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10月11日开始，莫理循几乎每天都向《泰晤士报》报社发布消息。10月18日，因为想亲临起义现场进行实地报道，莫理循和一名英国武官及一名俄国军官结伴离京南下，希望乘火车到汉口去。但在河南省信阳火车站被陆军大臣荫昌拦下。荫昌说，他不能保证外国人在湖北的安全，因此不准他们继续南行。莫理循此行用了4天的时间，留下的印象是：人们普遍同情革命党，清政府将设法与革命党讲和，而不是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回京后他继续利用情报网向伦敦发布中国的最新消息。从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3月10日前，莫理循至少发表了71则报道，仅10月11日至11月24日，他所发表的内容已达8113字，邮资就用了591镑11先令5.5便士。
莫理循的报道受到各方面的称赞。莫伯利·贝尔夫人来信说，“您的报道又一次在伦敦赢得了读者”。10月24日，林文庆致函莫理循：“中国人民很尊敬你，所有大报都争着译载你的电讯。”希望他帮助中国，“汉人和满人将永远对你感激不尽”。《泰晤士报》对外宣传部主任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事；你的工作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进而对他有所期待：“我相信你会成功地使袁正式在新政府中担任负责职务。这样，这个新政府就有可能存在下去。”
莫理循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基本上反映了《泰晤士报》的观点。当然，《泰晤士报》并非只刊登莫理循一人的报道，除了他，还有驻汉口、上海、南京的消息。但他的报道总是被放在头条，而且内容远远多于其他消息。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状况，曾对对外新闻部主任布拉姆说，他在报道时尽量避免与其他人重复。莫理循在发出电文的同时，往往邮寄内容更为丰富的信件，介绍一些更为详尽的内幕资料。这些书信和电文一样成为《泰晤士报》社论的依据。1912年1月18日，布拉姆致函给他：“每天晚上我们从东方消息最灵通的人那里得到对具有最惊人的新发展的形势所作的精彩的综述。它向多数人讲述他们想了解的事情，并且用从上海、香港发来的较短的电讯及路透社的零星摘要加以补充，对整个现场情景做了比任何其他报纸好得多的描述，却不像有的报纸的消息那样冗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欧美各报争相登载与此相关的消息，一些报社驻华的记者、通讯员在汉口、上海、南京等革命前线实地采访，报道革命动态，其中一些报道影响很大。如纽约克哈尔特专电，据远东通讯社丛录的“欧报对中国革命之舆论”载：“数日来纽约克哈尔特之专电甚多，欧报均转载之，其言未必全近事实，特以其影响于舆论颇大。”在辛亥革命初期，莫理循的报道，论世界广泛关注的汉口革命军起义，他不及《大陆报》的记者、英国人埃德温·丁格尔，《纽约先驱报》“战讯记者”黑斯柯克，大阪《每日新闻》的年轻记者酋崎观一等人，莫理循的报道在通过外交官的介绍反映汉口动态的同时，更多地表现的是北京各方面的事态，如北京同情革命的言论，清政府的对策，北方清军的调遣，尤其是对袁世凯活动的介绍。但是，随着南北议和的展开，国内外舆论寄希望于袁世凯，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报道就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他掌握内情，能发出其他记者无法了解的内幕消息，其报道也就比其他报纸更详细、准确和具体，并且倾向性十分明显。
莫理循报道的内容和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密切相关。在革命初期，即革命爆发的头一个月，他对中国南北双方事态发展做了比较客观的报道。随着形势的发展，莫理循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的报道渐渐地不那么客观、公正，可以说，他所报道的是他心目中的辛亥革命，或者说是他所希望的革命了。他通过报道，向世界宣传了一个他所希望的辛亥革命的结局。由于《泰晤士报》的影响广泛，他便向欧美读者展示了一个带有他主观色彩的革命。但在一定程度上，结果确是如他所愿地产生了，袁世凯最终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莫理循也因此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推崇。总体而言，莫理循在报道的过程中显示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1911年11月17日前，莫理循在革命初期报道了南北双方的进展情况，对南北双方事态发展给予比较真实的介绍。
莫理循的报道既有革命党起义的内容，也有北方、特别是北京各界惊慌失措的场面，还有清廷起用袁世凯的情况，而且其中不乏同情革命军的文字。但对袁世凯的报道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他在10月11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一天的电文中就用了“革命”一词，《泰晤士报》对此持谨慎态度，专门就这个词与他讨论。对外新闻部主任布拉姆说：“我们的研究问题的专家确切对我说，‘革命’二字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因此十分明显，除非并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我们不能将起义说成是‘革命’。”莫理循同意遵循报社的说法，不用“革命”的措词，但事实上，他的电文是“革命”、“起义”、“反叛”等词常同时出现，且其报道内容无不与“革命”有关。继11日“武昌爆发大起义”之后，12日，“省军械库被占领/运动迅猛扩展”；13日，“清廷危在旦夕/同情革命党”；16日，“财政和庚子赔款”；17日，“长江流域政府军的起义运动”。他曾给许多人写信，内容大都为同情革命的内容，如：“我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同刚刚通过北京归国留学生考试的12位毕业生聚餐，他们是从英国、美国和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大家为革命的成功祝酒。”又如：“我在这里（指北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1911年10月13日，他特发电文一则：“北京知识分子普遍同情革命党，对于充斥着太监和其他野蛮行径，腐败、衰落的清政府则很少同情。”11月6日，他在“上海和革命”的报道中指出，没有理由怀疑上海是革命运动的司令部。城市和平地转到革命军手中，由一些著名人士担任高职，如前清政府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前驻藏参赞大臣温宗尧等。苏杭也加入到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能阻止大沽、天津加入到革命行列。同时指出，北京报纸改变腔调，一些公开表示支持革命，一些则严厉抨击袁世凯。
在报道中，莫理循对北方的情形给予较多的重视，着重报道了清政府不知所措的状态和京内人士仓皇寻求保护的情形。如1911年11月7日，他致函布拉姆说，皇室因惊慌而瘫痪。政府束手无策。满人尤其是“一些满族亲王和许多满族公主逃往天津”。“人们一直处于疯狂的动乱状态中，他们离城避难的情形是我来中国后所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情景。每个人都在寻求外国人的保护。我的一个朋友费士哈上尉，仅仅在一所满人的房子里居住，每月就得到四百美元的报酬，所有日用品一应俱全”。11月10日，他继续指出：“由于惧怕旧政权旁落新政权建立之间出现混乱抢劫，北京的惊慌局面仍在持续。”
（二）莫理循对当时其他记者的报道中提到的不属实的屠杀现象表示不满，在与《泰晤士报》领导层的通信中时有反映，并在他的电文中尽量给予纠正，试图说明中国发生的革命并非排外，而只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不希望再发生八国联军征服中国的现象。
莫理循的这一特点与他在义和团运动后对中国的认识和宣传一脉相承。1900年以后，他曾在多篇报道中说明中国没有排外情形，外国人在中国是安全的。他不认同列强以及在华外国人对中国产生的怨恨和戒心，指出外国人应当忘掉义和团暴乱，因为清政府已经为此付出了足够高昂的代价了，不能继续与之为敌，以使俄国人坐收渔利。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报道中，他有意识地增加中国没有排外倾向的内容。如1906年三四月间，他访问了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特别指出，“调查的结果表明世界在过去对中国过度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无法相比的。因为现在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排外运动，与外国人和平共处。她知道，一点点的骚动就会导致尴尬和恐惧”。他描述外国人的心理变化，“义和团运动前忽视（危险的）征兆，低估不安全因素；现在的趋势是过度怀疑、夸大（不安全因素）”。他提供一些传教士和他的朋友们旅行的实例说明这种心理是不正确的：“旅行者在清帝国各地旅行很安全。美、英圣经会代理人和中国内地会的教士带回的报告令人高兴。温盖特将军在中国旅行时受到招待。”
辛亥革命爆发后，莫理循首先急于搞清的是起义动机是什么，针对谁，有无排外行为。当他搞清楚这场起义是对清政府而不是对外时，他先舒了一口气，之后他的不少电文和通信都在极力证明中国的这场革命并非排外。《泰晤士报》在10月12日的评论中根据他的电文写道，外国人拒绝向清总督提供帮助，因为革命党并不排外，而是反清。莫理循在10月26日写信给在太原并向他通报消息的挪威传教士新常富：“所有迹象表明，这纯粹是一场内部的、反政府的运动。这是广泛的反对腐败政府的起义……不是针对外国人的。相反，各方都尽力和外国人修好。”针对在京外国人的惊慌状况，莫理循在一封致布拉姆的信中提到：“我们收到惊人报告，说是皇宫里正在进行攻击外国公使馆的准备工作……这个消息现在也在《每日电讯》的专栏里出现……在这种危机中人们似乎易于张惶失措。”显然莫理循是不相信的。对于太原、西安、上海、南京发生暴行和大屠杀的报道，莫理循表示反对。他说：“到目前为止杀人的证据不可靠……我自己就有人们过早地报道我死讯的经历，想到这一点，我更谨慎了。”关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学者西格尔在《1911年南北议和之重新考察》一文中指出：虽然在这个时期里传播的有关屠杀、暴行和必须撤退外国人家属的夸张和歇斯底里的报导，一般都是毫无根据的，但这些警报的传播证明了在中国的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的惊慌……辛亥革命距离义和团运动不过十年，不少亲历者尚在中国，他们对那段经历一直心有疑惧。因此，在北京的外国人对于即将攻击使馆区的种种传说异常敏感且有戒心，也是有原因的。风吹草动都可成为实据，因而出现不必要的恐慌。莫理循之可贵在于他不受传言影响，注重真凭实据，同时纠正谬误，不令出现义和团时期欧美报纸的误导。
为了打消在华外国人的疑惧和国外报界的误解，莫理循试图通过一些具体实例支持他的论点，如他在11月12日报道说：“法国铁路职员于昨日返回石家庄站，他们以为在他们离开期间房子已被劫掠一空。所幸，他们的财产完好无损，除了车站办公室，什么东西也没丢。给公使馆带消息的两名同胞没有亲自调查，把本地的报道引入歧途。”他进一步细致地论证说，“驻太原府的满人部队在山西铁路上的大屠杀，是相当错误的。没有大屠杀……外国人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前一晚上发出警示，10月29日，周日，将占领接管城市，但不会出现伤害”。他还进一步证实，上星期去太原的一些英国人，12日和他的朋友回到北京，他们受到革命党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来去，他们在山西段铁路上均受到特别照顾。
莫理循对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暴行、屠杀报道予以纠正，无疑是准确的，但1911年11月1～3日的汉口大火，莫理循却没有多少文字加以叙述。北洋军攻占汉口后曾焚烧淫掠。11月1日，冯国璋将占领汉口的革命军击退后，命士兵纵火焚烧市区。2日清军占领汉口，继续纵火，迫使革命军退至汉阳。大火连烧三天三夜。《大陆报》记者埃德温·丁格尔在《辛亥革命目击记》中有专门一章披露这一暴行。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采取的是散文叙事式的描述，对清军的暴行猛力鞭挞。“没有人能精确地说出这座城市着火期间发生的事情。欧洲人聚集在租界的屋顶，注视着（这一切），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好像一个人茫然地注视着一口煮沸的大锅，想到在耀眼的火焰背面，成千的人遗憾地与不久前还生活的地方作悲哀的告别，然后死去。穷人仿佛只能等死，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空想”。“汉口城大部分仅剩下一堆被烧黑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因无家可归和没有饭吃而到处流浪，女人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大屠杀残忍地齐头并进”。莫理循忽略这悲惨事实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似乎在极力避免出现义和团运动时期那种误报的局面，他的报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革命中必然出现的一些战斗损伤，虽然他也时有对清军的谴责，但从总体上说，他一直在向世界宣称中国的革命没有排外的因素，许多屠杀的报道不真实。他的报道反映出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解而出现了掩盖真相的行为，这在他担任中华民国政治顾问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以袁世凯为中心进行报道。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宣传与报道在辛亥革命前已进行多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他曾广泛收集袁世凯等清政府中力行改革官员们的生平事迹，试图一一在《泰晤士报》上加以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与他自1894年在中国西南考察后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关。他认为，中国是个腐败的国度，急需改变。但其中也有实行改革的官吏，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对这些“做好事”的官吏，他是大加吹捧，最明显的是对袁世凯。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氏不负众望，声誉渐起。义和团运动中，他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使南方没有出现华北那样的动荡，也保护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开始得到列强的信任。1902年起，清政府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在总督任内锐意革新，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提倡工商实业，开办新式学堂。1905年后，他与张之洞等推动清政府实施政治改革，主张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进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一时间，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两人成为中国引人注目的封疆大吏。早在1898年1月，莫理循已经注意到袁世凯了，1902年更是亲往保定采访他，并称他是爱国的官员，对袁世凯的作为深表敬佩，认为他是中国的希望。保定会见之后，他与袁世凯的关系通过袁的幕僚蔡廷干日渐密切。即使袁被罢黜，他仍然对袁充满信心。因此，辛亥革命到来后，他对袁世凯的推崇就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6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新总督”，对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凯的历史给以介绍。11月3日，莫理循看到袁世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主动写信给布拉姆：“关于对你发表的对袁世凯的评价，我想较为聪明的做法是你们应该转载袁世凯自己关于1898年苦迭打的评论，我现在建议，我应该给你们一个机会用下面的方法使用袁自己的评论。袁在这里时，我将同他见面。我会设法使他再给我讲一遍他过去派人以书面形式送给我的东西，然后我给你们打电报，而你们就可以通过电报登载他的自辩书。”11月20日，莫理循果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电报于21日在《泰晤士报》上刊载。除了袁世凯和莫理循两人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方面的交锋，大部分篇幅就是登载袁世凯叙述其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活动，尤其是谭嗣同夜访他的寓所以及他回天津后的所作所为，中心一点就是，袁世凯并不为在戊戌政变后出卖谭嗣同等人而悔恨，而是极力表明他对光绪皇帝忠心耿耿，他一直都在维护清室。对于袁世凯主动交给他关于戊戌维新中自己的行为的日记，莫理循在11月20日的报道中着意大段引用，从而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说明，袁世凯在戊戌维新当中一直对光绪皇帝忠心耿耿，并非不忠之人。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认为，戊戌维新期间袁世凯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导致戊戌政变，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大致形成四种看法：1.坚持袁世凯告密说；2.袁世凯有告密的事实，但政变时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密报，政变另有原因；3.袁世凯并未告密而是在得知政变消息后，为保全自己出卖了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密谋，导致事态扩大、大批维新志士被捕的悲剧；4.相关的诸多事件促成了政变的发生并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袁世凯告密是其中的事件之一。对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学术界开始改变了过去否定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它的真实性。莫理循在电文中介绍了戊戌政变前后袁世凯的活动并披露袁世凯曾两次向他说明戊戌维新时期他对光绪皇帝的忠诚和他的无辜。1909年，南通书林曾出版《戊戌日记》的单行本，但流传不广；1926年，《申报》予以转载，始引起注意。而莫理循在1911年已经向世界披露了这本日记的大致内容。他对康有为流亡日本后发表的谴责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文章不以为然，认为“他（指康有为）的观点流行了许多年。但这一对袁的评价已被历史所推翻”。表明他不同意康有为所说是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从而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观点。他所说的历史就是袁世凯给他看的日记以及袁世凯亲口告诉他的戊戌维新时期的情况。这一情况符合上述第三种观点。从研究袁世凯这一角度来看，莫理循应当是为袁世凯翻案的第一人。当然，他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推崇袁世凯，正在报上为袁大力宣传。
1911年10月2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莫理循在10月6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写的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国的新军》，这篇报道可以看作莫理循对清政府“新政”中军队改革的一部分看法。这时刊出则用意深远。由于是武昌的新军起义，因此使读者了解新军的发展史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文中对袁世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可以说，袁世凯是中国新军的缔造者。他告诉我们中国军队假以适当的训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袁世凯以一支胜任其事的、训练良好的军队代替了过去营养不良、衣破衫烂、抽鸦片烟的老式兵勇。他从华北农村良家子弟中征募兵员，并要求当地政府担保。在他的管理之下，当兵成了一项荣誉，不再受人轻视。”
莫理循与日本武官青木宣纯关系很好，通过与青木长谈，他了解到这样的信息：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唯一的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莫理循支持袁世凯由来已久，他之所以写这样的通信，应该是通过青木之口，宣传他自己的思想。这从《泰晤士报》刊发的时间和标题就能清楚地反映出来。自11月1日开始的半个多月内，报道内容十分集中：11月1日，《首相袁世凯》；11月3日，《清廷统治结束/袁世凯和起义军》；11月6日，《中国的起义范围在扩大/资政院和袁世凯》；11月10日，《肃亲王信任袁世凯》；11月12日，《袁世凯的责任》；11月13日，《袁世凯的任务》；11月14日，《袁世凯在北京》；11月15日，《内阁总理面临的困境》；11月16日，《袁世凯与革命》；11月17日，《袁世凯内阁》。这些报道反映了莫理循在公正报道南北方情形时，逐渐向袁世凯倾斜的倾向。11月1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在报道中阐明，清廷对袁世凯的任命使局势明朗化，将起到安定局面的作用。袁世凯受到军队和资政院的信任。有理由相信他将显示出治国之才，与革命军达成妥协。这之后，莫理循对于重新被起用的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多次发电文反复表达这种信念，如11月13日，他指出人们期望袁世凯的到来能够产生稳定作用。对一个中国政治家来说，他面临的是艰巨的任务。14日，在以《袁世凯在北京》为题的报道中申明：“簇拥的人群从车站到袁世凯的住处一路上列队欢迎——与三年前他离京时只有几个朋友相送，真是天壤之别。他来京的消息已经起到了安定作用。”16日又一次强调：“袁世凯的到来，对中外双方起到了惊人的安定效果，使不安定的局面得以缓和，恢复了信心，驱散了京城内毫无根据的谣言。”《泰晤士报》对此表示赞同，特别发表社论称，“我们的驻京记者报道，他的出现很快起到了安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