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方的大老板们毕竟都是些聪明绝顶的人，他们并没有长期地停留在对华贸易的“初级阶段”。他们千方百计地物色在华利益代理人，利用中国的商业体系，不惜工本下水磨功夫来打开中国市场。他们的很多“招术”，也为后来的中国民族工业集团所借鉴并加以发挥。
例如，美国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除了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建设大规模的储存设施、严密控制中国代售商、印发小册子和招贴广告以宣传“美孚”的“红飞马”和“鹰牌”火油外，它还根据中国古代哲学家李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哲理，在上海、苏州、无锡、芜湖等城市，挨家挨户奉送一只“洋灯”。这种后来被称为“美孚灯”的“洋灯”，开始是马口铁底座、玻璃灯罩，可以调节灯光的强弱，显然比原来的油盏、红烛，要明亮、干净、方便得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有些农村供销社里，仍能买到这种“美孚灯”。
沪上很多老人回顾这些“洋推销员”送灯上门的往事时，往往称他们为“洋装瘪三”、“罗宋人”（犹太人）。其实不然。在美孚石油公司的美籍推销员中，许多人有大学学位，他们奔走于中国各地，用一口流利的华语和中国的三教九流打交道，深深地渗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通”。如后来成为南京政府的外籍顾问、斡旋于政府和各派军阀之间的风云人物孙明甫，最早就是“美孚”的推销人员。
美孚石油公司“欲取先与”的营销策略，开始要赔出血本，但不久就得到丰厚的回报。到1910年，“美孚”出口到中国的煤油，已占其全部煤油出口量的15%，超过了先它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国老牌的亚细亚火油公司。
如果说美孚石油公司以灵活的营销手段出奇制胜，那么，英美烟草公司攫取中国市场的成套招术则更加深沉、老辣。这家公司除了进口英国和美国的卷烟外，还在香港、上海等地办了6家卷烟厂，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又因享有治外法权而逃避大量直接税。1913年以后，英美烟草公司依靠中国的中间商，在山东向农民推广引种美国烟草，并向烟草产区出售烟种和化肥，使齐鲁大地成为它的种子、化肥市场和廉价原料的生产基地。这似乎是西方资本家们从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的开始。
“洋货”的倾销市场，开始是在城市。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却少得可怜。据美国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的统计：19世纪初，全国总人口3.5亿，城市人口约1200万，只占3%—4%；20世纪初，城市人口1680万人，为那时全国人口4.3亿的4%—5%；直到1938年，城市人口才增长到近273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5%—6%。何况，那时的城市经济远非“现代经济”，除少数富户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是旧衣布衫、粗茶淡饭，城市谋生艰难，对农业人口吸引力不大，更不是资本家理想中的销售市场。
在幅员辽阔的农村，农民对“洋货”，似乎怀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最初倒不是为了“爱国”，而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原有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譬如，你说洋布便宜美观，他说土布经久耐穿；你说用肥皂洗衣服方便干净，他说“洋胰子”洗衣服伤手，还是用砻糠灰水、皂荚水经济实惠；你说用火刀火石打火多慢？他说红头洋火一擦，“哗”的一声，弄得不好烫伤手；你说洋钉光滑轻巧，他说造房起屋修船就是要土钉，可以根据粗细长短要铁匠铺打制……
记得在1938年儿时逃难到苏北，那是离黄海边不远的一个小集镇，镇上三分之一的人家务农，其余的非农业居民跟农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靠收租谷为生的地主，也有从事其他行业但乡下有着几亩薄田，每年能收入几十担稻谷，日常口粮都是挑着稻谷到砻坊碾米，头砻牵下的砻糠拿回家烧锅烧脚炉，粗糠屑喂鸡，细糠屑做饼放在热锅上烘，当地名叫“嘴子饼”，很粗糙，但也甜香，孩子们抢着吃。粒粒稻谷，从里到外，一点都不浪费。炒菜时用油的多少似乎是衡量镇上人家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挑黄豆到油坊榨油，那豆油清醇浓香，当地人称之为“肥”，油榨上掉下的豆饼屑，滚烫，喷香可口，但冷却后只能用来喂猪或垩田。点灯的油盏里用的是棉籽油，很便宜，但点燃后冒起浓浓的黑烟。土布染色用不着进染坊，只要将积累的熟菱壳倒进锅放水猛烧，然后将土布放到锅里反复搅翻，那染成的颜色青里泛紫，还有点红殷殷的……
生活，就是凑合，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凑合过来的。
但是，也有不“凑合”的地方。一是做酒，即使口粮接不上明年麦熟的农家，新谷登场后几大缸“家制佳酿”却不能少；二是送礼，中国是“礼仪之邦”，孔老夫子的“礼”，到了民间，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交换，过年过节互送节礼，亲朋办婚丧喜庆，分别送上“贺仪”、“寿仪”或“奠仪”，主人借债办酒，客人借债送礼；三是“吃庙会”，赶庙会就是“赶吃”，斯时也，四方亲戚云集，八路好友汇聚，大碗酒，大块肉，一桌连一桌，连吃三天，其气势，其“伙食标准”，远远超过后来“大跃进”时“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
就是在这既“凑合”又不“凑合”的生活中，我度过了童年。当时，我害怕冬天的黄昏，我只能独坐在门槛上凝视一小方漆黑的夜空，寂寞像长了牙齿似的噬咬着心头；我害怕穿自染的土布衣裤，青一块，紫一块，灰一块，远看像是个花里胡哨、斑驳陆离的“怪物”。我喜欢常常吃喜酒，满桌美味佳肴，送了礼，不吃白不吃；我喜欢听那出会时伴随着神像的丝弦管乐，婉转，轻柔，使我几天中招待客人时端饭送水烧火洗碗的疲劳和厌烦，顿时在这阵阵虚无飘渺的乐声中烟消云散……
大概这也是一代人的“共性”：爱大哄大嗡地吃“大锅饭”，特别是“高标准”的“大锅饭”；托人办事不送点儿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尽管自己穷得叮当响，仍旧还要“打肿面孔充胖子”，想方设法自我陶醉，既多愁善感，又麻木呆滞……
这种在物质上以“吃”为主体（美其名曰“民以食为天”）、在精神上“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生活方式，对机器生产的商品需求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尽管当时的“洋货”铺天盖地而来，其中包括：带“洋”字头的，如洋纱、洋布、洋袜、洋油、洋火、洋钉……和不带“洋”字头的卷烟、肥皂、面包、饼干、奶粉、咖啡等等“洋货”，除了卷烟、煤油和棉纺织品（在其最终被中国国产布排挤出去之前）外，其他商品的销售，都只局限在少数几个城市。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即使到了1936年，中国（包括满洲）人均外贸额与其他各国相比仍然是很低的。”雄心万丈的外国大老板们，碰到习惯于“凑合着过”的几亿中国老百姓，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代从书本上知道，鸦片战争的炮火一轰，似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顿时解体”。其实并非如此便当。一种包括经济基础改观和生活方式变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不像从旧屋迁入新居那样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长达几千年的带有“特殊性”的农业社会里，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在鸦片战争以后，仍花了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云贵川少数山区，还存在着“男耕女织”与山外世界“老死不相往来”集族而聚的村落，在那里还实行以货易货的“互市制”。
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事情却了如指掌。他说：“对外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