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言事被贬官后，朋党之说一直喧嚣不息，使得不少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得进用。而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宋仁宗开始广开言路和才路，锐意改革。庆历三年（1043）三月，欧阳修由滑州召还京城，受命为太常丞知谏院，又罢黜宰相吕夷简等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相继入京，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任枢密副使，开始推行“庆历新政”，以“明黜陟（zhì）”“精贡举”“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覃（tán，深）恩信”“重命令”等十条为主要内容。仁宗也亲降手诏，劝农桑，兴学校，多有改革。这就触犯了保守派官僚们的利益。“小人不悦，一时知名士，见谓为党人矣。”（吴充《欧阳修行状》）据《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载，庆历四年夏，仁宗曾与执政者论及朋党之事，范仲淹对曰：“自古以来，邪正在期，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不可禁也。”但社会上，保守派仍到处散布流言，攻击范仲淹等人私立朋党，妄图离间仁宗与革新派之关系。欧阳修一向与范仲淹关系密切，论事又直言不讳，因此，他和当时的宰相杜衍等都被看作是范仲淹的“党人”。在此情况下，欧阳修便写下了《朋党论》一文。可见，朋党之说，已成为当时革新派与保守派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焦点。欧阳修写此文，目的就是驳斥政敌的攻击，讽谏宋仁宗。
朋党，即党与，即为私利而纠结在一起、排斥异己的宗派集团，这里即泛指政治集团。欧阳修的《朋党论》开门见山即写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接着便展开对君子、小人之朋的议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其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信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相得益彰）；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接着，文章又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历代帝王，凡重用君子之朋者，则兴；凡重用小人之朋者，则亡。最后又告诫说：“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也。”讽劝仁宗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此文既没有从辩解的角度将其写成一篇辩诬的文字，也没有写成一篇单纯的驳论文章，而是从承认朋党，区别朋党，赞扬君子之党的角度立论。朋党是客观存在，但能否区分君子、小人之朋，能否真正进用君子之朋，斥退小人之朋，全在于皇帝的决断。所以欧阳修此文，实际上是在给宋仁宗上政治课，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来教训皇帝。欧阳修在文中陈述道理，列举史实，针砭时弊，直言极谏，无所顾忌。这样的愤激之文，既是对皇帝的劝谏，更是对制造朋党谬论的保守派的沉痛一击。在“朋党”之论甚嚣尘上之际，欧阳修义正词严地纵论朋党，既表现了他的胆气，也表现了他文章之成熟。
这篇“破千古人君之疑”（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的文章，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保守派的极端仇视，欧阳修也就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出头鸟”。他此后备受保守派的攻击和诬陷，与他写此文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