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从南至北的统一战争成功率极低，多的是从北向南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全国的。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在长江以南定了下来，那基本上就可以宣告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彻底终结，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是一个定理，至少直到明朝这个定理还是正确无误的。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天命。不过天命这种东西差不多是五十年河东五十年河西，现在到了转变的时候了。
朱元璋的北伐有如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但兹事体大，一旦成功天下便定了下来，一旦失败前面的所有努力也会瞬间化为飞灰。虽然元朝当时已经衰弱不堪，但到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还有三千钉，谁也不敢真的轻视成吉思汗的子孙。
要成功，便必须要拟定一个详细的、完美的计划，还需要找到这个计划的执行人。
朱元璋与刘基细细商定了北伐计划。此时常遇春提议：直取大都，以其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占领大都后，分兵出击，则大功告成。对此，朱元璋不赞成，他认为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孤军深入进攻，太过危险，应先取山东，再占河南，折攻潼关，取得东西南三方面的军事要点，然后再攻取大都，必将成功。诸将对此表示赞同——当然就算不赞同也是没用的。
大的战略清楚了，小的细节也是不能疏忽的。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考虑得面面俱到。民心这样的东西说起来似乎玄之又玄，但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幸好朱元璋本身就是贫下中农出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长期从事基层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于是他再三申明军纪，告诫出征将士，北伐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推翻蒙元暴政、解除人民痛苦。随后还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还表示，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
公元1360年，义军统帅朱元璋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发出邀请，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出山辅助朱元璋，希望通过助朱氏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与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相似，刘伯温初次与朱氏相见，就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朱元璋一见刘伯温之后，更是大喜不已，从此将刘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至此，北伐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但可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朱天子此时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孤家寡人，自然不可能自己再上阵交锋——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不就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但北伐之军尽是精锐，如果交到一个没能力的人手里，那自然一切休提。即便是有能力，如果他还有野心，那也是大大的不安全。
这时，徐达这个名字便从他的脑海中闪现。
徐达此人也是穷苦出身，小时候主要的工作是放牛。相传他还是朱元璋小时候光屁股认识的朋友——这种朋友通常我们叫做“发小”，基本上已经算是最铁的铁哥们。当时，朱天子还混得不好，他的朋友自然也不可能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事实上直到元末起兵，徐达也还是个半文盲——顶多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看看启蒙书籍，《孙子兵法》上的字估计他都认不全，更别提理解。
但徐达好学，更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哪怕是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稍有空闲就会叫上几个饱学之士给他讲解兵法。平日里如果没事，他更是跟着文化人谈论终日，这可算是真正做到了“谈笑有鸿儒”。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徐达天天跟着读书人混，虽然不见得就能学富五车，但是受到正面熏陶却是一定的——这样的人放在一堆农民里，那可就称得上知识分子了。再碰巧他还很能打仗，也就是传说中的能文能武、文武兼备。
能文能武的徐达在生活中却是极为自律。当时天下大乱，义军四起，所谓乱世英雄出四方，有兵就是草头王。稍微有了一点势力之后便四处骄奢淫逸的人物多不胜数。但徐达却是不贪女色不贪钱财，哪怕是在朱元璋攻下应天，成了天下赫赫有名的一股势力之后，徐达也不过是住在一所低湿狭小的房子里。可话说回来，没钱买房的那叫窝囊，有钱偏不买房的就算是境界，如果是别人送房都不要的，那就已经是神话了。同样一件事，放在不同的人身上，那评价自然也就不同。
农民出身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具有的浓烈的乡土气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土难离，二是亲近同乡。来自一个地方的人，自然更有共同语言，也就更加容易抱成团。久而久之，从文的演化成了政治派系，行武的就变成了军队小山头。徐达却从来洁身自好，从不搞拉帮结派的把戏。哪怕是别人来拉拢他，他也不理不睬，只跟着唯一上级朱元璋走。
这样的人，自然是北伐的最佳统帅。
从1367年10月明军主力由江淮北上，至1368年2月，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攻下山东。山东的攻克，使元廷失去了左臂，在战略上为北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军事态势。3月，徐达挥军西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一路自济宁溯黄河而上，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一路由河南永城、归德（今河南商丘）攻许州（今河南许昌）。同时他命征南将军邓愈率襄阳、安陆、景陵等处兵马北攻南阳，策应北征主力作战。明军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攻克汴梁、洛阳以及嵩（今河南嵩县）、陕（今河南陕县）、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诸州，并不战而据有潼关，基本上完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元朝大都之屏蔽已撤，外援隔绝，陷入了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五月，朱元璋亲抵汴梁，听取前线将领的军事情况汇报，并讨论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根据当时元廷已经孤立无援的军事形势，徐达提出由临清（今属山东）直捣大都的主张，朱元璋表示同意，遂决定由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守汴梁，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守河南（今河南洛阳），镇国将军郭兴等人镇守潼关，徐达率大军直取大都。
7月1日，明军主力自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渡黄河，沿御河（今卫河），经临清、长芦（今河北景县）、通州（今北京通县），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直逼大都城下。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遂于28日夜三更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8月2日，徐达率军进占大都，从根本上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攻克大都之后，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尽入明军之手，尤其是元帝北逃，使整个北伐战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困据秦晋的元地主武装集团，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朱元璋得到徐达大军攻下大都的消息以后，不失时机地命其转入下一个战略阶段。
8月15日，朱元璋命都督副使孙兴祖、都督佥事华云龙留守北平府（今北京），徐达、常遇春挥师西向，攻取山西。同时，他命冯胜、偏将军汤和由河南渡河北向，以策应攻晋主力。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作战，明军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攻克大同，进而平定山西。这时盘据在陕甘方面的尚有李思齐、张思道等10余万人。徐达平定山西以后，迅即转攻陕甘，以求彻底完成此次北伐战略任务。
2月徐达派常遇春、冯胜渡河攻击甘陕，至12月明军击溃扩廓帖木儿反攻兰州之军，历时10个月。明军相继攻克奉元路（明改为西安府，即今陕西西安）、凤翔、兰州、临洮、庆阳等重镇，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地区元军之势力。至此，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宣告结束，基本上实现了战前拟定的战略计划。
事实上，能够列出一个计划并不难，难的是将这个计划完美地执行下去。朱元璋北伐之役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北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战略出击几乎实现了战前所有的构想，指挥敌军如我军，一步一步的推进如同沙盘推演，精确无误。
战略计划做到这一步，固然是其难无比，战略执行做到这一步，同样是难如登天。仅此一事，便足以证明朱元璋与徐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最佳君臣搭档。
但可惜，再好的搭档也只是搭档。
刘伯温预言国运——《烧饼歌》
民间传说明朝的开国第一谋士刘基刘伯温写了《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并且一一应验。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刘伯温真有传说中的通天彻地之能？
传说刘伯温所作的《烧饼歌》，全文共计1912字，由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虽然《烧饼歌》可能只是后人的附会之作，刘伯温也没有传说中未卜先知那样的神奇，但是他作为明朝的开国功臣、第一谋士，其功绩是无法抹灭的。
刘伯温不但是一位谋略大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的著作很多，流传于世的有《郁离子》10卷和《诚意伯文集》20卷。其中，代表作《郁离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