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军入关（1644年）算起，到辛亥革命（1911年）结束封建帝制，清朝经历了十帝：顺治（爱新觉罗福临）、康熙（爱新觉罗玄烨）、雍正（爱新觉罗胤镇）、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嘉庆（爱新觉罗顒琰）、道光（爱新觉罗目旻宁）、咸丰（爱新觉罗亦泞）、同治（爱新觉罗载淳）、光绪（爱新觉罗载滟）、宣统（爱新觉罗溥仪）。近三百年立了十帝，平均不到30年一帝。然而，光是康熙和乾隆两朝就占去了121年，像雍正、咸丰、同治也只执掌了十几年的天下，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连同整个封建王朝一起宣告结束了。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欢狩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弓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了山海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明降将吴三桂，无疑充当了鹰犬的角色，引导着有备而来的狩猎者占领北京城，并且一鼓作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而真正的羸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打到了一头足以令老前辈欣慰甚至嫉妒的猎物：大明的皇天厚土。虽然此举近似于乘人之危的“偷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
按道理讲，衣食无忧、富贵尽享的真命天子，已无需操刀挽弓去猎食了。康熙却不这么想，仍苦练骑射的技法，而且在宫墙御苑内打靶犹嫌不过瘾，还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了木兰围场莫非为了训练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说，他不甘心让锁链般的长城束缚住骨子里遗传的野性。据史书记载：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一生共参加48次之多。看来他对木兰围场之依恋，丝毫不亚于对精雕细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乡，那是他磨砺意志与体力的行宫。康熙天生是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不管狩猎抑或执政，都迷信速度与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庐时，他就铲除了强大的政敌鳌拜，随即又屠杀了吴三桂这父辈的颼犬。相信对于真正的猎人来说，噶犬是多余的。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康熙只能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打猎。当他脱下臃肿的龙袍、换上紧身的铠甲、一马当先冲入深山老林之时，肯定暂时忘掉了自己是个皇帝，忘掉了身后尾随的庞大的卫队（近万人），而现出猎手的原形与本性来。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虬劲的树木、一掠而过的鸟兽，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许他曾有过一闪念：即使从此真的做个平凡的猎户，也会很快活的。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的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征服欲。从客观上来讲，已成定律的秋狩，对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种性质的操练：不仅要保持弓马之强劲，更要发扬尚武之锖神。在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样。
既然人类中已无对手，政治上亦无劲敌，惟我独尊的康熙大帝便意犹未尽地把目标转向毒蛇猛兽简直在跟大自然较劲。1719年，他对自己的业余爱好作了一番总结：“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并且沾沾自喜于这绝妙的乐趣，“朕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这像是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职报告”，不是在炫耀政绩，而是逐一清点狩猎的战果。这份血淋淋的清单，若让当代的环保人士看了，会心疼不已：难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动物，它们的危机原来早在清朝就开始了。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康熙之残暴似乎并不亚于杀人如麻的希特勒。可惜彼时，没有谁敢罚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好在康熙无师自通地懂一点生态平衡的知识，逐年轮换狩猎区域。也亏得木兰围场地大物博，珍禽异兽总箅有喘息之机，才不至于断子绝孙。否则治国有方的康熙，真可以称得上是荼害生灵的刽子手了，功过相抵，毁誉交加。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雍正与乾隆皆精于骑射。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还自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他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醒皇帝宝玺，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衷于乘龙舟下江南。这最尊贵的“渔翁”，兴高采烈地哼着拉网小调，往返于运河沿岸，垂钓风景，垂钓诗画，垂钓美食，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
道光的枪法很了得！嘉庆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居髙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有的都尿裤子了，惟独身为皇次子的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镇定自若，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迫在眉睫之际，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廷“打扫处”接受劳动改造，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应变能力把诸兄弟都比下去了，使他的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可治理江山也。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王位继承人。看来神枪手道光尚是皇子时，恐怕就接受过“军训”了，否则不至于能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道光承袭帝位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颇费踌躇，“欲付大业，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诉获禽最多。文宗（咸丰）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引自《清史稿杜受田传》）
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本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喑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并非比枪法、比武力、比战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恶。因此，猎物颇丰的恭亲王奕诉反而落选了，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亦泞却脱颖而出。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王子，一位最古老的“绿党”，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当今之瀕危动物，若有良知、若能读懂历史的话，应该会感激这位大善人的恩情。
可惜，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咸丰则失之于迁腐了。政治毕竟不同于环保，治国平天下，光有柔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败诸侯、开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是心慈手软之辈？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
嘉庆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却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慈善家”（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东郭先生》，一个另类，真不可思议！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削弱了斗志？他难道忘记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若以不杀生为优点，倒适宜做和尚。毕竟，世界已非尧舜禺的时代，不进取则落伍。
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诉，倒还真是个人物。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的同房修文习武，才华略胜一筹，而他好强斗胜的血性却不受父皇青睐，或许是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犯了主观化的错误。他的一念之差，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他不仅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且找错了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他更适合做农林牧副渔业部长，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而不擅长扩充武备、抵御外敌。徒具妇人之仁，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他在位期间，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丢尽了脸。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从此安定门便再也不够安定了。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逃到承德避风头。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都为了打猎，为了耀武扬威；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荒，把祖传的围场当成最后的避难所了。真是绝妙的讽剌！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办法。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回见江东父老一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最后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却“焚烧淫掠，倍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不该纳慈禧为西宫。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动“祺祥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48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应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荒淫的女人瞎掺乎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诉一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氐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揸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她玩弄、操纵于股掌之间。尤其是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老虎似的婶娘”，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七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哇哇大哭，吓得尿了裤子。这哪像是龙种？最终承担起清朝的毁灭的，竟是一块湿漉腌的尿布。唉，尿布上的帝国。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终以光绪的崇陵画上了句号。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化石。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埋葬了古老的帝制。
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康雍乾诸先帝，俱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然而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像慕陵的规模就有所压缩，裁撤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树立圣德神功碑，因清朝有制：凡丟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碑，以示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