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中元
此次暑假小学期的认识实习，我选择了钟笑寒老师的课题。根据课题的要求，我在暑假期间利用返乡在家的时间走访调查了4户农户。这几户都是曾经以土地为生、现在已经不以土地为生存的主要手段、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的人家。被调查人之一的陈宝祥高中毕业后是很地道的农民，只是偶尔利用农闲的时间卖卖鸡蛋，而他现在已经垄断了本镇95%的牛肉市场，并且正在利用本地农村的资源搞农村多种经营，成为本县的致富典型。他搞的种猪养殖场、鱼塘，都很好地利用了农村传统的资源和需求，稍加创新，即成规模，利润丰厚。他在花生地里种桃树，大大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使土地也能成为生钱的息壤。这些在谈惯了“综合经营”、“高科技”的人们看来，也许毫无新意。可是在农村，能敢于这么做或者说有机会这么做的人，还缺乏得很。
朱如来原来也是个农民，因为家庭贫困到镇上给人做搬运工，只做了半年就被查出患了肝炎，不仅无法再从事搬运工这样卖苦力的职业，就是种地也种不好了。生活的压迫使他只能忐忑地走上经商之路，从贩卖水泥到卖煤炭，再到办面粉厂，现在又在购销粮食，他的年利润也达到了几十万元。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患了肝炎，可能他现在还在建筑工地上留着辛酸的汗水。转型期的农村，也在不断上演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
王玉清，从小就有着叛逆的性格，“文化大革命”时在县委书记蹲点的情况下仍然敢于出村打工。也就是这样的个性使他的经历比别人更多，使他的眼界比别人开阔。在那个投钱就能生钱的阶段，他先是做些小生意，然后经营轮窑厂，接着是胶合板厂，现在又在经营小白酒厂。他的胶合板厂里有原乡胶合板厂厂长的股份，而现在的白酒厂里又有现任汤沟酒厂中高层干部的股份。他的这后两项投资都是依托乡里比较大的集体或国有企业，应该说在一定程度损害着两个企业的发展。在农村，这样的发展模式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不得而知。
张中和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农村集体企业家，使一个普通的农村一跃成为全县乃至全市知名的明星。在创业的过程中，因为机遇、经验、能力的原因，他和他的秦庄企业遭受了多次的挫折，不过后来还是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20多家小企业的、初具规模的村庄企业集团。但是好景不长，根基本就不深的企业纷纷暴露出自身的问题，管理上的漏洞越来越多，加上来自外界的竞争逐渐激烈，一度辉煌的村庄企业集团很快就沉寂下去了，几个主要的企业被以低于资产价值的价格卖掉。而张中和本人也因为被人反映有经济问题被“双规”，虽然后来没有查出重大经济问题，但县里也一直没有给他复职，他本人也心怀不满。张中和到底有没有经济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据一般的看法，在一个经济和风气都比较落后的地区，要想真正地办起一个企业，不采取一点犯规的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引导那些在转型时期（尤其是转型初期）出现的集体企业走上发展壮大之路，让它们不要重导秦庄企业集团的覆辙？
根据课题的要求，我对以上4个被调查人进行了初步的采访和回访，并对本地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一定的了解。经过4周时间的实践，觉得受益还是很大的，自己对农村的状况、对农民的致富过程又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下面写一点我通过这次实践得到的一些想法：
首先，农村的发展归根结蒂还是要挖掘农村本来就有的潜力。不可能每个农村都能搞城市化，所以盲目地搬用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是不对的。前面所述的陈宝祥、朱如来，一个是卖牛肉、养种猪，一个是加工面粉、倒卖粮食，都是利用了农村特有的经济条件走上致富之路的。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都比城市便宜得多，因地制宜地搞一些副业，也是很好的致富道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还不具备搞大工业的条件，因为投资是有限的。在没有外来投资的情况下，农村必须先利用本地的资源、市场和资金搞一些小巧灵活的产业。很多地方展开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工作”，不仅没有招来商、引来资，反而劳民伤财，真是可笑而可悲。
其次，在陈宝祥、朱如来、王玉清的案例中，他们的每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都是靠积蓄和亲友拆借，贷款很少。他们在谈自己的发展之路的时候都感慨地说，要是当时能有贷款支持，他们肯定会比现在走得远得多。陈宝祥正在雄心勃勃地想要养殖波尔山羊，这是一项利润大而风险小的投资，只是现在大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一旦被大家发现，它的价值就会消失，就是说现在它是稍纵即逝的。但现在没有多少周转资金的陈宝祥只有慢慢来了。如何解决农村发展的融资问题，可以说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最后，农村人口的素质亟待提高，农村的社会治安亟待改善。农村之所以落后，最关键的不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农村人口素质的落后。现在的广大农村，不遵守计划生育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超生情况很多。农村的教育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每年既花费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又无法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农村学校的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严重，不务正业的比较多，这势必会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颗定时炸弹。有人在苏南打工回来，发现本地的养蟹条件比苏南还要好，可惜在本地养螃蟹几乎是不可行的，因为忙碌了一年养的螃蟹，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无业青年们打包带走，落个血本无归。众所周知的，产权是经济学讨论的前提，如果人民的财产得不到保护，那谁还会安心致富呢？
4周的暑期实践，遗憾的是没有找到那种在转型期崛起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企业家。在4个被采访人中，张中和的摊子是做得最大的，可是他的事业很快由盛转衰，最后除了一些没有卖出的沉默的厂房以外一无所剩。其他的3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现在虽然手里有一些钱，但是并看不出他们的“事业”有远大的前途。先富起来的农民在有了钱以后往往不能有效地利用手里的财富，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农村大户。而张中和的秦庄企业集团若不是当时过分求快求大，如果能认准一个方向做深、做精的话，恐怕也不会落得今天的结局。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农民观念上的陈旧和视野上的狭窄，成为约束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从4个案例中大概可以看出，从一个传统的农民成为走上先富道路的新农民，往往是通过很偶然的机会，甚至是不幸，朱如来因为肝炎被迫走上从商之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转型早期农民的致富过程，往往与其本人的性格有重要的关系。这种由性格和偶然因素和个人性格决定致富机会的现状是不合理的，说明农村的社会机制有问题，也说明政府在带领人民致富这方面做得是不够的。据我所知，在很多农村地区，考核一个农村干部实际上最关键的指标不是为地方带来多少经济增长、为人民带来多少福利，而是按时收齐税费、不要有人上访……
总而言之，农村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认识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