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教育家。他那“招诸生立馆下而诲之”的国子先生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谆谆教诲，他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对“师”的准确定义，他那以“闻道”为唯一条件的择师标准，以及“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师弟子关系，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理论的创新，也大大削弱了师道尊严的封建性，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和壁垒。
韩愈一生四入国子监任学官，三为博士（教授），一为祭酒（相当于校长），在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里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他奋不顾流俗，抗颜为师，作《师说》，收弟子，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对当时太学的招生办学、教学方法和学校风气的革新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唐时期，国子监日趋败落，入学人数锐减，学生成分混乱。按规定：国子馆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馆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四门馆取一般官员子弟及庶民子弟中之才俊入学，而“工商凡冗”子弟是没有资格进入中央学校的。但到中唐，公卿子孙耻游太学，生源锐减，工商子弟也乘机混入。为改变这种局面，振兴太学，韩愈竭力主张扩大太学的招生范围。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他不仅对“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的积弊深表不满，而且提出了改革和整顿的具体意见：“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取无资荫（门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即是说，太学馆应让八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四门馆请特许长安五百里以内“无资荫有才业”的人入学；对有资格入学而不入学的官员子弟，则取消其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韩愈虽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等级观念，但他敢于提出让“无资荫有才业”的人进入国家的四门学，降低太学学生入学的门槛，扩大生源，使更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青年跨入太学，不能不说是他崇德重才教育思想的表现，在他认为是“有君无臣”的时代，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教师队伍，韩愈也力主整顿。他曾向吏部呈《国子监论新注（新甄选）学官牒》，指出学官中多有学既不博、艺亦不精者，导致“至今生徒不自劝励（不努力学习）”，要求吏部此后“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者，不以比拟（不加选用）”，即凡不够到太学任职的人一律不加聘用，而凡准备授予学官的人，国子监要另加“研试”考核，真正合格者才能上岗。
韩愈在任国子祭酒期间，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活跃学习气氛。据李翱《韩吏部行状》载：“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即聘请有德有才的儒生到太学来，让他们每天会聚一起，自由讲授自己的观点，切磋学问，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生徒奔走闻听，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韩愈还大力矫正太学的不良风气。《韩吏部行状》载：“公入迁祭酒。有直讲（相当于讲师），能说礼（有学问）而陋容（长相不那么酷）。学官多豪族子（官二代），摈之（摒弃、排斥他）不得共食（一起吃饭）。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看不起直讲）。”韩愈召有才而无貌的直讲来和自己一起吃饭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却是对“以貌取人”的不良风气的否定。只此一举，风气遂变。这是韩愈一贯重视才德思想的又一体现。
在“学官多豪族子”，学生多达官弟子的国家最高学府，韩愈敢于突破典章和旧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大胆改革太学，努力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这既是他特立独行人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