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尔翻到一张老照片，是一张“老刀牌”香烟纸壳，图案背景是：蓝天、碧海、船舷、缆索、绞盘，正中站着一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头裹布巾，足蹬长靴，敞着露出黑毛的胸膛，右手插腰，左手拄着长刀，腰间还插着匕首，凶相毕露，狰狞可怕。烟壳上印着英文PIRATE（海盗），下面是cigarettes（香烟）。
分明是“海盗牌”香烟，不知为啥商家通称“老刀牌”？它是在中国烟草市场横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热销产品，生产厂家是英美烟公司。
一见到这熟悉的烟盒照片，我仿佛碰见了老相识。我儿时常常为父亲到烟摊上去买这种香烟，它是当时的低价烟。据天津老人们说，当年拉车的、卖菜的、贩鱼的，一切出卖劳动力的人，都吸“老刀”烟，一个小烟摊一天卖不出去两盒“大前门”，但能卖五十盒“老刀牌”。画面上的持刀大汉，有人说是葡萄牙海盗，有人说是西班牙海盗，无法考证。反正当时凭着海船和利刃征服世界，是一种“时髦”。所以，民间普遍叫“强盗牌”香烟，只有商店的水板上写着“老刀”。
我给父亲买回香烟，一路上总要反复观看那大汉的模样，他是“洋强盗”，凶巴巴，恶狠狠，仿佛赤裸裸地向人们宣称：“我要抢光杀绝！”看啊看的，总要吓出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外国人为啥要选择这么个吓人的商标？好像是炫耀，又像是示威。据说，“老刀牌”香烟解放后改名为“劳动牌”，仍旧那么便宜，70年代每盒0.17元，我下放劳动时，一直抽这种烟，很凶，但比草纸卷生叶烟好吸。
如今，看到这“老刀牌”烟盒，不由得使我想起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和南洋烟草公司。
简氏兄弟是广东南海县黎浦乡人，家境清贫，17岁的简照南到香港叔父开的瓷器店里当学徒，以后他叔父派他料理日本瓷号的生意。1893年他将弟弟简玉阶带到日本瓷号，帮助抄写电文和记账。第二年，简氏兄弟就在日本神户自立门户办起东盛泰商号，经营瓷器兼布匹批发。随后又在香港开设怡兴泰号，由简玉阶主持，贩运土洋杂货，来往于香港、日本、暹罗（泰国）之间；简照南则管理从越南到缅甸的顺泰轮船公司，几年辛劳经营，成为富商。
这时，简照南曾购置“广东丸”轮船一艘，因为当时中国人不能领公海航行执照，就在日本注册，他也加入了日本籍，取名松本照南。不久，这艘轮船失事沉没，他也就放弃了航运业。
这时，洋商的香烟（当时称为纸烟）在中国是畅销商品。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办英美烟厂，华商也纷纷办烟厂，如上海的“三星牌”，北京的“大象牌”，香港的“朱广兰牌”。怀救国之抱负，应社会之需要，简照南转向研究烟草，并前往英国伦敦，在一家大烟厂里，做了两年工人。1904年，简氏兄弟决定办烟厂，从日本购买了四台蝴蝶式卷烟机旧货，从亲属朋友中筹资10万港元，于1905年创建南洋烟草公司，厂址在香港鹅颈桥，并向港英当局注册。
经过不断改进品种，南洋烟草公司的“白鹤”牌香烟，颇受消费者欢迎，打开了市场。然而，在港英当局的鼻子底下，公然和英美烟公司唱“对台戏”，这无异是“叛逆行为”，触犯了殖民者的大忌。英美烟公司借口“南洋”纸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烟公司的产品相同，以“影射罪”，一张状纸告到香港巡理府。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历史上写文章、著书立说有“影射罪”，加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类的指责，以清代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为最。但是从未听说过工厂制造的产品也有“影射”之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荒谬的是，港英巡理府竟然接受了英美烟公司的诬告，派出巡警，强行集中南洋香烟，在巡理府前广场上，一把火烧个精光。简氏兄弟受到致命性的损失。
简氏兄弟没有服输。他们中止生产“白鹤”牌香烟。又推出“双喜”、“飞马”牌香烟，质量上乘，价廉物美，但英美烟公司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双喜”牌香烟遭受到“白鹤”牌同样的命运。南洋烟草公司前后开工仅13个月，就负债10余万港元。简氏兄弟卖掉怡兴泰号抵债，但还不够，最后只得宣布南洋公司清账拍卖。
但当时简氏输得那么惨，谁也不敢再去摸一摸英美烟厂的“老虎屁股”，所以无人愿出价承买“南洋”。而简氏兄弟以他们那岭南人的倔脾气，栽得头破血流，还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借筹资金，以叔叔简铭石的名义买下，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易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筹资13万港元，其中，简氏家族占有股份94.2%，于1909年2月正式营业。为了还债，简玉阶跑到南洋一带经商。在1910年、1911年两年中，盈利6万多元。
辛亥革命后，南洋华侨爱国心受到鼓舞，国货畅销，仅爪哇一地，月销“飞马”烟1000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1912年到1914年获利30余万港元。1915年冬，南洋兄弟烟厂扩大规模，共有卷烟机24架、切烟机12架和大小附属机器60余架，职工1200多人，日产卷烟100多箱，在新加坡、曼谷以及广州、天津、汉口等地设立推销分局，并于1916年在上海设立卷烟厂。从1916年至1918年，每年盈利百万港元以上。
经商之道，在于善于把握瞬息即逝的有利时机，简氏兄弟深谙其中三昧。他们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排除英美烟公司的压力和种种伎俩，于1919年向社会招股，资本额扩大到1500万港元，社会各阶层投资附股者极为踊跃，其中简氏家族占有股份60.6%，先后在香港、上海、汉口设厂，并创办与卷烟配套的锡纸厂、印刷厂、造纸厂和制罐厂；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坊等烟草产地设厂收烟叶；全国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各地，几乎都有他们的销售机构。公司所属各厂共有职工万余人，从1920年到1927年，年产值达2500万到3600万元之间，成为当时我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
但是，即使如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是在洋商的胁迫下惨淡经营。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始终笼罩在英美烟公司的庞大阴影之下，这家外国企业就像它的“老刀”牌香烟盒上的图案一样，霸气十足，惟我独尊。当年洋务派健将盛宣怀，算得上是个人物。他有着“太子少保”的显赫头衔，“精通洋务，深悉商情”，在官商两界都是个惹不起的角色。他在上海开办的三星烟厂，曾一度要同英美烟商“比赛”，生产“罗汉牌”香烟来对付“老刀”牌。当时中国是个佛教徒众多的国家，罗汉，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但至高无上的“罗汉”，却斗不过杀人越货的“强盗”，三星烟厂“为英美烟公司跌价倾轧，尽致亏损”，老谋深算的盛宣怀不得不鸣金收兵，同时倒闭的华商烟厂有20余家。
英美烟厂财大气粗，咄咄逼人。整不垮斗不倒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寥寥可数的幸存者，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1914年，英美烟商派出买办邬挺生做说客，与“南洋”谈判收买企业。当时“南洋”资金约50万元，对方愿以一倍的价钱即100万元收买。简氏兄弟却要价300万元，而且提出“自行支配这笔资金，任何人不得过问”的条件。也就是说，说不定我再办个烟厂，还要跟你斗！以借口托词使对方“免开尊口”。
但英美烟商并不死心，1917年2月又派说客登门，这一回，简玉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里话。他说：如果合并，“英美烟公司占百分之六十股份”，“实际上授他以柄，大权悉由彼操……名为合并，实则无异于战败国之屈降”。任凭你口吐莲花，我纵然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誓死不降！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铮铮骨气。简玉阶还说：“盖吾国实业之几微，今日稍能与外人竞争，为全国人注目者，以本公司为最；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
这番话是否“偏激”？我不知道。但我每读至此，总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是一个弱国但仍保持着自尊自信的企业家的声音，是港英当局当年那两把火“烧”出来的。我至今不解，为什么英美烟商容不了它周围有中国烟厂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连从大锅里分得“一杯羹”都不行？这岂不是过分霸道了一点？物极必反，简玉阶的这一番话，赢来了全国一片喝彩。
从此，英美烟商和“南洋兄弟”势如水火，脱下绅士们谈判的礼服，施展出十八套招数。先是操纵舆论大做广告，用送彩票、送礼品等方式吸引顾客，削价倾销，这当然是“老招数”。接着，他们又采用控制代销商，对兼营“南洋”香烟的商号进行恐吓、威胁，取消代理资格，摆出一副“有你无我”的架势，以阻塞“南洋”香烟销路。这还不够，他们挟着雄厚的资金，将市场上销售的“南洋”香烟全部收买过去，堆藏在仓库里，等到发霉变质，再大量抛向市场……在印尼雅加达，他们收买了仓库管理人员，唆使他们把“南洋烟”搁置到发霉再卖出去，以此破坏“南洋”信誉。
他们还有特别厉害的“绝招”：英美烟公司以简照南曾加入日本籍为由，造谣说“南洋”香烟是“日货”，南洋资本是“日本资本”等等。正如后来有人动辄给人扣上“国间谍”、“特务”等一样，不过那是政治上的排除异己或思想方法上的简单片面，像英美烟商在市场竞争中给人扣上“里通外国”罪名，实属罕见。所以，简照南于1919年5月前往日本，办理了脱离日本国籍的手续，回国后立即发表声明，恢复中国国籍。
市场竞争，令人触目惊心。但说到底，这是一场扼杀和反扼杀之争，风度翩翩的外国绅士，当称霸意图不能得逞时，图穷匕首见，他们所施出的“下三滥”手段，丝毫不输于市井无赖。1923年10月，53岁的简照南病逝，由简玉阶继任公司总经理。
简玉阶顶住了一场又一场狂风恶浪，经历了几起几落。当局新增“纸烟特税”，以后税捐逐年加重，中外卷烟工业税捐负担差距拉大，在和英美烟公司的市场竞争中，“南洋”处于不利地位。加上机构庞大，简氏家族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舞弊现象严重。因连年亏损，尽管生产规模不断收缩，但仍无法挽救企业厄运。1936年，当公司财务周转不灵时，简氏家族终于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宋子文官僚资本的合作，宋子文以低价收买了简氏家族的半数股权，由宋任公司董事长，原财政部卷烟统税处处长程叔度任总经理，而简玉阶则成为徒有虚名的董事、设计委员。从此，“南洋”企业实权一直为官僚资本所把持。
简氏兄弟和洋商斗了30多年，跌倒了再爬起，他们冲破外国烟草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挡住门前猛虎，而本来“坐山观虎斗”的恶狼却悄悄从后门溜了进来，吞噬被洋商咬得遍体鳞伤的猎物。“南洋”，对洋商的威胁挑战无所畏惧，宁折不弯，但，却栽倒在本国素以“父母”自居的官儿们手里。“南洋”的兴衰，证实了当年民族工业“防虎拒狼”的艰难和复杂。
说实话，对“官僚资本”，中国小民一向没有什么好感。
他们对外人卑躬屈膝，对国人则不择手段地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企业到了他们手里，就不再是发展生产的基地，而是成了倒买倒卖的黑窟，制造腐败的渊薮，但他们也为自己挖下了坟墓。
有些成功的企业家就稍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看透了“世情”，洞察官场和商场的千姿百态。他们对洋商和官僚始终是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处处待之以礼，时时持之以节，这需要娴熟的处世技巧，故世人称他们“圆滑”，但在“圆滑”的后面，隐藏着辛酸和无奈，早年我曾听到一位资本家说过：“要生存，就得和乌龟王八打交道！”忿然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想像，在洋商和官僚的双重夹峙中，在守旧呆滞的习惯势力的汪洋大海里，对这些企业家个人来说，处境多难，内心多苦！而要保持住自己的企业，保持住人格的尊严，他们要攀登多少座火焰山，渡越多少条通天河？其艰难痛苦，远远超出了“卧薪尝胆”的范畴。
§§第四章 击楫中流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总会出现几个磊落、发愤图强的人物，且不说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就像晋代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故事，几乎也都家喻户晓。
史载，在西晋大动乱的年月里，矢志北伐收复中原的祖逖，他率领跟随自己逃难南下的同乡500余家渡江北上，船到中流，他眼望滚滚东去的大江，感慨万千，用力拍击手中划船的短桨，发誓说：“我祖逖立志北伐，如果不能扫清中原而凯旋归来，就让我如同这江水一样，有去无还！”辞色壮烈，震撼人心。
后人十分敬佩祖逖这种无畏的气魄。明末清初的孔尚任在名剧《桃花扇》中写道：“长江不限天南北，击楫中流看誓师。”不过话又说回来，等到要手敲短桨对老天爷发誓，也多少说明那个王朝距离倒台也已经不远了。所以南宋诗人范成大感叹道：“击楫誓，空惊俗；休拊髀，都生肉。”（《满江红·千古东流》）荒垒鼙鼓，危舟击楫，凄烈多于雄威，很有点慷慨悲歌的味道。祖逖孤军北上，同实力强大的敌人苦战4年多，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壮志未酬，病死于雍丘，时年56岁。
商场如同战场，但民族工业资本家却不同于祖逖。他们没有那种抛弃一切孤军誓师的勇气，更缺乏引吭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浪漫。然而，当船到中游，风急浪高，雨猛湍急的性命交关时刻，他们也会抱着有去无还的决心而背水一战。“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吼声”发自各阶层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这“吼声”造成一部分人的功成名就；这“吼声”，也铁一般地证实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凝聚力。
当然，拥有资产、一向瞻前顾后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是以他特有的市场竞争手段，来表达他“被迫着”发出的“吼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