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及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嘉庆皇帝试图重现往日的辉煌，维护祖宗的基业。他勤于政事，不知疲倦，只可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能力阻止国家在下坡路上的速度。
嘉庆上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以勤为万事之根本，因此，勤政是出了名的，也是勤政的典范，处理政务更是连半天也不肯延搁。嘉庆从亲政以后，立即提出要勤政戒惰，他自己更是事无巨细都躬自总揽。每天天未亮，他已经在秉烛批阅奏章了，稍事用过早膳后就召臣问政，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书几十件，由此而常常忙得忘记了吃饭，甚至还忘记了睡眠。每到外出巡视的时候，也是早起一段时间办案。为了倡导勤政、革除陋习，在嘉庆十一年的时候，发布谕告，要求王公大臣要像他一样勉力勤政，在这点上，他还颇具他的皇祖雍正皇帝“事业狂”的遗风。
嘉庆帝在谕告里说：从天子到普通老百姓，都要以敬勤为立身之本。如果君王勤劳，那么国家就能大治，反之，就会使国家处于危险；大臣们勤劳，那么政务就处理的有条不紊，否则，就会导致政务松弛，处事没有章法；如果读书不勤，那么就一定学不到东西；农民如果贪惰的话，那么就一定没有收获。百行百业，事虽异而道理却是相同的。
嘉庆帝以勤为万事之根本，一直认为勤能补拙，勤政勿惰。嘉庆帝曾经私下对他的心腹直隶总督颜检说，古今中外的吏治，都是贪污腐化的官员少一些，懒惰偷闲的多，由此来看的话，这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最大隐忧，必须加以整顿。
嘉庆对于官员们办事效率低下、对经办的事情任意拖延耽搁极为不满。嘉庆六年，他曾为内务府处理膳房一件罚款的小事，竟然被官员们拖延了40天，而大发雷霆。嘉庆帝从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件事情看出，朝廷中执政效率是何等的低下，办事推诿、互相扯皮现象又是何等严重。嘉庆十三年，嘉庆帝亲自书写整治八旗子弟的诫文，告诫八旗人要不忘记祖上。
杨怿曾是受到嘉庆重用的大臣，曾在大理寺卿出任多年的翰林，之后调任湖北学政。有一次，杨怿曾奉旨回京拜见嘉庆皇帝，那时正值酷暑，京城异常炎热。杨怿曾掀帘入室时，看见嘉庆帝正在摇扇挥汗。他跪拜请安，嘉庆立刻把扇子搁置一旁，便开始非常详细地向他询问他的任上政务情况，尽管热得汗如雨出，嘉庆帝却始终没有再把扇子拿起。等到杨怿曾出门的时候，汗水已浸透了皇帝的龙袍。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京城天气炎热，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担心嘉庆帝劳累过度，私自把宗人府递上需要引见的官员奏折撤去。谁料嘉庆得知后大怒，于是把淳颖召来，对他讲道：“朕刚刚四十来岁，尽管日理万机，但也从未感到这么做有多辛苦，只是引见这么几个人，本来祖先的艰苦创业，要保持祖先的优良传统。实在算不上劳累。”随后斥责淳颖太偷懒了，下令将他交到宗人府严加议处。他还就这种陋习时弊训谕诸臣，说以后内外衙门，凡是有上奏的事件，只要收受了，就要立即直接交到他面前，听候他的批示，不准随意耽搁或者擅自撤掉。如果再有人敢像淳颖那样做，一经查出，就要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一次，嘉庆觉得他的女儿已经出嫁多月了，可一直没去探望，便决定翌日到公主的府第去吃饭。于是，他就再三嘱咐值班大臣，说，如果在这天有官员需要引见，那么就改天接见他们，如果是有奏折进呈，那么就一定照常呈递。
第二天清晨，嘉庆起得比以往更早，准备披阅完奏折以后，再动身去女儿的府第，可是，这天竟然没有一人陈奏。到了第二天再上朝的时候，才发现昨日奏折都被积压了。于是，下令惩办了那个当值大臣。
一个月以后，嘉庆帝依照惯例来到中南海观看雾凇，这天又没有奏折递进。由此嘉庆大为恼火，对随从的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是有事情外出，也一定早起一段时间把事情办完后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啊，怎么就是上行而下不效呢？朕高居内宫之中，尚且不贪图安逸。再说，这观看雾凇只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看，但它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和品德。你们却趁机在家睡懒觉，害怕、逃避早上的寒冷。年长者倒也情有可原，而年少者就太可恨了。于是下旨，把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教训了一番，并宣称，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因为皇上外出，而偷懒不上朝的官员，一律严加惩处。
嘉庆帝从小养成的克勤用劳的习惯，是皇父母与师傅的教诲使然。当然，面对着严峻的国情，嘉庆又怎敢掉以轻心呢？总之，嘉庆在亲政之后，为挽救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时刻在想方设法矫正乾隆后期的种种积习弊政。
然而，为政之道怎一个勤字就够了？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的是一个乱摊子，在盛世的表象下掩盖的是一个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各地起义不断的政权。嘉庆上台之后，虽然迅速地除掉了和珅一党，实行了一系列的除旧布新的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还是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在嘉庆一朝，贪赃枉法、吏治腐败，与之形影不离，尾大不掉。也许是山中无老虎、猴子也称王的缘故，和珅被除掉后，在各级政府中的官吏贪污腐败现象，不但不见有多少好转，反而越演越烈，几乎接近失控的状态。这与嘉庆帝本人不无关系，因为他既没有乾隆的威望、魄力和手腕，又对贪污腐败打击不力，畏首畏尾，所以，这一顽疾成为嘉庆中兴梦破灭的主要原因。
再有，天公也不作美，在嘉庆当政的25年里，人祸天灾，此伏彼起，使嘉庆应接不暇，疲于应付。河患这个甩不掉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高昂的付出和投入，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忧虑和苦恼，治理河患，成为治理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洪灾过后，腐败也像洪水一般向他袭来，导致一有洪灾必有腐败，令嘉庆帝极为惶恐，不知所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养育着亿万中华儿女，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生不息，人民要求治理它。治理它吧，费用浩繁，有关官员视之为个人发财良机，穷奢极欲，丧尽天良，使得治洪工程几乎变为他们发家致富的聚宝盆。不管它吧，洪水成灾，生产遭到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嘉庆朝的河患频犯频治，可总是不能彻底地根除，治理河患的开支一直是军费以外最浩大的一宗。因此，河患成了嘉庆帝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如同梦魇一般紧紧纠缠着他。嘉庆没决心、没魄力、没智慧处理，一些贪官酷吏得到过降职或革职处分，但舞弊侵蚀之风，依然如故。嘉庆没有办法惩治这帮贪官了，河患又不得不治理，所以就只能开捐例敛钱，虽然自知这种做法使吏治更加败坏，却也不得不为。
嘉庆朝几次开捐例，都以河费为由，而搜刮来的钱财，又使这帮治河大吏更加奢侈，河务之事依然无望。这使得素以“节俭”“爱民”自居的嘉庆帝，留给后人一个莫大的笑柄，同时，也难怪他暗生闷气，烦躁易怒了。种种原因导致河患问题，始终成为他难以诊治的难题。
嘉庆帝晚年总结自己的为政之道时说：“朕图治维殷……所谓为政不在多言，无奈衰敝之势已成定局。”道光帝，即爱新觉罗·旻宁，清代皇帝，嘉庆第二子，庙号宣宗，年号道光，1820年—1850年在位。即位时，正值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鸦片害人病国，吏治腐败，农商凋零。他曾多次下令禁止鸦片入口，并禁止各省种鬻罂粟，熬制烟土。1834年诏令各省复兴书院，查保甲，修水利，严禁扣饷派兵积弊。但因整个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上下因循苟且，管理唯知苛剥，军备戎务废弛，租赋日渐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他骄傲自大，对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在位期间，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他病死时，正处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