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货，要从清光绪三十年（1905）说起。
这一年，美国政府颁布歧视旅美华工的规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5月10日，上海《时报》刊登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号召国人群策群力以谋抵制。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集议对策。闽帮商人曾铸登台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提出，以2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不删改苛刻的条例，建议全国商家誓不运销美货。
可是，到会的各帮商董还心存疑虑，尽管他们赞成曾铸的意见，但当形成决议、通电各埠需他们领衔签名时，一个个却“逡巡却顾，面有难色”。商人本就胆小，他们担心身家性命，一向不肯多管闲事。这时，曾铸捶着胸脯挺身而出，大声说：“这是公益事，并无风险，即使有风险，也不过是得罪美国人，要枪毙，我去！为公益而死，死得其所。”于是，这份由曾铸领衔的电文，迅速发往汉口、宜昌等21个城市。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先是上海美国人办的学校学生罢课抗议，很快上海滩成立了20多个抵制美货团体，有76个行业参加这些团体。广州成立了“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武汉、北京、天津和其他很多省市纷纷响应，掀起抵制美货的浪潮。
这只不过是“牛刀小试”，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气势和规模，但美国货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却一落千丈。这年12月2日的上海《时报》报道，“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面粉大为滞销”，原来上海各织布厂几乎“连年亏蚀”，抵制美货后，这些布厂“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而“登高一呼，八方响应”的曾铸，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以后，1908年，山东青岛爆发抵制德货运动；南方各省纷起抵制日货。1909年，东北三省又掀起抵制日货浪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生机。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立足于“国家富强，在于实业”。新政府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如建元改历、限期剪辫、保障人权、劝禁缠足等。
当时社会舆论对更改服饰的呼声很高，清代的“礼服”是长袍马褂，很多人提出用西装代替“礼服”。上海10多个与服装有关的行业（包括棉纺、丝绸工业），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积极推行在“服改”中使用国货，对纺织工业和服装行业来说，是笔大买卖。
1912年10月，参议院通过“服制案”。明确规定：各种大礼服、常礼服和大礼帽等，“料用本国纺织品”。这是政府对民族纺织工业的支持。
然而，更改服制，不像剪辫子、放小脚那么便当。那时，在人们想像中的“礼服”，是西方绅士参加晚宴的燕尾服，头戴像个小烟囱似的高呢帽，如用国产绸缎做这样的“礼服”，飘逸有余，凝重不足，而国产呢绒毛料的质量又“不过关”，需从西方进口。所以，沪军都督府商务总长王一亭，在发表的“通告”中说得很实在：
发辫固宜割截，礼服尚待磋商……曾见维新之辈，纷纷改效西装。国货销场日滞，银钱输入外洋……凡我同胞注意，其各猛省毋忘。
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先生们，常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写信，提出各种“易服”意见，孙中山则每函必复。总统给百姓复信，在中国并不多见。其实，总统和百姓都是人，彼此通信，属于人际正常交往。但中国是个惯于侍候皇帝的国家，总统相当于皇帝，皇帝来信相当于“诏书”，即使在今天有些人看来，仍非同小可。
但当时情况却并非如此。辛亥革命冲垮了千年奴性，写信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自称是“普通国民一员”，他的意见没有官腔，更没有教训别人的语气。他说，在前清，“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气。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在“服装改制”中，他只坚持一个前提，即，倡导国货，发展民族工业。在改易服式的办法上，这位革命领袖十分随和地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他认为选定服式的标准，应该是“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他很热心地将平时悉心研究服制的两位专家陈少白、黄龙生，推荐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当顾问。这件小事，反映了孙中山的民主作风。
不久，在一些学校模仿日本学生服装设计制服，直领，上装有三个口袋，名曰“学生装”；在机关和社会上，出现了上装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这些服装用的是国产布料，少数用国产粗呢。妇女穿旗袍，也是用国产花布或绸缎。但从未规定过统一的“礼服”，从今日的旧照片上，我们还可看到当时的官场盛典五花八门的衣着，有的穿中山装、学生装，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装，甚至有的还穿长袍……
辛亥革命后的政府，对支持发展民族工业不遗余力。在张謇任农商总长期间，曾提呈为推销“爱国布”（土布），请免土布税厘（免除税收），并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国货展览会。而孙中山则多次深层次地论及国货与洋货的销售竞争，正如人们给他的绰号“孙大炮”，对提倡国货直抒己见，他说：
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孙中山选集》下卷）
这番话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国货运动”，无疑是泼了一瓢凉水。孙中山的话，没有半句当时惯用的政治术语，丝毫不加修饰，但他说的是实话。国货产品只有在生产中不断改进，做到价廉物美，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跟，是发展国货生产的根本出路。过去是如此，今后更是如此。
当时工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不振工艺，不精制造，而徒倡用土货以示抵制，此无价值之言也”，土货必须“改良其形式，精美其物质”。有人认为，百姓不买洋货，只是“暂时之抵制”，只有“自兴制造”才是“真正之抵制”。一位资本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泰西各国皆以改良土货、抵制外货为立国之本……而实业未兴，空言抵制，不求诸己，奚以御人？”（《山钟集·振兴实业来书》）
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抵制洋货、倡导国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孙中山这样认为，不少有识的资本家也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