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永久黄”企业集团的创始人范旭东有句名言：“我们不是逃难，是创业！”
内迁较早的久大盐厂，迁到四川盛产井盐的自流井地区张家湾，从原来生产海盐改为生产井盐。他们利用久大内迁的103吨设备，于1938年4月开始筹建新盐厂，同年9月18日开工。
历史悠久的四川，有盛产食盐的自流井，但生产方式落后，用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老办法打井，开凿一口盐井需花10年至20年时间。久大盐厂内迁，成了四川惟一的制盐厂，久大从原来的“煮海”变成“煮井”，困难很多，当时的井盐商人为了怕“久大”夺取他们的“饭碗”，不愿将卤水供给久大煮盐。但久大盐厂一是公开制造技术，听凭同业仿效；二是接受同业委托，代为设计办厂工程。他们采用平锅制盐、减少煤耗30%；采取枝条架晒盐法，节约燃料；采用搭炉灶浓卤，提高热能；压制盐砖，便利运输；采用电机吸卤，提高卤水产量；提炼副产品，充实化工原料。
这一整套技术革新，提高了井盐的产量和质量，带动了川盐的发展，在抗战期间，四川和云贵诸省，从未发生“盐荒”，久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永利川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内迁到了犍为县五通桥，距自流井产盐区约200公里。永利川厂占地近千亩，他们历经艰辛，在这里办起路布兰法碱厂、植物油炼油厂、砖瓦厂、陶瓷厂、化工厂和煤矿，使这大片的荒沟僻野成了烟囱林立的工业区。当时办工业的条件极其艰难，造厂房需自己烧砖制瓦；没有燃料要自己挖煤；煮盐没有原料要自己打井取卤……
黄海化工社的科研，完全服务于实际需要。他们从云贵的铝矿，研究炼制铝氧；研究云南磷矿开发；研究川盐的增产和从井盐卤水中提取溴、钾、硼……使四川人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他们根治了四川的地方病——“痹病”。
“痹病”，是当时四川犍为一带多见的地方病，得病时，人会突然觉得麻痹，从脚开始，慢慢往上移，神志清醒，但全身乏力，待麻痹扩展到心脏部位，人就停止了呼吸。这种祖祖辈辈传下的病，可说是“顽症”，对于病症形成的原因，谁也不清楚，只是谈“痹”色变，人人自危。黄海化工社的研究人员发现，原来川盐中含有大量的钡。钡，是剧毒药剂，是形成痹病的杀人元凶！为此，他们为盐场设计和安装用芒硝除钡的装置，从此根治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为纪念“永久黄”企业集团在天津塘沽的事业，这家公司在四川的所在地——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被改名为“新塘沽”。范旭东决心在“新塘沽”重建永利碱厂。但战时办碱厂，谈何容易？他们从美国购买的设备，途经缅甸时全被日军抢劫。为了发展盐碱事业，久大盐厂创始人、范旭东的亲密伙伴李烛尘，多次考察井盐、池盐，他以花甲之年北过青海、西入新疆，直至伊犁边境，调查盐碱资料。回川后，他协助范旭东建设永利川厂，进行卤水制碱试验，为把五通桥建成“新塘沽”，他们在丛林中建造职工宿舍；在丘陵挖巨大山洞，设置重要车间，决心在大后方干一番事业。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使国人扬眉吐气的“侯氏碱法”，在抗日烽火中的岷江荒野里脱颖而出。
“永利”在制碱生产中，由于川盐价格昂贵，用原来的苏尔维法制碱，食盐利用率低，成本太高。1938年侯德榜率领技术人员去德国，洽谈购买察安制碱法专利。但德国工厂勒索高价，并以苛刻条件相要挟，侯德榜不堪忍受，愤慨地说：“难道黄头发蓝眼珠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回国后，他和范旭东商定，自行开发制碱新法。
经过长达3年的反复试验，先后分析了2千多种样品，做了500余次循环试验，侯德榜终于创造了一个源于察安法而胜过察安法的制碱新法，1941年3月，永利川厂正式命名为“侯氏碱法”。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俗话说：“愤怒出诗人。”但，愤怒，也能出科学家。永利碱厂从20年代建厂以来，为了掌握制碱方法，受了多少窝囊气。说是科研成果供全人类共享，是带有装潢性质的漂亮话，实情远非如此。在德国，德方化工厂向侯德榜提出：倘若用德国技术制碱，产品不能在东三省推销，因为那里是“满洲国”，不属中国版图。
这哪里是洽谈技术转让？分明是以政治为先决条件，迫使你承认法西斯侵略的合法性！迫使你投身“卖国”行列！当年长辈们总是感叹：“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什么都没有，只能是列强的刀下鱼盘中菜。试看今日天下，这种现象又比当年改变了多少呢？令人迷惘。
侯德榜一怒之下，决心自力更生。“侯氏碱法”的成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1943年，侯德榜荣获英国化工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44年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从1940—1945年，他先后应南非联邦和巴西、印度政府的邀请，帮助这些国家考察设厂制碱条件、选择碱厂厂址或改造原有碱厂，“侯氏碱法”，蜚声中外。
在抗战期间，范旭东和侯德榜在五通桥办设合成氨厂、氨加工厂和“侯氏碱法”生产试验厂。在川期间，永利经济十分困难，在最艰难时，范旭东竟然卖掉日产水泥500桶的生产设备，才使永利厂继续维持下去。
但为了民族工业的复苏，他们勒紧裤带顽强实干，在自贡、乐山、犍为之间的平原上、山沟里，开办各类工厂。到抗战后期，永利已成为拥有制碱、炼油、翻砂、机械、陶瓷、土木、发电、煤矿等10余个单位的化工联合体。
这时的大后方，因跑长途走私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发“国难财”的暴发户比比皆是，重庆山城，歌舞升平，很多人都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慨。
但是，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和他们的全体员工，此时正咬紧牙关，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的穷乡僻壤苦斗着。有些企业明知不赚钱甚至要赔本，但还是要办下去，如制砖瓦、开小煤窑、做搪瓷器皿等等，这是为了在西部创建制碱工厂和现代化工业体系；很多“永久黄”员工都是学有所成的技术人员，但待遇低薄，什么粗活都干，这就是大敌当前共赴国难的战时资本家和战时的职工。
所有这些，不仅外国那些以赚钱为惟一目的的资本家们不能理解，就是国内的一批颟顸而贪婪、专断的官僚们也无法理解。然而，“永久黄”却在祖国的西部内陆，建办起星星点点的民族工业，撒播文明火种。在这过去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侯氏碱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