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第一身份是文化。经济、政治可能会成为某一时代号召的中心，但它们终究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城市的印象，比如宋代的汴梁，在所有人心里最后都会浓缩成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因此，文化也成为一个城市的最后身份。
中国人都喜欢《清明上河图》，这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情结，这幅画里有太多的民族文化元素：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春天的节日，万物复苏的节日——清明；中国文明的重要衍生地，一条融融泄泄的大河；建筑、人物、风物等等无不是中国气派。这幅画还折射出中国人对城市文明的理解与热爱，中国人非常热爱熙熙攘攘的俗世生活。宋朝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朝代，国民生产总值远超唐代，文人们享有崇高的地位，梨园里井栏边传唱着最新的词作，理学家们正在书院里互相问难，国外的航船载着稀奇的货品来了，船主们又在忙着购买丝绸与瓷器，货物高高地摞在运河的埠头上。一切都是红红火火的、生机盎然的、开开心心的，笑容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这样一幅图景就曾经呈现在南宋的海曙。我不仅一直认为海曙是最富南宋雍容与富足气息的城市，而且希望人们通过深入了解海曙，能够带动对南宋更全面、更准确的把握，因为我们平常理解的南宋大都是它暗弱的一面，比如它的军事与外交，这实在是遮蔽得太深了。
我们一直以为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生活质量，是人的幸福指数。南宋的海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商业城市了。海曙即宁波的州治所在地，在唐代已经完成了城市的构建，唐代的城市轮廓到现在还能依稀辨别出来，东到奉化江，北起姚江，西至护城河，南边也是一条河，在现在南郊公园的地方，弯弯地圆过去直到奉化江，把日湖、月湖与城外广阔的湖面隔开来，城墙建造得非常整饬，东门、西门、永丰门等等，都巍峨庄严，这道城墙勾勒出海曙如本地特产蜜梨的形状。对这道城墙内故事的理解，大致可以代替当时所有人对宁波的理解了。
我们看热闹的东门外，就是现在的江厦街一带。帆船林立，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忙忙碌碌地奔走在船岸之间，离岸不远朝廷的市舶司正在受理报关事项，当时宁波的市舶司是全国最繁忙的关口。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里等候季风的变换，因为在帆动力时代，东海海域上洋流的走向决定着出航的最佳时间——东海是南北洋流交汇的地方。北面的战船街一带正在打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因为货物交易量越来越大，来往的人越来越多，北宋时已经打造出巨型“万斛神舟”，现在人们正在创造新的造船奇迹。许多报好关的商船已经急急地想放船进城，有些还把货物通过姚江转到西门。西门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都在忙着将货物换船，外海的货物进入西去杭州的运河，必须要改装小船，护城河与上塘河上船只挤得密密匝匝。劳工们低着头背着一袋袋的东西，急急地叫一声“让让（音niàngniang）”，货主们则在大声清点他们的物品，小商贩找到了推销特产的机会，清明的艾青团、松花年糕等等宁波的特色点心应该成为人们休息时谈论的话题。
这时的海曙完全是一个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城市，城外是大片的广德湖，城内日湖、月湖水面广阔，其间河渠交错，在春日的阳光里一片银光闪烁。水稻飘香，渔歌悠扬，市集杂廛，万千人家。当时的日湖、月湖已经从唐时单一的“城市水库”成为富有水乡气息的城市开放性公园；其实在北宋的时候，郡守钱公辅已陆续开辟出十洲，错置亭台、廊桥于其间，湖中画船游弋，一片绝佳风景。王安石在鄞为政时就写诗赞美：“春风满城金版舫，来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彩凤悲，一夫伐鼓灵鼍壮。安期羡门相与游，方丈蓬莱不更求。”有这样快乐的俗世生活，还求什么方丈蓬莱呢？
月湖这个公众广场上有丰富多样的休闲活动。在月湖周遭的茶馆酒楼中或者干脆就画地为场，“南戏”或者其他剧种，在丝竹铜锣中登场，人们可以随意观看，可付钱，也可不付钱；人们在宴会期间玩“叶子戏”。据说叶子戏是近代麻将牌的雏形。现在诸多考证说明近代麻将——这种看上家、卡下家、盯对家，充满传统中国文化斗智斗勇的味道的游戏，是由居住在月湖边的清道光年间的陈鱼门改进的。（在天一阁博物馆内有麻将起源地陈列室，可以看到用骨木，甚至玉石、纯金做成，工艺非常精湛的麻将牌。）端午的时候，人们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蒲艾。中秋的时候，月湖上有赛龙舟的活动。宁波的中秋不是八月十五而是十六。据说这种独特的风俗与湖中菊花洲居住的一门三宰相、五尚书的史家有关。《鄞县志》记载：“（天下）唯四明则以十六为中秋，以中秋竞渡相传，史越王母以十六生，故而是日为佳节，遂以龙舟娱其亲，俗因之不改，天时人事皆为相君所移。”学者楼钥这样记录竞渡盛况：“涵虚可舞拥酆君，两两龙船来往频。闰月风光三月景，二分烟水八分人。锦标赢得千人笑，画鼓敲残一半春。薄暮游船分散去，尚余箫鼓绕湖亭。”（《游亭观竞渡》）还有灯会，从正月十三至十八连续五天，有官方的各式花灯，有民间的生肖灯、人物灯等各式灯彩，从天封塔沿大沙泥街到月湖，从子城到平桥路，从西门到偃月街，大街小巷灯火辉煌，有狮舞龙腾，有箫鼓阵阵，有猜灯谜，有跑马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祥和景象。
月湖畔众多的寺庙、祠堂等，成为公众活动的平台。北岸有天宁寺，花屿有湖心寺，雪汀上有清真寺，伊斯兰教建筑别具风情，菊花洲有土地神庙宝奎庙，柳汀岛上有关帝庙与贺秘监祠，贺秘监祠祀奉的是诗人贺知章和李白，还有吴氏支祠、张家祠堂、江家祠堂等等，月湖于是超出了一般休闲的意义，成为礼拜神圣与祖先的圣殿，南宋文化的俗世性与超越性在这些充满宗教意义的建筑群中，巧妙又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其实月湖的建筑也真是可观，此外还有名亭如水则亭，桥梁如陆殿桥、尚书桥，牌坊如瀛洲接武坊等等，这些繁复精美的、张扬着自信的多彩呈现，使得盛世的繁华变得直观可感。
于是诗人们禁不住内心的激动，用华丽的笔墨写下彩蝶纷飞般的语句，像史浩、楼钥、高似孙、高翥、吴文英、陈允平等南宋诗人，均是可以进入中国诗史的人物。尤其是吴文英，诗词超乎一般人的密丽，比如《祝英台近·除夜立春》“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有时在想，这么丰富而细腻的感受是不是月湖繁华沉淀的结果？古稀之年告老还乡的文人组成了“五老会”，在美景良辰中以诗唱和。楼钥记述：“吾乡旧有五老会，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议蒋公睿、郎中顾公文、衡州薛公朋龟、太府卿汪公思温，外祖也，皆太学旧人，宦游略相上下，归老于乡，俱年七十余，最为盛事。”又有高闶、吴秉信等人组织的“八老会”，史浩组织的“尊老会”，淳熙后期汪大猷组织的“真率会”，月湖林立的诗社，迭出的诗集，其创作实力和作品水平直抵当时中国的最高成就。这样的崇文风尚一直延续到元代的张可久、全天叙（全祖望之高祖）等大家，影响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等大师。月湖一直是整个宁波、浙东的诗坛中心。
《四明清诗略》收录清代宁波5县2194个诗人9460多首诗，若加上余姚、宁海2县，清代宁波有名传世的诗人当超过3000人。而我相信南宋的宁波词人也不会少于3000个，这是一个文化高产、充满创造力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民追求诗意、享受诗情、表达诗性的时代，这是一个关注心灵、关注情感、关注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时代，是艺术才情极度勃郁的时代，是生命状态展现最纯粹、最富柔情的时代，这个时代典雅到无与伦比的极致，这个城市遭遇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文学王朝。而这些文人常常担任过重要的官职，经历过国家行政高位的高烈度冶炼，这些诗歌的内涵，也许我们到现在解读得还非常肤浅。
我们还须关注几座散于诸洲的私人住宅，这几座隐在高树丛中的小院，那时候称为讲舍或者讲院。它们集住宅、藏书、讲学于一体，虽不像庙宇宏伟壮丽，规模极小，却是当时中国的智慧集结地，是“淳熙四先生”舒璘、沈焕、杨简、袁燮，与他们的弟子倾情讲学的地方。其中杨简开讲于碧沚，沈焕讲于竹洲，袁燮讲于楼氏精舍，在宋文及翁《慈湖书院记》、元王应麟《广平书院记》、《慈湖书院记》等文献中可读到当时的盛况。清全祖望在《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的描述显得非常感性，“湖上四桥，游人如云，而木铎之声相闻”，“湖上四桥”即指柳汀的东西两座桥（今陆殿桥和尚书桥），花屿的东、西湖心桥；“木铎”为铜质大铃，以木为舌，摇铃舌动，发声清越。富有精神征召感的木铎之声越过烟霭蒙蒙的水面在空间里鸣传，这声音里还伴有抑扬顿挫的读经声，学友间问难的高声争辩，多么让人倾心向往的清明的气场啊。
心学的起源可以直溯到孟子，它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其实这正是孟子“浩然正气”的时代复兴；而海曙人又极求知行合一，主张“六经皆我注脚”，因此心学大师往往本身就是一个胸怀开阔、志向高洁、身体力行、视通古今之人，可以垂范天下的人物：“甬上四先生”都是边做官边育人，不做官便终身执教，身体力行以德育人的教育家。这种可昭日月的践行，必将超出师徒相授的意义，当我们把月湖书声放到儒学史上来看，便明白当这里书声响起的时候，也正是陆九渊“心学”真正得到兴盛之时。这些书声也直接开启了气场宏大的浙东学派，由陆九渊心学到王阳明心学，再到黄宗羲经史学，道学相继绵延六七百年不绝。这里必须要说到一个人物——史浩。这位居家月湖宝奎巷的大宋相臣，这位北宋理学家楼郁的三传弟子，竭力向皇帝推荐儒家著名学者，如杨简、陆九渊、朱熹、叶适、袁燮等等，他们都得到了朝廷任用。史浩又亲自聘请杨简讲学碧沚讲舍，并将此作为一种传统在家族中前后相贯。史浩卒后，史浩孙史守之再聘杨简为碧沚主讲。杨简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人，《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记载，其学生有史氏世家的史弥忠、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守之五人，又有黄震、钱时、陈埙等五十六人，均学有专攻。
于是海曙的形象清晰地站立起来，我在想谁能够代表海曙呢？是领一代风骚的史浩？是以杨简为代表的“甬上四先生”？是宋元之交的王应麟？还是后来的张可久、范钦等？大师级的人物，在海曙实在是太多了，代代相传，成为一道煌煌的风景线。不管哪一个人担当海曙的形象大使，在他们手中都应持一书卷，或对月吟咏，或灯下冥思，或湖上憩坐，或把酒临风，都非常自然、潇洒。而我想，所有的海曙人都应是天然的读书种子，每年一届的王应麟读书节中，海曙人踊跃参与，这种文化的自觉，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古文化根的潜在。
面对中国的儒学发展史，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国会在明代突然走向封建保守，甚至搞出了荒诞的文字狱，使得大中华的创造力急剧倒退？而又是为何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在传统中国人视野之外的滨海之城，却能产生中国儒学发展的突破？现在看来，这种突破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成功拓展，而当王阳明心学传到日本的时候，更是引起了一场心魂的革命，以致有人说日本文明是王阳明心学与西方科技的合金文化。中国人善于“以象尽意”，对于一个城市文明的解释也同样，宁波的城市口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正是用充满抒情的诗性表达一个城市的哲理品质（从音韵上讲平仄也蛮协调的）：宁波是一个儒家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合金文化。这本“书”象征一座座藏尽古今书籍的浙东四合院，象征许许多多卓然不群的胸怀万卷诗书的海曙人、宁波人。而“书”与“港”并不是割裂的两个现象，是相依相生的关系，“书”提供的是一种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没有这本“书”无以开启“港”“通天下”的局面。
我们回想海曙建城的唐代，那时是书声的开始，比如萦绕在月湖上的贺知章的诗歌；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商贸港口的开始，宁波是唐朝廷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多从宁波口岸入唐。但此时民间交往还是少数，多为官方的行为。当然海曙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南朝刘裕在三江口建筱墙，海曙至今还保留着筱墙巷这个地名，但唐代以前的海曙只能算一个军事基地。宋代开始，有为的宁波人，大力推进地方教育改革，培养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这里包括像李夷庚、王安石、钱公辅、曾巩、周邦彦和范成大等一批当时最顶尖的人物，在明州为官时对文教的推崇与弘扬。也有以群体性形象出现的“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这样的当地大学者对教育倾力培植，以及出现了以舒亶的懒堂、月湖柳亭楼郁的楼公讲舍为代表的民间书院，标志着四明地域文化环境大大改善，标志着本地域知识分子在人力构成中显著低落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本地区固有的文化人格，因为在之前，宁波远离皇城，负陆面海，受礼教约束不强，宗教气氛、隐逸文化浓郁，出世哲学严重化解了本地人对政治连同现世的关注热情。这场变革中，一个不可绕过的伟大人物便是王安石。现在，海曙楼上还刻着他的一段话：“自古在昔，挈壶有职。匪器则弊，人亡政息！其政谓何？勿棘勿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东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厥荒懈废，乃政之疵。呜呼有州，谨哉惟兹。兹惟其中，俾我后思。”这段话称为《新刻漏铭》，我想每一个海曙人，或者是古代的鄞县人，每当走过这座楼阁时，每当回身望望其巍峨的身影时，一定想起这位小小的县令这些勤勉自励之语，记起他宏大的“革弊维新”之志，记起他最终在中国历史上谱写的惊心动魄的篇章。经世务实的新儒学，此时以输入为主，在琅琅的书声中，款款融入地域主体的血液中。海曙人，不，应该讲是明州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边缘人，不再以超然世外、特立独行为其本位，古老的吴越文化有了全新生长的起点，真正意义上的宁波文化开始形成。全祖望如此描述：“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邱樊缊褐，化为绅缨。”与此相伴的是，990年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在月湖的菊花洲上专门设立了高丽使馆。
南宋的宁波则一步踏入了中国文化的巅峰，哲学、文学等等，均瑰丽不凡。与月湖边上看到的全民生命状态的自由绽放、学者探索宇宙哲思的高度同步，商贸的发展也达到了极致。史载1038年，陈亮等147位明州商人到高丽经商，贸易范围扩大到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罗（今印尼）、大食（今阿拉伯）等国；在台州的造船厂也移到了海曙的战船街；宁波成为南宋朝廷对外最倚重的窗口。这种繁盛一直发展到元代，元代的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户达1000余户；而元代宁波产生了王应麟这样的承宋启明的文化大师，他一生编写33种书，700余卷，博学程度罕与伦比，而其不经意之间编的《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三字经》竟成了后代大多数中国人认识中华文化的启蒙读物。
明政府的理政能力一直受世人诟病，其海禁政策与文化钳制政策是后封建时代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宁波亦深受其害。但是宁波的文脉不断，月湖边的读书声不断，月湖成为姚江书院派、浙东学派的核心活动区域之一。其中海曙人万泰拜黄宗羲为师，在1668年3月邀请黄宗羲来甬讲学，成立甬上证人讲社，标志清代浙东史学派的正式形成。而范钦在月湖边建天一阁，及陆氏、全氏、徐氏等文化家族名士辈出，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薪火相承的强健意志。文禁没有阻止宁波人治学的发展，同样海禁也不能阻碍宁波人对贸易的渴求。港口贸易从海曙的东门口外移到双屿港（今六横岛）。据说在最繁华的时候，葡萄牙人在岛上建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和上千幢私人住宅，葡萄牙人、中国人、暹罗人、婆罗洲人等在这里和平相处，自由贸易。此时又有不少海曙人转而到内陆各省寻找商业机会，孙春阳把南货铺开到了苏州，药材商人把贝母这类药材卖到了北京及沿江沿河的城镇，在北京海曙的药材商人还成立了“鄞县会馆”（海曙即鄞县古县城），成为宁波帮的先声；海曙至今还保存着一条街的名称叫药行街，一个古老的庙宇叫药王殿，可以想象海曙作为当时中国药材总部的繁忙。抗倭战争胜利后，明政府逐渐放开海禁，因中外贸易中断而衰落的海曙，迅速恢复往日的活力，东门口的帆船又如云汇聚。海曙人如孙氏等，与镇海十七房郑氏、方氏、李氏，慈溪（即今慈城）董氏，在北京组成“浙慈会馆”，与绍兴人在江苏常熟创立“宁绍会馆”，在汉口设立浙宁公所等，从事行业扩大到海盐、豆类、杂粮、药材、南北货等。到了乾、嘉年间，支撑贸易发展的宁波钱庄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时的宁波江厦街，成为钱庄业的集中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说法就是起于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海曙之名，与大海相连，海曙就活，就有生气，就有阳光，一旦禁海，海曙也不成其为海曙了。海曙之名，源于城中的一座叫海曙楼的鼓楼，这原先是子城的南城门，建于唐代，在宋时称“奉国军楼”，明万历十三年（1585）太守蔡贵易重修时采用了唐代杜审言“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之句意，又寄寓“波宁海定，沧海为曙”之义，取名海曙楼。清乾隆后，政府又一次海禁，海曙又悄然黯淡；而外滩被迫开放的时候，沧海又露曙光，江厦街又开始忙碌：在1864年，滨江庙设立了钱业会商处，在民国的时候移到了战船街上，即现在的钱业会馆；东大路、江厦街、药行街一带，钱庄、米行、布庄、银楼、药业、旅馆、洋广货、南北货、鲜咸货、鱼行等各行各业又蓬勃发展，海曙集中了当时宁波城大约八成的商铺。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百年老店大都起于这个时代，比如“老三进鞋店”“源康绸布庄”“四明药房”“寿全斋药店”“凤祥银楼”“缸鸭狗”等等。
但是此时的宁波在与上海的竞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上海港沿黄浦江直通太湖流域，沿长江可抵达南京、芜湖、汉口以至重庆等城市，经运河又可达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腹地广阔；宽而深的黄浦江十六浦码头可以停驻新式的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外国货轮，加之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宁波城等原因，国际资金流迅速奔向上海。港兴则城兴，取代宁波的上海，迅速从一个不知名的长江口小县城，一举发展成为长三角区域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这一切让海曙人、宁波人瞠目结舌。但是有一点世人不得不承认，上海是宁波的子城，上海的文明中，有宁波人特别是海曙人的智慧。早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帮人物大多在海曙的某个店铺里学习过，然后走向大上海，比如大名鼎鼎的严信厚。至1852年，包括海曙人在内的旅沪宁波人已有六万多人；至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达40万人，而且这些人常常是叱咤上海风云的人物。
怎样理解这一段历史呢？一直以植入文化为主取得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海曙，怎么突然会涌现一个向外移民的潮流呢？这是不是向着海洋的另一种形式的跨越？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海曙人、宁波人在时代嬗变之时，找到了更大的商业舞台，能使自己做得更大更强，而这种选择正是海曙人海洋性的性格所决定的。海曙人、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着比本土更广的生意，涉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中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等行业，而且最终向海外发展，足迹遍布全球，“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
或者这么说，宁波，这个以“书”为本的城市，在长达千余年的历练中，不断成长蜕变，在商贸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成为一个商贸王国，表现出卓越的与众不同的地域风格，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滋养、支撑。这个故事没有结束，1949年宁波市从鄞州析出，1951年海曙独立设区，1956年废，1978年夏复置后，海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的发展生气。一幅南宋诗意的《清明上河图》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古老的城隍庙与现代的天一广场交相辉映；精致的钱业会馆与光彩耀目的和义大道相依相融；宁静的月湖与盛园仿古街区恍然让我们回到了旧日时光；南来北往的动车掠过杨柳依依的运河与绿树丛中的白云庄轻轻驶入铁路南站钢筋水泥的丛林；十里中山路的玻璃大厦间静矗着海曙楼、永丰库、咸通塔等满身沧桑的建筑，在华灯初上时显得幽远而深沉；中山路下面正在建造地铁，一个城市就这么斑驳错杂地进入地铁时代。而这个城市在宁波地区的商贸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从宁波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出来，沿着姚江穿过高大的樟树行道林，走进中山公园；从张苍水故居边走过，有一群人在故居旁的亭榭间唱越剧，听着这悠扬的曲调一直走到公园雅致的欧式风格的南大门，然后一头扎进人流嘈杂的公园路。这个街区的小吃真的是琳琅满目，买了一串臭豆腐，让我想起小时候庙会时在戏台下与伙伴们玩耍的情形；经过海曙楼，抬头望了望这矗立千年的三层五开间的爬满常青藤的城楼，忽然想起是哪位民国的权要，给这古老的城楼加上一座6米多高的正方形西式钟楼。明明叫它鼓楼，却是一座钟楼，明明是非常古典的建筑，非得耸出一头西式的钟表来？你说它不漂亮，却也奇特。一路想着便到了月湖，月湖边上的服装博物馆门正开着，一种异样的美丽又吸引着人再去看一看。从这个幽静的四合院出来，便寻找到一个亭台，面水坐下来，水面上有不少游船，高耸的玻璃大厦在绿树梢头看起来有些远，而柳汀的贺秘监祠却感觉很近，倒映在水里真是漂亮，宋代的学士们就在其间读书吧？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西下了，许多人从身边走过，说今夜有灯会。哦，远隔千年的灯会又点亮了，现在又扎出什么样的彩灯来呢？真想去看看。一直坐到月亮东升，看到一盏盏橘红的孔明灯向着深蓝的天穹飞去。
这就是许多海曙人感受着的一个平常的下午，或许这个走着的人，也成了《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人物。湖中倒映的月亮真美，为什么这个湖叫月湖呢？不只是形似，更应该是神似吧，月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是对故乡的眷恋，是对清丽高雅审美境界的追求，是对高洁脱俗品格的珍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忽然想起张若虚的这首诗，面对亘古如斯的一轮月亮，是不是容易让人产生哲学的追思呢？这一“月”的意象，是不是也如同“书”和“港”，能让人想起海曙许许多多的故事？月湖左右前后的宝奎巷、欢喜巷、花果园巷、梅园巷、镇明路、长春路、天一街、迎凤街、三圣巷等等，古往今来，里面又演绎了或者正在演绎着怎样的传奇呢？
越过湖面，看到煌煌的灯火亮起，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在湖面上渐渐清晰起来，真是一幅绝美的夜色《清明上河图》。我突然想到，张择端在画每一个人物的时候，一定是用浸润着喜悦的笔尖，勾勒着每一人物自然而快乐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