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当年提倡“拿来主义”并非是心血来潮，空穴来风。当时的国情，鲁迅称之为“闭关主义”，而一些国家不请自来，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硬要把他们的东西送来，“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① 所谓“送来”，实际上是别人把无用有害的东西塞给我们；鲁迅先生的“拿来”是主动的选择，为我所用。“拿来”还要讲究方式，不能全盘照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②“拿来主义”之重要，就文学艺术而言，鲁迅先生指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至于国人，依然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取他人之长，不去“拿来”，“人不能自成为新人”。③
鲁迅身体力行，大胆地去拿，甚至毫无顾忌地去拿，在他的文章中引用、提及的贤哲、名家达三百多人。法国的拉伯雷、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蒙田、莫泊桑、福楼拜；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法捷耶夫、果戈里、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英国的拜伦、雪莱；爱尔兰的王尔德、叶芝；美国的杰克·伦敦、爱伦·坡；挪威的易卜生；意大利的邓南遮、但丁；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歌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巴罗哈等作家，还有政治家、画家都被鲁迅先生“拿来”观照现实，借古讽今，抨击社会的丑恶。
鲁迅先生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一文中，借用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堂吉诃德除暴安良的形象，批判、嘲讽国人的“中庸”之道。像堂吉诃德这样的人，“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就连被赶下台的宣统，还让他在宫里做皇帝。鲁迅还指出，中华民国还是有新堂吉诃德的，他指的是所谓抗日的“青年援马团”，① 他们颇有堂吉诃德之风，“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② 不过，这些新堂吉诃德们还是比堂吉诃德聪明，还未上前线，却“在常州玩梳篦，又观美女”。这些新堂吉诃德们至少还知道要抗日，还有一些假堂吉诃德们（指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人的侵略“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解释为“诱敌深入”③国土沦丧，却高喊恢复“民族精神”，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以为这样就能“咒死帝国主义”，“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这些假堂吉诃德们“故意做些傻相给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④。如果说新堂吉诃德们令人觉得好笑，而那些假堂吉诃德们却令人感到可恶。
鲁迅先生对堂吉诃德的评价是公允的，虽然堂吉诃德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但对堂吉诃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举还是肯定的，他在为易嘉（瞿秋白）翻译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写道，“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①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的行为触动不了既定的社会秩序，改变不了社会的本质，犹如侠客“不能打尽不平”，慈善家“不能救助社会的困苦”。
鲁迅先生对《堂吉诃德》的内容颇为熟悉，但仍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他在厦门大学、广州大学的学生梅川（即王方仁），“朝花”社成员，曾打算翻译《堂吉诃德》，鲁迅先生说他“正在大发《Don Quixote》翻译热”，可是此君并未完成。从20 世纪20 年代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起到20 世纪90 年代初，对《堂吉诃德》的翻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有3 人：林纾、傅东华和杨绛。林纾是《堂吉诃德》翻译的第一人，取名为《魔侠传》，鲁迅先生对该译文并不满意，首先译者是用文言译出的，他只译出“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译文也很不正确，但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中译本。对《魔侠传》，傅东华先生有一恰如其分的评论，他在1923 年写的《西万提司（即塞万提斯）评论》中认为，尽管林纾的译本不甚精密，但由于原书确实有伟大的力量，读起来也觉得“不忍释手”。他本人于1935 年5 月在《世界文库》连载他译的《吉诃德先生传》，该译文是从英文转译的白话文中译本，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39 年4 月出版。这个译本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 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了他的《吉诃德先生传》；1959~196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傅东华先生的《堂吉诃德》（第一、二部）。傅的译本流传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功不可没。直到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的问世才取代了傅的译本。杨的译本是从1952 年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经典丛书》中译出的，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从西班牙语译出的中译本，她的译本终于实现了鲁迅先生的“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的愿望。
在杨的中译本问世前后，已有一些改写本和编译本出版：刘云译的、由沙克莱改写的《堂吉诃德先生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常枫译的、也由沙克莱改写的《堂吉诃德先生传》（香港侨益书局，1959）；张世春、殷国义译的、由纳瓦罗改写的《堂吉诃德》（外研社，1982）；陈伯吹译的、萨克雷改写的《吉诃德先生的冒险故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罗其精译的、萨克雷缩写的《堂吉诃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冰晶编译的《堂吉诃德》（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徐少军的缩写本《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陈建凯、郭先林译的《堂吉诃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些译本中唯有杨的译本堪为上乘之作，无论是译文的语言还是保持原著的风格上是其他译本无法与其比肩的。故而，杨的译本从20 世纪80 年代，乃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是我国《堂吉诃德》翻译中的权威译本。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多种译本的《堂吉诃德》，犹如竞放的百花改变了一支独秀的局面。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计有刘京胜、屠孟超、董燕生、孙家孟、张广生和唐民权的译本，可以预料还将有新的译本问世。从现有的译本来看，译文的质量胜过以前的任何译本，语言的表达能贴近原著的原意，能正确地把握原著的风格。因为上述译者大都是精通西班牙语的教授、翻译工作者，他们长期从事教学和翻译，基本功扎实，有能力将《堂吉诃德》这一部世界名著完美地译成中文。当然，他们的译笔各有春秋，有的译得流畅，有的译得华丽，有的译得淳朴，但对原著的忠实却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董燕生长期从事西班牙语教学，编写了至今仍为我国高校使用的西班牙语教材；在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已翻译出版了拉美文学名著《总统先生》，这为他日后翻译《堂吉诃德》做了事先的准备。他的西班牙语功底和对中、西语言的驾驭能力，不仅把《堂吉诃德》中的俚语，方言和仿古措辞译得惟妙惟肖，用流利的现代汉语表达出来，而且把原文中不可言传微妙之处译得使人心领神会。最为可贵的是，他的译风认真、踏实，精益求精，他在译后记“《堂吉诃德》及其翻译”中写道：“深刻全面理解原著，努力做到形、意、神三者均能尽量相似；不绕开难关，不随意增删改动，尤其要避免望文生义的误译和疏忽潦草的漏译。”他的这种译风和中、西语言的造诣无疑保证了译文的质量，董译的《堂吉诃德》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是不言而喻的了。鉴于董燕生在翻译和教学上的杰出成就，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于2000 年授予他“伊萨贝尔女王勋章”。至于对孙家孟译本的评价，季羡林先生在该书的题词中已做了高度的概括，即“二绝二美”：西班牙世界大文豪塞万提斯之杰作，此一绝也；20 世纪世界画坛巨匠达利的精美插图，此二绝也。孙家孟之译文，此一美也；美妙的装帧和印制，此二美也。
《堂吉诃德》的翻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地发展，而对《堂吉诃德》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著名作家为《堂吉诃德》写了不少研究文章。叶君健在1955 年就写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的现实主义》。在这一年里，巴金的《永远属于人民的巨著》、周扬的《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和冰夷的《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 周年》先后发表。在新时期里，宣传、介绍《堂吉诃德》最得力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文美惠先生，她在1978 年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4 篇文章，还特意介绍了《堂吉诃德》的译者杨绛。此外，饶道庆在《外国文学评论》1992 年第四期发表了《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诃德〉新论》，周宁在1996 年第一期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幻想中的英雄———〈堂吉诃德〉的多层意义》，他们的文章见解独特，颇有新意。李德恩曾于2001 年写了一篇发表在《外国文学》第二期上的文章，题为《重读〈堂吉诃德〉》。作者指出，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其意图是，正如该文的“内容提要”所说的，“塞万提斯宣称，他塑造的堂吉诃德是为了消除骑士小说的影响，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家对塞万提斯的说法信以为真。其实，塞万提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的目的是展示他的伟大抱负和理想。”首先，他分析了销声匿迹的中世纪骑士制度在17 世纪堂吉诃德死灰复燃的不可能性，并从《堂吉诃德》的字里行间中证实这种不可能性：塞万提斯通过旅店店主之口否定了所谓骑士小说风靡西班牙，“我（店主）还不至于发疯去当游侠骑士。我很清楚如今不时兴先前时兴过的东西。据说过去那些尽人皆知的骑士确实满世界逛荡。”毕竟时移世易，骑士小说已不流行，作者为何让堂吉诃德中骑士小说的毒，“满世界逛荡”呢？其创作《堂吉诃德》的用意何在呢？这正是李德恩的思考之所在。塞万提斯塑造堂吉诃德又疯又傻的形象，这既与作者的抱负、理想有关，也与作者的人生道路有关。堂吉诃德向世人声称，“本人的唯一职责即在救助弱小，晗雪无辜，惩处恶行”，所以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满世界疯跑，要用他的手臂把丑恶的现实反转过来，使现实变得美好、光明，他的一路冲杀不就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抱负吗！堂吉诃德在发疯犯傻时，形象高大、高尚，表现出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骑士，但当他清醒、像常人那样生活时，这时的堂吉诃德平庸、猥琐、浑浑噩噩、没精打采，犹如一个无所事事的乡绅。堂吉诃德的这种人格反差恰恰折射了塞万提斯的人生道路。塞万提斯年轻时朝气蓬勃，曾像堂吉诃德那样闯荡世界，只身来到意大利，参加与摩尔人的海战；在回国途中被劫持，多次越狱潜逃都被抓回，这时的塞万提斯像堂吉诃德那样英勇，百折不挠。后来用重金赎回的塞万提斯则忙于生计，活得无奈，仿佛清醒中的堂吉诃德。显然，堂吉诃德既有着塞万提斯人生经历的痕迹，又有着塞万提斯的人生抱负和理想。李德恩还就塞万提斯的关于真实与虚构、小说与意识流进行了探讨，最后指出，“塞万提斯在他创作《堂吉诃德》时不会预料到今人对《堂吉诃德》的种种解读，《堂吉诃德》生命力的常驻在于不同时代的人读出不同的意义来。”
《堂吉诃德》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应归功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在20 世纪60、70 年代出版了傅东华和杨绛的中文译本，而且在20 世纪90 年代出版了8 卷本的《塞万提斯全集》。这部全集的出版全面地介绍了塞万提斯在文学上的成就。读者对《堂吉诃德》虽已耳熟能详，但对塞万提斯在诗歌、戏剧方面的创作知之甚少，尽管1958 年祝融翻译了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孔令森译的《诈骗婚姻》和杨得友译的《奇迹剧院》，这些零星的译作并不能反映塞万提斯创作的全貌。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聚集了西班牙语界董燕生、刘习良、关键恒、赵德明、刘玉树和笋季英等资深译者翻译了这部鸿篇巨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这部《全集》的出版拓宽了读者的眼界，进而对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文学产生了初步的印象，此外，进一步加强了中西的文化交流。
然而，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应是南京大学陈凯先教授领导的塞万提斯中心，这是亚洲第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96 年3 月，还创办了双语简报《吉诃德漫游》，其宗旨是进一步开展西班牙语教学和科研，增进与外部联系。1997 年9 月成功地举行了“塞万提斯在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盛会有来自英国、哥伦比亚、西班牙、德国、巴西、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13 位塞万提斯学者，还有国内20 余位西班牙语学者。这次会议显示了中国译介、研究塞万提斯的实力，给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和认识中国翻译和研究西班牙语言和文学状况的窗口。1999 年2 月，中国塞万提斯中心的创立者陈凯先被邀请出席了在墨西哥瓜纳华托举办的第十届塞万提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说明了中国塞学研究走出了中国，得到了国际塞学界的承认。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至20 世纪末，《堂吉诃德》已有多种译本，对原著的理解也更为深透，而对《堂吉诃德》的研究就显得单薄，缺乏深度，如何系统、深入地研究塞学，把塞学研究提到新的高度，在世界塞学界取得应有的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也是21 世纪对我们的要求。
2 Lazarillo and Other Works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