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看淡钱财，与他人相处和谐的人是有修养的长者。教育好后代是国人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重要一环，告诫他们保持好良好的品德比遗留给他们众多的财产还有意义。
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人，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生于北宋真宗年间，他的父亲司马池，以“清廉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廉臣”。司马光自小就生长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受到严格的教育，他自己也勤奋好学，经常手不释卷，致使“于学无所不通”。司马光自幼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智慧，“司马光砸缸”是在我国流传很广、妇孺皆知的关于司马光的智慧故事。
司马光先后担任过武成军签书判官、大理评事、国子直讲、馆阁校勘、同知礼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土和宰相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举忠锄奸，鞠躬尽瘁，颇得清正之声，而且他善于体察人民疾苦，为百姓解忧解难。在他当政期间，一旦发生饥荒，司马光立即派公正官吏前往灾区多方赈济，以使饥民“安其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苦。”对统治者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视人民血汗如粪土的行为，司马光十分憎恨，他极力主张节用，禁止一切过分的俸给赐予，真正做到“不禄无功，不食无用”。这一切为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天下人都认为他是正直的宰相，都称他为司马相公。
司马光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则更甚，简直可以说是苛刻。虽然他高官厚禄一生，但始终对财物没有什么喜好，恶衣疏食的过了一辈子。他任官近40年，只在洛阳有薄田数顷，妻子死的时候，都没有钱埋葬，只好把这些田卖了购置了棺椁，这就是人们千古传颂的“典地葬妻”的故事。司马光官高势显，本来可以万贯家私，富家天下的，但他却选择了自己的为官之道，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就是俸禄还经常拿出来周济穷人。庞籍死后留下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司马光将他们迎回家里奉养，待他们就像父母兄弟。
司马光还十分憎恶贪官受贿这样的事情，即使是皇帝的赏赐也认为是非分之物，不应该接受。宋仁宗曾经下诏赐给臣下金钱百余万，金银珠宝、丝绸绢帛无数，见钱眼开的庸俗之辈看到后乐不可支，总觉得无法满足，但司马光却丝毫不为所动，先是上疏申明国家近年乃是多事之秋，民穷国困，内外窘迫，不应该这样大规模地赏赐官员，没有得到回应，司马光力辞不受，当不接受也不行的时候，他便用所得的珠宝充为办公经费，而金银则周济一些穷困的邻居朋友。
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迫外居洛阳，他就常与一些文人学士相聚，悠悠畅叙，清谈朝政。但是每次聚会，都以简朴为原则，规定：所用果子不能超过三种，菜肴不能超过五种，并名之为“真率会”。文潞公当时以太尉的职衔驻守洛阳，也想参加，但是司马光认为他过于显贵奢华不予接纳。有一天，文潞公探知司马光等“真率会”成员又在一起畅饮，于是办了一桌盛大的酒席造访，司马光当即说他用俗气玷污了真率会，拒绝了他，搞得富贵的文潞公羞愧难当。
司马光在洛阳的居所是一处茅檐草屋，十分简陋，三九寒天，北风呼啸，茅檐多为风吹去，室内寒气袭人；盛夏又酷热难当。司马光无奈，只好在屋里穿地丈余，用砖砌成一个小房间，空地居住，聊以避暑。当司马光年老体弱时，朋友刘贤良打算用50万钱为他买一个婢女使唤，他当即予以拒绝，说：“我几十年来，吃饭都不敢经常吃肉，衣服也没穿过绢帛的，怎敢用这么多钱买一个女婢呢？”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他认为节俭是人的可贵品德，他身为宰相，但生活节俭淳朴，为官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就是有俸禄，还经常周济他人，还常教育他儿子要学会俭朴，反对奢侈。
司马光为使子孙不忘节俭，在晚年时专门为儿子司马康写了一篇家训，教育儿子养成节俭的美德。他说：“我们家本来清寒，世代以清白的家风相承继。我从小就不喜欢奢侈，小时候大人要我穿那种饰有金银丝的华丽服装，我觉得很难为情而不肯穿。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参加皇帝赐的宴会，别人很高兴地戴上皇帝赐的花，我可不愿戴。同考的人说，‘这是皇帝赐的花，不可违抗。’我这才不得不戴了一朵。我平生只求吃饱穿暖，众人都以奢靡为荣，我心独以俭素为美。别人都耻笑我，说我简陋，我却不以为这是缺点。孔子曾说过，因为俭约而有过失的人是很少见的，对于有志追求真理却又以吃粗食穿破衣为耻辱的人，不值得和他谈学问。”
司马光赞成古人“以俭为美德”的行为，给儿子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故事。他说：宋仁宗时的张知白，虽然位居三公，俸禄很多，盖的却是粗布做的被，别人对他有“公孙布被”的讥语也不在意，春秋时鲁国的季文子，当过三朝的丞相，而他的妻妾却没有穿过帛制的衣服，他家的马没有喂过粟。然而西晋的石崇，虽然官仅为侍中、荆州刺史，生活却极度奢侈，还常与贵戚王恺争强斗富。有一次，石崇与王恺比试，用蜡当柴烧，道路两旁以锦为障，长达50里，王恺自叹不如。后来他在“八王之乱”中被杀身死。还有西晋武帝时的何曾，每天吃饭就得花钱一万，还嫌没有好菜吃，结果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司马光教育儿子要向张知白、季文子等人学习，以石祟、何曾之流为借鉴。要求儿子不但自己要节俭，还要把节俭作为家风世代相传。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
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太疲劳，他回答说：“先王曾经说过，死是生命的归宿。”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他的儿子深受启迪。
司马光不仅自己勤俭戒奢，还时时教育子孙应该节俭朴素，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做官时也是“为人廉洁，口不言财”，也堪称一代廉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