马湘为了顾面子，只得谎称：“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所以改为步行。”
餐毕，美国将军送客出来，并表示要用汽车送孙中山回家。孙答道：“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
这时，雨停了，孙中山便与马湘步行回寓，省下了这份车钱。
有一天，孙中山偕夫人由马湘陪着，步行到棋盘街旧书店，选购了一批线装书。马湘用包袱布包好书后，说：“先生，可否雇一辆马车回去？”孙点点头：“好，这么重的书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他一摸衣袋，发现带来的钱全买了书，已身无分文，就问宋庆龄有没有钱？偏偏宋身边没带钱，最后马湘从口袋里找到了4角钱，才雇了辆马车回去。
为了节省车钱，步行是常有的事。一天，孙中山与马湘步行至愚园路，孙突然指着路两旁的洋房，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以上俭朴事例，不限于上海，也不限于他的晚年时期，实际上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一直自奉甚苛，自律甚严。一位长期追随他的日本友人宫琦寅藏看得分明，在其所撰《孙逸仙其仁如天》一文中指出：“若是为了帮助穷困朋友们，或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孙先生是相当敢用钱的，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朴素而简单，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钱。有电车的地方，他一定坐电车，就是坐小包车，也是算得很精，从不随便乱花。”
然而，也有人不信，甚至以为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理由是孙中山经手的款项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他从中拔几根毛就能过上富裕生活，难道他真能一尘不染？不可能！
更有甚者，还在华侨中散播谣言，说什么“孙某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里已经发大财了。”谣言不胫而走，有的华侨听了将信将疑；有的认为无风不起浪，很可能是事实；当然也有人坚信孙的高尚人品，认为绝无此事。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他们漂泊异国，吃尽千辛万苦才有了点钱，他们捐钱资助革命，是希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使中国强大起来，使海外的炎黄子孙不受歧视欺凌。如果他们捐的血汗钱进了孙的个人腰包，那是他们万万不能答应的！
事关重大，华侨们决定进行实地调查。
1907年秋冬之际，几位华侨来到香港九龙孙家，经过明察暗访，一切水落石出，孙家过的是苦日子，孙中山没贪污一文钱。他们还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内称：孙中山之胞兄孙眉原在夏威夷经营农牧场，不但要赚钱养家，还常常资助弟弟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夏威夷当局改订租地条例，没收孙眉的农牧场，孙眉不服，向法院起诉。1907年春，法院驳回起诉，孙眉陷于破产境地，不得不去越南找孙中山寻求援助。当时，孙中山因钦、廉、镇南关起义在即，经费紧张，根本没法帮助乃兄。孙眉无奈，只得留下孙中山之子孙科在夏威夷继续上学，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其中包括母亲杨氏、孙中山内眷卢慕贞母女三人。他们在九龙牛池湾租房数间，借钱经营小农场，种植果菜，饲养鸡豚，连“土木、缝纫琐事，亦多躬自为之”，此外就“别无所有”了。
这就是说，孙中山不但没把革命经费拿回家去，连自己的老婆儿女也是靠哥哥养活的。
调查加深了华侨对孙中山的了解和信心，从此被孙誉为“革命之母”的华侨对革命更热心了，不但慷慨捐钱，还鼓励华侨子弟直接投身革命。
孙中山没辜负华侨们对他的深深信赖，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始终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以颤抖的手签署的家事遗嘱可资佐证：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若问其所以然，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历史档案中有一条记载概括性很强，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12年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大勋位，孙中山电辞称：
“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
可以这么说，这是两袖清风、俭朴一生的思想基础——平民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