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抽新，月季遍开，在慈溪最美丽的四月天里，我们去观海卫城探访一段消匿了六百年的历史。作为宁波四个卫星城镇之一的观海卫，一路所见给人繁华忙碌的印象。公路宽阔，绿化精美，路边楼房建造得赏心悦目；商贸、店铺、市场一片熙熙攘攘。
六百年前，这里还濒临大海。清人柴梦楫《紫霞洞》记：“原无城池，生自海陬，介于慈余两邑间。”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受朱元璋之命，代巡东南海防，在宁波府设宁波、定海、昌国、观海4卫。当时观海卫有1卫2所，驻兵5600名，直接接受明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指调，或直接受命于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五军都督府。当时观海卫的地位与天津卫是相当的。
观海卫的主要戍守地为城北一里许的卫山。卫山又名浪港山，连亘数里，是卫城天然屏障。六百年前，卫山诸多的山峡是一个个的避风港，故有浪港之称。站在山顶，视野开阔，只是古代的一片大海已换作茫茫的万里平畴。
卫山上有几个乳峰般的烽火台，兀然挺立。丽日之下春树之中，烽火台尽显沧桑静穆。烽火台又名烽燧，在中国历史悠久。稍稍了解些典故的人，马上会想起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古时以烽火传敌情，当敌兵来犯，守兵即在烽火台的凹槽内点燃木柴、狼粪，用冲天而起的滚滚狼烟报警；如在晚上，就点燃柴火，用火光报警。“边庭烽火惊，插羽夜征兵”，几千年来，烽火一直是战时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卫山的烽火台是呈梯形的4米左右高的土墩，底部长15米左右、宽10米左右，顶部大约是底部一半大小；顶部有长3米多、宽2米多的燃烟坑，坑西侧留有缺口，大概是为卫兵人员登高和燃烟堆薪时通风所用。整个台全部为山土夯筑，四周陡峭。现在坡面已尽被风雨剥蚀。
六百年前，在这个烽火台上，前前后后有多少英雄驻足向大海远望啊！张经、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王忬、卢镗等等，无不是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中最为人注目、最具传奇性的是戚继光。这位来自山东蓬莱的将门之子，在东南沿海抗倭达14个春秋，历80余战，足迹遍及鲁、浙、闽、粤等地。据载他在观海卫东边的龙山三战三捷，由此崭露头角，名震三军。龙山战后，戚继光针对明军在作战中暴露出的军令不行、松散怯阵弱点，向上司提出旨在提高军队素质的《练兵议》。接着依靠观海卫人胡守仁到金华义乌招募人马，一手创建精良雄锐的戚家军，训练鸳鸯阵。练成之后，这支铁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改明军一触即溃、纪律涣散的状态。它的战斗力让我们想起宋代岳家军。最后，在戚继光为主的将领的带领下，倭患彻底被荡平，海疆宴晏平。戚继光也因赫赫战功，累擢参将、副总兵、总兵、左都督（一品），并授少保兼太子少保。在宁波的乡村海隅，至今还有许多祠庙来纪念这位英雄，许多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许多人以自己是“戚氏”后代为荣。观海卫最热闹的街上，就立着戚继光英武的石雕像。
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称为抗倭战争，现在成了一段有争议的历史。争议点主要是两个，一是倭寇的成员性质，二是胡宗宪等抗倭将领的政治问题。对于倭寇，明代以前倭寇可能是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由一些没有法律制约的亡命之徒组成。明代前期国势强盛，无边境之患。明代中后期，尤其嘉靖以后，倭寇逐渐猖獗，但对于此时的倭寇，很多研究者认为其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的“真倭”也是中国人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明代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也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现代研究中，像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等文，则明确把这一时期的御倭战争归为一场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导致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出现。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到后来每天有大小1200艘以上船只在中国沿海附近游荡。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的海上武装，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往往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最大的两个头目是安徽人汪直与徐海，像汪直还自封为“徽王”。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所以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着日本装束，以威慑明军；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而打扮成日本人。他们与普通海盗相同的是，呼啸而来，无恶不作，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不同的是他们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期打算。
这些倭寇也害怕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当政府答应倭寇们开放海禁的要求后，像汪直等人就接受了胡宗宪的招安。可是当时朝廷中的儒生士大夫们，保守与偏执到了最顽固的程度，这些曾焚毁郑和下西洋所有航海日志的儒生，可能是沿袭旧制的惯性，更可能是害怕海洋的开放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最终使朝廷拒绝开放海禁，并下旨处死汪直。胡宗宪只好杀掉了投诚的汪直，并趁机灭掉徐海团伙。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同情倭首徐海的故事广泛流传，故事名为《金云翘传》，由明末清初青心才人创作。此传后来被越南著名诗人阮攸改编成诗体小说《金云翘传》，在越南文坛上大放异彩，为越南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塑造了一个叫王翠翘（历史上真有其人）的女性形象，徐海投诚政府源于她的劝说。徐海死后，王翠翘自感辜负徐海，跳海之前对胡宗宪说道：“你诛杀归顺的人，你把天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并写下一首绝命诗：“建旗海上独称尊，为妾投诚拜戟门；十里英魂如不昧，与君烟月伴黄昏。”凛然一位烈女。
明代禁海的原因与过程非常复杂。有自满自大之说，有打击建文帝余党之说，也有惩戒腐败之说。但有一点也是明确的，明朝政府不能审时度势，正确处理海外商贸问题。明代初期政府禁止民间与海外的商贸，但是贸易并没有断绝，有十年一次的政府朝贡贸易，只是朝贡贸易并不能满足正常商贸的需要，问题还没有暴发出来。而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愈来愈不合时宜。明政府不仅不调整政策，反而因嘉靖二年（1523）在宁波甬江上发生了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的“争贡”事件（争贡的实质是日本各势力集团争取朝贡贸易特权。这场争执到最后发展成杀人焚掠的恶性事件，史称宁波之乱。明朝许多官员都裹进了这场朝贡贸易的利益瓜分），明朝政府关闭了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全面彻底海禁17年。导致走私贸易日演日烈，在宁波近海的双屿、舟山诸岛等，到处是武装走私集团，史称后期倭寇的时代。消灭汪直、徐海后，在有识之士的坚持下，在明穆宗隆庆时正式宣布开禁。万历以后，海上贸易达到兴盛，明朝政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是明政府无视外贸输出过多所导致的国内物资供应不足及国内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的迅速拉大；也未能控制住在外贸过程中进一步加剧的官员腐败问题，引起社会一系列的动荡。这最终使明朝走向灭亡。缺乏海洋管理能力的明政府，无论海禁还是取消海禁，都引发了深重的灾难。
对于胡宗宪，这位来自徽州府绩溪县、从小对兵法极其用心、进士出身的儒将，历来争议纷纭。作为抗倭英雄，平定汪直、徐海最大的两个强盗集团，功绩之大，政府承认，授职南京户部尚书，并封为太子太保，故乡绩溪龙川村的村头至今还矗立着颂扬其功绩的“奕世尚书坊”。治地的老百姓也多有铭记，嘉靖四十年，余姚人为纪念胡宗宪任余姚时的业绩以及平倭功绩，勒胡宗宪石像于胜归山摩崖，至今仍有百姓祭祀。有人曾将他与于谦对比，于谦保存宗庙，宗宪安定东南，功绩相当。但两人的品格却是天差地别，于谦白璧无瑕，为明代第一流人物，为社稷大臣；胡宗宪却交结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多受诟病。最成问题的是投靠严嵩，与严嵩义子慈溪人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一起，干了不少坏事。比如陷害浙江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在赵文华的力荐下，胡宗宪很快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军务。当然客观上，职位的提升使胡宗宪有了大展宏图的舞台，他能招揽各种人才，如俞大猷、戚继光等都是其麾下名将，并用奇才徐渭为幕僚；大力支持练兵，产生了戚家军。胡宗宪所提拔的人，也多有人品的缺点。比如戚继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就指出他有巴结权贵、秘密纳妾、崇尚迷信等缺点。《明史》更直接说戚继光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
胡宗宪因其品行不端付出了代价。严嵩失宠后，严党树倒猢狲散。时任南京给事中的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皇帝念胡宗宪抗倭功劳，网开一面，给了他一条生路，胡宗宪带着无尽失落回到家乡。最终又卷入罗龙文的案子，被捕入狱，后在狱中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历史已经过往六百年，只剩下这烽火台独对青山与长空。卫山这一带没有狼粪，所以白天多是举旗放铳发出警报。一旦一台发出，左右五台立时策应，六百年前曾经紧张的战争氛围，似乎就在我们面前。在卫山最东首的一座山峰上，我们发现一门1000公斤重的古代大炮，炮口直指昔日的大海。炮身铁锈斑斑，使人联想起当年抗倭战争的激烈。这样的炮台，从余姚的临山卫到北仑的戚家山再到宁海与象山望海的岛屿之上，如今还有多少呢？
六百年来，不，从有史以来，宁波的土地上还发生过多少战争呢？我们当如何解读这些抗争呢？我们常说，宁波人的性格多英雄气概，自古民风剽悍，这是越人尚武精神的遗传。中国史书上胡人与越人是并提的，谓“北有山胡，南有山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各地版本都是才子佳人故事，唯有宁波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女侠客与一个不畏权臣的清官的故事，独富英雄之气。北宋末、南宋末这里有百姓抗击外族入侵的故事；元末有方国珍领导的起义，成立过独立政权，还一时成为知识分子向往的乐土；明末，黄宗羲锥刺魏忠贤余党、杀父仇敌许显纯，后在四明山结寨抗清；张苍水抗清失败，临死不跪，一句“好山色！竟落得如此腥膻”感动得上天都忽降大雨；清末，有官兵们抗击英法入侵者，也有鄞县人徐保所领导的号称杀鬼队的黑手党，让入侵者胆战心寒；抗日战争时，四明山是抗日根据地之一。
人是需要一点气节的。在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宁波人表现出一份让人敬畏的壮烈。在宁波的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让人气噎的事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好、倭寇入侵也好、贪官污吏跋扈也好、鸦片战争也好、抗日战争也好，宁波从来是以“石骨铁硬”的浩然正气相对。
尚武的宁波人，民间真功夫源远流长。四明内家拳，被称为武当派最原始的内家拳种，中国最正宗的内家拳术，16世纪中叶后盛行于宁波山野之间，并涌现了众多内家拳师的代表人物，如张松溪、叶继美、王征南等人，大学者黄宗羲也深谙此拳，传至今有夏龙本夏必贤一脉。此种拳法的特点是以柔克刚、以静待动、后发先制，也可以用来实精神，修身心，深蕴中国文化。其他的拳种在宁波流传也很广。宁波市武术协会前会长陈仁镐在1985年前后，对宁波流传的武术品种进行过挖掘，整理出了精武门、少林门、华拳门、查拳门、螳螂拳、鹰爪拳、六合门、八极拳、迷踪拳、南拳、太极拳、武当拳、形意拳、八卦拳、长拳15种，拳谱有200余套。现在的宁波城内，习武风尚依旧浓厚，打太极拳、木兰拳、内家拳、跆拳道、瑜伽功、空手道等，深为百姓欢迎。而山脚下观海卫，至今还有几种从戚继光军队中流传下来的古拳法：“左手棍”、“金锁拳”。这些拳遒劲雄强、断然果决、攻击性强，出手便能伤人。为发扬光大这些拳法，观海卫左棍金拷武术协会还在卫山它山岭修建了习武场。当地太极拳老师郑国军先生，在传统24式太极拳的基础上，还创编“观海卫太极拳”，此拳现已列为浙江省及相关国际比赛中的正式比赛项目。
从卫山上下来，我们走入繁忙的观海卫镇。这个曾经的卫城，当时的遗迹已经很难寻觅了。据明《筹海图编》浙江之十五观海卫的舆地图，观海卫曾有宽阔的护城河，东西南北门各置吊桥，过吊桥有瓮城，过瓮城方可进入城内。瓮城中可以藏兵，敌兵进入瓮城即进入死地。城上可以放矢投石，伏兵也可一拥而出，瓮中歼敌。城内建三十六条街和七十二条弄，纵横有序，主干道将城内划成一个个封闭形式的居住区。这种街弄的格局是出于攻防的需要。现在全然不见，换作了人潮涌动的现代街衢。我们在一个巷弄里，找到戚继光部将胡守仁的故居，故居白墙黑瓦一片斑驳，我们伫立长久。有人说，这些巷弄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戚继光抗倭戍守时福建官兵留传下来的卫里话（又称燕话），不知道现在还有会讲这种话的人吗？
胡宗宪、戚继光等人都是诗歌爱好者，也写得一手好诗。戚继光曾在兵营中即席口述《凯歌》一首，教全军将士一起唱和，以歌代酒激励士气。其歌为：“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意气风发，犹如当年曹操横槊赋诗。有一首写于卫山龙山所伏龙寺的诗，“梵宇萧条隐翠微，丹枫白石静双扉。曾于山下挥长戟，重向尊前醉落晖。衰草尚迷游鹿径，秋云空锁伏龙矶。遥看沧海舒孤啸，百尺仙桥一振衣。”诗作遒劲苍凉，全无当时庸俗诗风。
回望烽火台，希望烽火精神不灭。
边走边读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安徽绩溪人。进士出身，擅长诗文，留与后人的著述有十余种。最著名的为总结抗倭经验的《筹海图编》，也有人称其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其幕僚徐文长在军营中也有不少作品传世，如在杭州写下《镇海楼记》。
“戚继光”（1528—1588），抗倭名将，有电影电视剧《戚继光》讲述其光辉一生。撰成《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总结浙江抗倭尤其是岑港战斗之经验教训，为兵家称道。可以读水至灵瑶的《嘉靖王朝之抗倭实录》，了解明朝抗倭历史及戚继光生平。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慈溪匡堰镇人。顺治十八年（1661）入籍钱塘（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康熙八年入太学，得以初觐康熙，皇上喜其文章，钦赐拔取，记名翰林院供奉，深受康熙帝信任。才艺丰富，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天录识余》等。
“杨贤江”（1895—1931），慈溪市长河镇人，字英甫，笔名有李浩吾、李膺扬等20余个，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著述丰富，仅在《学生杂志》发表的署名论文、社评近200篇、通讯105札，并先后编写了《今日之世界》、《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等书，主要教育论著收入《杨贤江教育文集》。还翻译有恩格斯的名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
“应修人”（1900—1933），名麟德，字慎瑞，慈溪人。我国新文学中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左联烈士。与潘漠华等合出过诗集《湖畔》，著有童话《旗子的故事》和《金宝塔银宝塔》等。
“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慈溪周巷镇人。幼从父读书。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宁波女校。出版有大量史学著作。如《荀子哲学》、《词林佳话》、《天一阁藏书考》、《国名疏故》等。抗战爆发后，陈登原回周巷老家，闭门谢客，在艰苦的环境中着手编著史学巨著《国史旧闻》。《国史旧闻》190万字，此书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以“登原案”的形式，发表精辟见解。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
“林汉达”（1900—1972），曾化名林涛，慈溪市人，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等；文字改革方面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等；通俗历史读物有《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等，共达六十余种，在文化普及上影响极大，深受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穆时英”（1912—1940），慈溪人。著名的新感觉派小说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