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初年，在相位已久的吕夷简不思政事，故多有积弊，与有志于改革的士大夫屡有冲突。景祐三年（1036），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因官吏进用多出吕夷简私门，遂上《百官图》，指出某些官员与吕夷简的裙带关系，并指出朝廷近臣的进退不应全出自宰相。这就触怒了吕夷简。不久，范仲淹又因论建都之事与吕夷简发生矛盾，吕夷简说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则向朝廷进献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讥切时政，并点名指责吕夷简败坏宋朝家法。吕夷简恼羞成怒，不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而且以辞职要挟朝廷。软弱的宋仁宗只得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
范仲淹无罪被贬，在朝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不少朝臣为范仲淹鸣不平，纷纷论救。左司谏高若讷与范仲淹、欧阳修等素有来往，然而作为谏官，高若讷在这关键时刻作了风派人物。他不但不出来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说话，反而到处散布流言，并在余靖家当众诋毁范仲淹。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听到高若讷的言论后十分不满，出于义愤，写下了名震当时、流传百代的名作《与高司谏书》。
范仲淹力主革新，反对积弊。他的无辜被贬，事关政治得失，国家盛衰和人民利害。如何对待范仲淹被贬，就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关乎一个人的道德、节操。大义所在，不能暧昧。欧阳修不但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而且十分敬重范仲淹的人品，因此，他在此文中大胆而热情地赞扬了范仲淹的贤达，直言不讳地替范仲淹鸣不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就是说，范仲淹是一位道德、学问、才干、政绩、声誉都很好，天下人所共知的贤者，吕夷简利用职权诬蔑和贬黜范仲淹，就是一场小人整君子，保守派整革新派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个人恩怨。
面对这场斗争，执掌规谏讽喻之权的谏官高若讷本该仗义执言，替范仲淹辩不白之冤，而高若讷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欧阳修不留情面地予以揭露：“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高若讷在朋友落难之际，不施援手，当谏不谏，已是严重失职，大节已亏，但他又不甘心落下“惜官位”“顾利禄”不敢忤权贵的名声，不甘心当“庸人”，做一名“不才谏官”，而是“昂然自得，了无愧畏”，对范仲淹落井下石，“诋诮希文为人”，“深非希文所为”，这实际上是附和了保守派的言论，做了吕夷简等人的帮凶，还文过饰非，这就不只是失职，而是缺德了。所以欧阳修称之为“君子之贼”，骂他失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
接着欧阳修又以范仲淹的立朝行事诘问高若讷：“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即吏部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也，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进一步指出，不管范仲淹贤与不贤，作为谏官的高若讷都难逃不谏之责。
文章在举汉代杀贤臣萧望之和王章的史实后，又质问高若讷：“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指出高若讷的拙劣之举，不但欺骗不了后人，而且也期骗不了今人。文章进而指出：“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直斥高若讷这个厚颜之徒“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在保守派得势、革新派遭到弹压的严酷形势下，欧阳修满怀热情和崇敬，大胆肯定和赞扬范仲淹的为人行事，无情揭露高若讷的丑恶言行和肮脏灵魂，公然站在朝廷和宰相的对立面，为国为民而不避刑祸，充分表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德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尽管如此，欧阳修仍希望高若讷能迷途知返，能为范仲淹“一言”。当然，欧阳修也知道自己会“言发而祸应”，他对高若讷会干出什么事早有心理准备：“若犹以为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如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即是说，如果你还认为范仲淹该贬，那我也是范仲淹一伙的，你可以拿这封信到朝廷去告发我。谁知欧阳修这话不幸而言中。高若讷这个无耻之徒真的拿这封信到朝廷去告发了欧阳修，欧阳修也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古往今来，写文章骂人的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对手骂倒的，似乎并不太多。而欧阳修这一封信，就把高若讷这个欺世盗名之徒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使这个徇私渎职、不才不贤谏官的丑恶嘴脸“著之简册”，而受“百世之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