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布拉姆：
我处于兴奋激动之中。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来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
他说在此期间朝廷不离开北京。我极力主张要迫使朝廷隐退到热河去。皇室生活费用的问题在和王公们协商。袁世凯准备每年给他们多达五百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数字。我在和他的通信中说，一百万两就很够了。我提到波斯和土耳其的情形。我说，生活费的水准是摄政王自己定的，他引退后每年得到五万两。因此，他们不应该给别的亲王比这更高的生活费。一共只有八个亲王。皇帝将得到二十五万两。在整个这场危机中表现不错的皇太后也许得到相同的生活费。袁世凯打算给她特殊优待，因为她是光绪的遗孀，而人们责怪袁世凯1898年错待了光绪。
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像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梁士诒是广东人，当时任邮传部代理大臣，是自1898年起便逃亡日本的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亲戚。因为唐绍仪同扔炸弹的汪兆铭联系密切，又因为汪兆铭在北京时几乎天天同袁世凯进行联系（有一次汪兆铭来看我，就是同袁世凯谈了三小时以后来的），你就可以看出袁世凯已经多么深地介入共和运动，又多么容易使我相信袁世凯会同意实行共和并出任第一任总统。
当然，许多事情可能发生。我给你写信时袁世凯正在皇宫里。他在靴子里带着他的辞呈。他就像克罗莫爵士，人们总说克罗莫爵士在口袋里装着他辞职的最后通牒。德国人坚信袁世凯将在今天辞职，曼德“将军”（过去是个骑墙派，现在任类似袁世凯的副官的角色，曾为袁世凯服务多年）也宣称袁世凯要辞职，但我不认为他说这话时同袁世凯商量过。
约翰·朱尔典爵士情绪极为低落，对未来甚感不安。在我星期天晚上的电文中，我向你们提供由上海商界发出的极为有趣的通告的要点。现寄去这份文件的全文。我个人对这篇电文甚感兴趣，因为它是在我的授意下出笼的。曾经有人向我指出，如果接连不断地从各个通商口岸发出类似这样的商会通电，将会形成集聚的力量。我不怀疑发通电的提议是袁世凯提出的，至少是一个同他关系密切的人提出的。于是我给汇丰银行的熙礼尔写了封短信，告诉他我们希望上海如何行动，而上海便如此安排了。这份通电经英国总领事和共和派在上海代表认可。
关于这场危机，我希望我没有将你引入歧途。我们都认为你圣诞节的社论很好，你的两个记者发给你的完全不同的观点，你都在社论中作了详述。事实上在整个危机中，你的社论都很出色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赞誉。约翰·朱尔典爵士昨天还和我谈起这些社论，他当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他认为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文章都是很好的：心平气和、公正、措词温和，令各方面满意，态度恰如其分，文章以渊博的学识写就，毫无刻薄和偏见。
眼下想不起还有什么要写。谨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又及：伊集院彦吉同内田康哉子爵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伊集院彦吉不止一次表示他想辞职。无疑，伊集院彦吉的政策及他同袁世凯的交往，或者他传达给他们的某些话的确切意义，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意。更有可能是他这样暴露了某些事情，而这是本应避免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一个同伊集院彦吉关系密切的日本人私下告诉我的。
13.致达·狄·布拉姆
[北京]1912年1月23日
我亲爱的布拉姆：
谈判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孙中山背弃了他的许诺。他同意关于皇帝退位和建立共和国的各项解决办法后，现在又提出下列不可能实施的新建议：不能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皇帝应直接向在南京的以他为代表的共和派移交权力，或更正确地说实行投降。
袁世凯和他的手下人为所发生的事情乱了手脚。看来东方人不可能以我们所领会的“诚意”来办事。不幸的是，对于这种变卦的责难落在日本人身上。日本人的态度确实让人怀疑。孙中山有三名日本顾问：一名政治顾问，两名财政顾问。我有他们的中文姓名，而忘记了日文姓名。一个顾问是寺尾教授。袁世凯在北京的两名主要政敌同日本人有密切的交往。袁世凯的主要敌人铁良，长期以来同日本人关系密切。1908年袁世凯倒台时只有日本人高兴，而他的倒台是由一个满人结党（宗社党——译注）搞的，铁良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成员。现在他又回到北京，在满人中煽动不信任袁世凯的情绪。和铁良一起的有良弼，他是一个满人，曾在日本八年，被认为是中国军队中受过最高级训练的军官，统帅一支禁卫军。此人可以称为一半中国人一半日本人，讲一口漂亮的日语，同我们的朋友青木宣纯将军很有交情。
伊集院星期六下午见了袁世凯。他把走访袁世凯的情况告诉了约翰·朱尔典爵士，但隐瞒了他谈话中最重要的题目。伊集院对袁世凯说：“皇帝退位时，如果北京没有临时政府，日本不得不调兵进入北京以自卫。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俄国有行动的自由，日本将有同样的行动自由。”我是从袁世凯的秘书送给我的秘密备忘录中援引这番话的。
由于反对袁世凯的阴谋打乱了人们的算盘，谈判已经变成了一场交易。袁世凯手下的人认为他地位不稳固，极力劝他引退。迄今为止，他得到皇太后、庆亲王、前摄政王的支持。而现在满人对袁世凯的信任动摇了，庆亲王告了病假，另外两个亲王，溥伦和载洵也患了神经系统的疾病，借口身体不适请病假的内阁大臣的数目多到几乎令人感到荒唐。说实在话，中国官员没有英雄的气质。
南方的人们急躁不安。他们对袁世凯慢吞吞的行事感到不耐烦。袁世凯正努力使从旧政体到新政体的变化平稳进行，尽量不猝然从事，可是他的策略被误解了。各省都非常混乱，再也不能夸耀共和运动有秩序地进行了。中央政府成立前是不会有内部太平的。
万事齐备后，两个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即：孙中山违背约定（或在外国顾问帮助下重新考虑他的地位），以及铁良的阴谋（动摇人们对一个汉人的信任，而这个人一直忠实地和满人站在一起，保留他职务将保证革命党人忠实履行他们对满人所作的许诺）。今后的几天将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北京的气氛极为紧张，人们开始逃难。
我极为高兴地看到，在拖延了很久以后，姬乐尔终于得到了爵位。去年在印度和英国授勋的长长的名册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获得这样的殊勋。
谨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14.致约·纽·朱尔典函
[北京]1912年2月8日
我亲爱的约翰[·朱尔典]爵士：
昨晚我被召往外务部去会见梁士诒和蔡廷干，我同他们在一起呆了很久，讨论孙逸仙的态度问题。毫无疑问，事情出现了障碍。他们害怕孙逸仙会重提他在1月20日从某地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条件。梁士诒把装在信封中的孙氏发来的电报全文交给了我，他显然害怕孙氏仍然要坚持他在电报中所表示的那些观点。我说，关于中国应该怎样采取行动促使孙逸仙能比较通情达理，我是完全没有资格提出任何意见的。我说我接到南京的来信表明孙逸仙比以前更为讲道理，我还说我看不出他会在最后时刻像1月20日那样再次阻挠那个方案。
只要我能够同在南京的福来萨取得联系，我一定要他去见孙逸仙，让孙氏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他是否打算坚持其原先的北京不得有临时政府的要求。难道伟晋颂就不能私下里取得这个保证吗？事情很明显，如果北京没有临时政府，列强一定要强硬抗议，外国的干涉将成为不可避免。因为我了解列强一定不会容忍随着北京临时政府被迫解散，必然会在中国北方出现的无政府状态。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协议是那样接近于达成，如果让孙逸仙在最后时刻破坏协议，那是不能容忍的。
经过反复思考，我得出的结论是，由袁云台通过那个狡黠的外交家和头脑敏锐的谋士乔·菲·孟席斯少校四处散布的无稽之谈，其目的是用满洲有发生敌对行动的威胁向孙逸仙施加压力。我发回去的电报中对这事只字未提。
昨天晚上我发出的电报完全是叙述清帝退位后给予皇室人等的条件。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15.致达·狄·布拉姆函
[北京]1912年2月16日
我亲爱的布拉姆：
下面是昨晚收到的上海汇丰银行答复所询事项来电的副本：
“英国总领事通知我们，目前唯一令人不满意的因素大概是日本人反对袁世凯。我们秘密得知昨天的《大陆报》上有一则诋毁袁世凯的电报，并且警告中国人提防他狡猾的诡计。此讯得自日本官方消息来源。”
我曾同日本公使馆谈过他们态度的事。我以前曾告诉过你，伊集院同内田外务大臣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困难就在于此。公使馆的参赞名叫水野曾在纽约多年，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我同他已相识多年，我们的关系尚属密切。他同伊集院的意见也不一致。现在伊集院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自己出面表示了不利于共和国的意见。
据2月3日的《日本每周邮报》（JapanWeeklyMail）所载，内田子爵在众议院回答犬养先生的质询时说：“伊集院先生已经把他的个人意见告诉袁世凯，即他认为对中国来说根据宪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议和是明智的。他说，对一国公使来说，提出他个人的建议这是惯例，在那一情况下，伊集院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权限而不是秉承本国政府指示行动的。”犬养先生是一个在国会中有八十名议员的政党的领袖，因此他是一支应当加以考虑的力量。过去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国中部；同革命的领袖们过从甚密。他回到日本以后，一直极力主张立即承认革命党人为交战的一方。如果内田按照他的政策行事，其结果一定是把中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在北方，另一个在南方。不过，日本政府已宣布在这个中国问题上愿同我们协调一致地工作，而我们严正提出要承担义务维护中国成为一个完整团结的国家。我们是赞成袁世凯的，他显示出来的行政管理和领袖人物的能力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现在伊集院对约翰·朱尔典爵士说的话，表达了对袁世凯的敌意和不信任，但对袁氏没有明确提出任何指责，他的态度又一次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任驻天津总领事时，他同袁世凯的关系比任何其他领事官都更为密切。有一个同日本公使馆关系甚深的日本人名叫坂西的上校，同袁世凯交往多年，目前仍和他经常来往。昨天我还见到他。他把自己乔装成中国人。一个比袁世凯年轻很多的人，却能“打扮”得出奇的像袁。
总之，日本在这里的政策非常不明朗，尽管还没有发生什么需要在《泰晤士报》上加以谴责的事情。但是，昨天我的确建议《每日邮报》的记者，要他发电报给他的报纸注意日本人在扬子江地区的活动。
你知道孙逸仙有好些日本顾问，其中的寺尾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自从参加了孙逸仙一伙便被免职，理由是未经许可擅不到校；一个是大隈伯爵创办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岛；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小村侯爵的总角之交原口，两人一起去哈佛大学读书，他由美国回日本后就成为日本最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之一。他曾任计划中的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是张之洞雇用多年的一伙大约十七名日本工程师的头子。
孙逸仙本人深得日本人的同情。他曾在日本居住多年，他对于那个国家比对于中国更为了解。事实上，他对于中国非常无知。因此日本人很容易利用这种心理。此外，孙逸仙还自以为他在日本有很大影响，足以取得日本对南方共和政府的承认。
日本人的金融活动引起汇丰银行一些忧虑，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活动有三：
（一）大仓洋行提供三百万日元贷款，其半数由这家洋行以军需品作价提供。这家洋行除其他生意外还干军火商。它和另外两家公司，三井物产会社和棚田（Tanada），把中国划分成他们出售军火活动的领域，一家在北方，一家在南方，另一家在扬子江一带。这笔贷款的另一半是向革命党付现款。它们的计划是用沪杭甬铁路作为整笔贷款的担保。这条铁路一直是英中两国政府外交谈判的主题。
这笔交易完全是错误的。我知道尚未成交。奇怪的是：毫无疑问如此行事不仅得到日本政府的首肯，而且还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怂恿。然而伊集院却装作对这笔交易并不知情，直到签订了初步合同才有所闻。日本政府在受到质询时，提出了不能令人信服的借口，说是有吉，他们的驻上海总领事（一个聪明透顶、消息灵通的人），出于无知协助作成这笔交易。他们说，“他是一个新接任的人，还没有时间去阅读档案”。
（二）第二笔交易是五百万两的一笔贷款，由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舶担保。日本人声称这笔尚未成交的贷款是援汇丰银行的先例提出来的。然而这两者情况完全不一样。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轮船招商局在汇丰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已经透支了很大数目——金额是一百五十万两。毋庸置疑，这笔钱的一部分是共和党人向招商局征收的捐献。条件就是如此，汇丰银行要求给予保证，他们得到中国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财产和货栈的地契作抵押，这是非常正当的。这个情况同直接把钱借给革命党用船舶担保完全不同。
（三）现在讲第三件，那就是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一千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生意，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像在大冶得到的那样，必需取得源源供应的铁矿石，这笔贷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铁矿石的供应。没有一家银行对这笔交易表示任何反对意见。
星期三下午，袁世凯请我前去。我同他谈了很久，发现他很友好。他把他收到的孙逸仙的电报拿给我看了，其中的要点我已拍电报告诉你。他也把他的答复告诉了我。他不会到南京去。我发现他很健康，他的面色比我以前见到他时要好得多，精力非常充沛，兴致勃勃，看不出有意志消沉的样子。
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看法：他在整个危机中始终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在操纵本国人民方面表现出令人叹服的手段。我发现这里的人们普遍持这样看法，甚至对他不怎么友好的日本人也如此。袁世凯对我说，他认为像武昌的黎元洪，是他的行动引起了革命；张謇，共和内阁的农业总长，一位正当盛年的能力非常杰出的人；还有伍廷芳和其他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都赞成他。而那些“半中国人”像孙逸仙那种对自己的国家很少了解的人，看起来似乎不赞成他。他说他无意于放弃已经委托给他的重任，他的权力和威望也是维持北方的秩序、防止这里出现类似南方发生的情况所必不可缺的。他相信他在整个中国北方拥有最强大的支持力量，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不指望在南方得到同样的支持。他以感激的心情谈起《泰晤士报》给予他的协助，我认为他语意诚恳，因为自从他回到北京一直是经常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我联系。
他告诉我他最大困难是财政上的困难，他自然希望一等到把政府建立起来马上就为各国承认，这样就可以取得目前拒绝给他的经济援助。如果约翰·朱尔典爵士的手段稍微巧妙一些，他可能比他目前更多做一些有助于找出解决办法的事情。他非常勤奋地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成堆的文件箱把他围在当中，箱中装满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文件，大部分是留之无用的不相干的东西。在这样沉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他奉命为外交部写一份年度工作报告。他正在辛辛苦苦地亲自动笔写这份报告。就在我同袁世凯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人们送来了约翰[·朱尔典]爵士给他的一份冗长得惊人的文件，内容涉及开滦矿务局的事。
在我看来，这里的外交使团似乎可以用这种方式提供援助。他们通过外交使团团长约翰·朱尔典爵士收到了南京外交总长王宠惠寄来的公函，要求各国承认南方的共和政府。这封通函正在各国公使馆中传阅。事态的变动如此迅速，可能根本不必要给予答复，但是我认为给予答复而不是置之不理会是一件好事。这个答复要通过由各国承认的唯一联系渠道外务部发出去。袁世凯自然愿意这样做，不过他并没有提出要求。
然而这件事没有必要做了，因为就当我在这里口授这封信的时候，袁世凯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南京议会昨天一致选举袁世凯为共和国大总统，还说将委派专人前来北京宣布他当选的事，并敦促他首途前往南京去宣誓就职。我猜想他要等他把政府组织起来以后才会去的。
我高兴的是戴维·福来萨现在南京。他给我寄来了他在2月6日和9日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副本。他坚持要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军事准备上面，他的两封电报在这方面正在把人们引入歧途，使英国人民误以为十五万革命党人正在准备上阵，他描述这是他在南京所见到的，这是错误的。看来他相信中国人讲给他听的那些故事，中国人会把有一百人的一伙人说成是一万人，这个你是知道的。不过，去听一听双方的说法是一件好事。
内阁阁员的姓名一定要电告你的。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下届政府将由下列人选组成：
袁世凯——总统；黎元洪——副总统；伍廷芳——外交总长（广东人）；熊希龄——财政总长；张謇——农业总长；赵秉钧——内务总长；段祺瑞——陆军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广东人）；海军司令张（现在英国）——海军总长（广东人）；蔡[元培]——教育总长；梁士诒——交通总长（广东人）。
我认为他们打算把理藩部取消，置于内务部之下。然而这些仅仅是猜测，你将会在这封信寄到你处以前很久就听到内阁人选的。
袁世凯对我说他认为唐绍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议长。他决定在他的内阁里任用很多广东人以便安抚广东省的民心。我认为唐绍仪将得到国务总理的任命。
随着袁世凯的当选，我想你可以向《泰晤士报》祝贺它赛马的彩票买对了。
谨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