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秦时置县，得名来由各有说法。《越绝书》载，夏少康封少子无余于会稽，以奉禹祀；姚乃无余之届邑，故有其名。另一种说法是余姚南临句余山（四明山古称），姚为越语中大舜的名字，故谓余姚。余姚可谓物华天宝之地，大概是“五山二水三分田”，南以四明山为锦屏，北以杭州湾为明镜，中间一个运河湖泊交错的偌大冲积平原——宁绍平原的中段。因杭州湾南岸泥沙不断沉积，七千年来这个平原持续向北拓展，可以用生生不息来形容这个得天独厚的城邦。境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区，阳光充沛，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热同季，自然条件优越。这样的地方最适合文明的繁衍。所以，不必惊讶，当我们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前几页，就会看到余姚这个名字，——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就在这个地域。从现今的考证来说，这一文明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明还要稍早一些。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史，是从余姚翻开了第一页；而长江文明因有了河姆渡，才有了与黄河文明相抗衡的资格；中国的文明史因为河姆渡而定义为上下七千年。拥有这样荣誉的城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它的发现纯属偶然。1973年夏天，当地村民们计划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杂乱的东西，其中一些石头看得出是经过加工的。于是有心人把这些石头，连同一些陶罐送到专业考古人员的手中。不久一项举世瞩目的文明呈现在大地之上：杆栏式建筑、精美的象牙雕刻、140多件骨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等等。不要看那些犁、耜等农事工具是多么的粗朴，它却证明中国农业曾领先世界农业。最让人惊奇的是七千年前的水稻至今还闪着金黄光泽，它的出土标志着整个人类进入了农耕时代，人类出现城市文明由此成为可能。
这个文明是一个奇特的复合。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这里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7050年。七千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中国有传说开始是距今5000年的尧舜禹时代，有文字记录是距今3600年的商殷，真正出现历史著作是距今2700年的东周。两千七百年来，中国历经无数变化，那么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2700年，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又历经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只能凭这些千年不腐的实物揣测其中的变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河姆渡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而是诸多中国文化的源头。比如中国人最基本的图腾信仰龙与凤，它的起源可能就与余姚，或者再扩大一点，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区域相关，这一区域与河姆渡文化区域大致相同。对凤鸟的信仰，有许多实物与记载可以证明，与浙东古越大地密切相关。《禹贡》中说越人为“鸟夷卉服”，《广会稽风俗赋》中载“越王入吴时，有鸟夹王而飞，以为瑞也，因筑‘望鸟台’”；《论衡》云“会稽众鸟所居”；《搜神记》中说，越地有一种冶鸟长有三尺。这种对鸟的崇拜，是不是可以上溯到河姆渡文化呢？在河姆渡文化中最精彩的作品便是象牙雕刻“双鸟舁日”，两只相对的凤鸟，图形清晰简略、充满活力。在龙的信仰中，是以东海龙王为四海龙王之首，而东海正在浙东翼轸之间；我们还无从考证北海与西海龙王在中国的位置；越人以蛟龙后人自居，赛龙舟祈福的风俗自古盛行。余姚的传说中还有一条独特的龙叫“犴”，传说它是东海龙王的儿子，住在东海或杭州湾，先民们为表达对犴图腾的崇拜，而衍生一种民间舞蹈犴舞。这种稻作文化的产物，在余姚西北泗门一带还有留存，犴舞已被列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说这种舞蹈在日本也有流传。这种犴是否也为河姆渡人崇拜？也许随着考古的深入，我们的一扇扇记忆之门将会逐一打开。
河姆渡出土的许多文物，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有新的解释。比如在河姆渡的陶器上有蚕的图案，我们联想到“嫘祖”这位养蚕的发明者。《史记》记载她是黄帝的正妃，生有两子，青阳与昌意。《史记》记载五帝中，颛顼、舜、禹皆为昌意之后，《史记正义》所引《孝经援神契》：“帝舜生于姚墟。”在马渚、河姆渡一带至今还有“姚丘”和“禹冢”的传说。舜在当地的传说更是繁多，余姚西首的县城名字叫上虞，虞即舜；穿整个余姚境域的姚江又称为舜江。姚北有一个叫历山的镇，因镇上有一座叫历山的小山得名，传说舜在这里耕种；山下有个村庄叫沥网，传说舜时常下海捕鱼，在山上晒网。这个镇有一个小学叫舜耕小学，传承的就是讲求“孝”与“勤劳”的舜耕精神。禹也同样，会稽（余姚旧属会稽）可能就是禹时天子国中央都，是河姆渡文化后期（距今5000年）夏洲之国的根源处；这样才能解释禹为什么会葬于会稽。余姚有秘图山，相传是禹藏治水秘册之所。《禹贡》这样描写舜禹时代，“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这些表述让我们联想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的稻耕文化。或许五千年前，丰厚的河姆渡农耕文明，支撑这里作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养蚕、耕作之外，人文精神开始辐射整个中华文化圈。其实中国史前史往往被《史记》等著作过度束缚，被司马迁以大汉之地的眼光看中国所局限，以为三皇五帝传说均在黄河内外。实际上2000年前的汉天下与4000年前的大夏天下，有着多少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
河姆渡文化应该是华夏之族、炎黄后裔形成的一个主要起源地。这个文明几经波折，比如洪水、海侵等，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商殷；并在这一时期北迁到黄河流域。几千年间，本地生民不断外漂，可以考证的是他们约在6000至4000年前漂向菲律宾、印尼、马达加斯加、夏威夷等；约在5500年前到达婆罗洲、帝汶岛等；4000年前到达所罗门群岛等；3000年前到达萨摩亚、斐济等岛；1600年前到达伊斯特岛、新西兰等。余姚为中心的浙东区域正是史前称为“海漂人”的百越夷民起源地，他们乘着《越绝书》所记载的“方舟”，把稻作文明经由海路、水路播向四方。这也可以解释《淮南子》等记载大禹治水时遍及海外36国，秦方士徐福选择从这里出发，“东渡携千童海上问仙”。
但是余姚毕竟太小了，在当下主流的史前史观中，或许无法接受余姚在中国文明的源头性地位。就像余姚河姆渡实际上不属于长江水系，甚至与钱塘江水系也无干，它只是一条源于境内四明山夏家岭、奔向东海的叫做姚江的独立水系沃灌的文明，却要归之于长江流域一样。为什么不能接受？为什么只有大江大河才能产生深远的文明呢？希腊文明影响世界，它与大河毫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开大河文明情结，作一深入的追寻呢？
河姆渡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它以姚江流域为中心，广泛分布于宁绍平原，并跨越东海，直至舟山群岛，只是大多在余姚市境内，如丈亭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等。它在余姚的历史上，也并不孤立，而是绵延深长，影响久远。比如说河姆渡的土陶，是以刻纹等为装饰的素色陶，与黄河领域以艳丽的彩纹为装饰的陶器截然不同。陶器在商代中后期发展出瓷器。迄今，余姚是中国发现三国两晋前古窑址最多的区域，余姚九缸岭窑是最先制造东汉酱色釉瓷器的所在地，由此引出了东汉青瓷、三国两晋时黑瓷的问世。这些瓷器明显有河姆渡土陶的风格，素朴而不绚丽，自有一种神韵。也就是说，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从河姆渡文明开始，余姚在几千年的跨度里引领着中国陶瓷的发展。
当然毋庸讳言，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流域文明突飞猛进，吴越古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但它仍在发展，并不断融合北方中原文化，在曲折中前进，并在春秋后期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代表性的事件是越王勾践一度入主中原。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东巡入浙，分立浙东县境，建置余姚县。西汉武帝时期，为发展南方经济，迁移大量黄河流域的人们进入会稽，姚江文化逐渐发展。尤其是东汉六朝时期，青瓷出现。由于制瓷先决条件完备，姚江流域成为烧制成熟瓷器的主要地区。至汉末，南迁的大家族已经积聚足够的文化力量，与中原的学术相抗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余姚龙泉山、秘图山脚下的虞氏家族，这个蔚然而起的家族名人辈出，功绩巨大，为东南士族之首。先后有开学术先声的东汉虞光，以玄释易开江东玄学先河的三国虞翻，发现“岁差”的东晋天文学家虞喜，东晋著名史学家虞预，被李世民称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的唐虞世南，其他再如天文学家虞耸，医学家、美食家虞悰，博弈娱乐文化研究专家虞潭，藏书家、书法家虞和，古物收藏鉴赏家虞荔，史学家虞世基，诗文大家虞炎、虞骞、虞羲等等。虞氏家族卓著的文化学术活动，延伸了古越文化，代表了从汉至唐士族学术文化，也是东南地区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昌盛的重要源头。
清初余姚人、大史学家黄宗羲在给明代余姚人倪宗正《小野集》作序中称：“吾姚文章之统，代不乏人。隋唐之上，归之虞氏。”可谓一言定论。虞氏家族不像其他权阀家族基于与历代朝廷、帝王的密切关系，父功荫子荫孙，爵位世袭，往往或昙花一现或五世而斩；其历500余年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关键因素，在于建立了自己的文化群落、文化领袖、文化人格，以及家族文化在这个时代、地域文化坐标上的定位、价值取向。
这样的品格追求影响了余姚中古世纪的文化追求：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学术追求超过仕途追求。与中原文化的文化人格迥然不同，这也真正使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虞翻）。自唐以后，余姚代代有贤士，影响遍及海内外，有进士684人，状元5人，在朝廷及各地为官的多达1500余人，有137人列入《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誉。全国拥有“文献名邦”美誉的仅三个地方，一是孔子老家曲阜，一是孟子老家邹县，第三便是余姚。
当然不可不叙及余姚的另一脉清流，面朝大海的四明山作为道教圣地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按《史记·留侯世家》里的说法，秦汉之际的“商山四皓”，即崔少通、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四位名士被吕后请入宫中，帮助刘恒（后来的汉惠帝）在夺嫡斗争中获胜。但崔少通终不满吕后擅权，改名黄公隐居在河姆渡附近老死终生。渡口北岸凉亭内还保存着一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立的“黄墓渡茶亭碑”，以证地名历史。在崇尚道教的东汉时期，更是有众多道教代表人物隐居四明山，炼丹修身。其中如梅福修道、虞洪遇仙、刘纲夫妇升仙等故事流传至今。梅福就是大名鼎鼎的隐士严子陵的老丈人。严子陵因拒绝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邀请而名闻天下，又因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而广为历史上的文人所仰慕。严子陵身体力行，“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毛泽东语）。后代余姚名士如黄宗羲等隐居山林著述终身，坚持独立人格，拒与清廷合作，有严子陵的风骨在其中。而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刘长卿、陆龟蒙等到四明山寻访，所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一路高吟，这些带有道家飘逸风采的诗歌，给四明山平添无数神秘。
深厚的文化底蕴，绵长的文教传统，使余姚历代人才辈出，而且人才群发，常现共振效应，无论学术、科技、商界、政坛常常以群体性的姿态独领一代风骚。在余姚乡贤的研究中，学者常把他们分为这几个群体。一是官场名宦群体，有东汉时蜀郡太守黄昌；明代“三阁老”，即状元、东阁大学士谢迁，明代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吕夲（因吕夲奏请朝廷，余姚构筑江南新城以御倭，形成南北双城格局），明代东阁大学士孙如游；明建极殿大学士袁炜；明代御史、东林党主要人物黄尊素；清左副都御使诸重光；清内阁学士朱兰；近代有安徽省委常委王中，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娄溥礼；祖籍余姚的美国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吴仙标等。二是工商金融群体，工商和金融产生于近现代，境内走出了一批领军时代的人物。黄楚九，上海大世界创始人，上海医药界巨子；宋汉章，中国现代金融事业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泰生，雕刻家、实业家和社会福利事业家，陆埠佛雕传人，在美国旧金山开设多处珠宝、佛雕、中餐公司，任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史济樵，建筑业巨子；何兆丰，国际航运企业家等。三是一个特殊的英烈义士群体，明末有抗清志士孙嘉绩、熊汝霖、郑遵谦；现代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贝介夫、沈乐山，浙东工农红军创始人费德昭，黄明、梁辉、郭静唐等一大批革命先烈，以及牺牲在境内的慈溪人朱洪山、鄞县人肖东、浦江人陈洪等一批革命烈士，余姚有不少乡镇以这些先烈的姓名命名。四是学林教苑群体，这一群体最为出色。除三国两晋虞氏家族外，明代有列入中国十大思想家的王阳明和黄宗羲（而且黄氏家族，学者众多），流寓日本的朱舜水，明文章家倪宗正；清代有考据家邵晋涵；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杨贤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严鹤龄，现代病理学创始人谷镜开，财政金融业研究先驱周伯棣，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英汉大字典》主编陆谷孙，中国首位公关学博士“公关才子”余明阳等。五是文学艺术群体。有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高翥，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吕天成，明后期全国杂剧创作最多的戏曲作家叶宪祖，清代内阁中书编辑《大清统一志》的高士奇，清代著名藏书家黄澄量；近现代有革命作家楼适夷，“新月”诗人邵洵美，著名山水画家陆一飞，学者余秋雨，集画家、小说家、诗人于一身的艺术家胡考，与金庸齐名的中国四大武侠小说家陈汉山，旅美书法家魏乐唐，旅美作家应文婵，台湾新闻、报业、出版家领军人物谢然之，音乐家樊祖荫，女作家胡杏芬等。
余姚人把这些人创造的文化命之为“乡贤文化”与“红色文化”。乡贤文化中王阳明、黄宗羲这样世界顶尖级俊杰，引领阳明学派、浙东学派，泽被天下。像王学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泰州等七个流派，并在日本独立形成“阳明学”；浙东史学，除开创者黄宗羲及其两位兄弟黄宗炎、黄宗会外，传人有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黄百家等一批史学名家；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邵晋涵为浙东史学的殿军。浙东史学鼓吹民族民主思想，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充满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使余姚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用梁启超《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信中的话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余姚也因此被称为“东南最名邑”。
红色文化指在以余姚梁弄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留下的抗战诗篇。全国有十九块抗日根据地，梁弄为其一，现在梁弄境内有中共浙东区委，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等领导机关旧址。梁弄故有“浙东延安”之称，四明山也有“抗战名山”之誉。现在红色旅游已经得到较好的开发，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公园、红色古村横坎头、红岗劲松等，遍及浙东各地的红色遗迹也正逐一得以保护与修缮。
从高速余姚道口下来，蓦然回首，“马踏飞燕”的雕塑立在宽阔的草坪之上，这个雕塑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志。如果你把电波频率调到96.6兆赫，电台播音员可能正用磁性的声音告诉你：“余姚，河姆古渡，人类文明发祥地；余姚，山水城市，现代旅游休闲地；余姚，文化名邦，名人贤达荟萃地。”是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山水文化、史前文化、乡贤文化、红色文化互为交融的土地。这种绵延的文脉，因为得到较好的打理，在当下魅力四射。
更可喜的是这个绵延的文脉，转化成一种勃发的创造力。这个城市的现代经营，可圈可点，并给人非常惬意的感觉。比如余姚的交通格局非常大气，骨架干线有杭甬高速公路、萧甬复线铁路、329国道及复线、梁周公路、甬余余夫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城东联结线等；杭甬运河得到了进一步的梳理，低廉的水上运输又重新提上日程；城区距宁波机场和宁波北仑港只有半小时和40分钟车程，过杭州湾大桥到上海仅需1小时。农业物产极为丰富，“中国杨梅之乡”是拜传统所赐，而有“中国榨菜之乡”“中国蜜梨之乡”“中国茭白之乡”“中国高山云雾茶之乡”和“中国红枫之乡”等称号，完全是近几年来的努力；“国泰”“铜钱桥”榨菜，“瀑布仙茗”“舜水蜜梨”等一大批农业品牌为国人所知晓。在现代制造上，家用电器、塑料模具、机械五金、化纤纺织等产业名噪一时，被称为“塑料王国、模具之乡”；制笔、按键、灯具、汽车配件、水暖设备、电动工具、打火机等块状经济遍及全市各地，有“帅康”油烟机，“富达”吸尘器、“燎原”灯具等中国名牌产品。余姚本地不产塑料，但位于城区北部的中国塑料城所发布的价格表，是世界塑料价格的晴雨表。这里举办的中国塑料博览会、中国小家电博览会、中国裘皮服装节、中国农业机械展览会等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力。2010年公布的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中余姚名列第十，并成为浙江省唯一入选的最具幸福感县域城市。
余姚的城市名片还包括“名品之乡，榨菜杨梅原产地；塑料模具，现代制造新高地”，96.6兆赫的声音，会告诉你这个城市许多独具的魅力。建议到余姚旅游的游客，继续听它的广播，余姚的声音。也许你还可以听到姚剧《秋香送茶》、《三婿临门》，器乐骨哨《河姆遐想》、歌曲《河姆渡的太阳》、四明南词《四明红》等等富有余姚地域特色气息的声音，感受余姚文明的气场。这些文艺节目都是上海世博会“宁波特别日”活动的保留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