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论语·述而》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与不善，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论语》中有一段记载：
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没有固定的老师。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子贡对孔子说，自己只能“闻一而知二”，颜回却可以“闻一而知十”。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现代社会里，我们处处强调“学习”。可是，什么是值得学习的呢？什么是值得批判的？很多时候，我们模糊不清，掌握不好方向。所以，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用自己的慧眼辨别是非的时代。我们有时只是“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强调只要是有利的就学习，只要实用就学习。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植就是典型的一位，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记载的。
曹植的诗、赋、散文，不仅语言华美，风格独特，而且感情真挚，见解深刻，其思想内容也高出同时代的人，对后代文学影响巨大。曹植才华横溢，是与他平时学习谦虚刻苦分不开的。他一直认为，哪怕才气再高，所做的诗文也不可能没有问题。因此，他常常喜欢别人来挑他文章的毛病，哪怕是改正了他一个字，他也要尊之为“师”。他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辟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曹植谦虚，刻苦好学，不仅限于书本和文友，还突破书本和文友的局限，虚心向民间大众学习。他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建安12年（公元207年），曹植随军北征三郡乌桓途中，到了北方滨海一带。异域风土和边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拜师求学，深入贫民生活，提笔写下了《泰山粱甫记》，记录了“边海民”的凄惨生活，表露了他对百姓的关切和同情。曹植的诗、赋描写的是那样生动、具体，富有感情。
曹植的这些文学成就与他善拜人为师和谦虚好学是分不开的，做人一定要避免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未来，而未来才是不骄不躁的裁判官。一个不谦虚的人大多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而且最容易走进重复自己的怪圈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以为自己走了很远的路，但当有一天突然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停留在原来的起跑线上。
中国近代闻名遐迩的学术巨人梁启超，在1920年以后退出了政治舞台，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梁启超的朋友周善培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文章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写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2000年，至今《史记》里的许多文章还是百读不厌。你这几十年中，写了若干篇文章，你想想看，不说读百回不容易，就是使人能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这么刺耳难听的话，梁启超听了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但他丝毫没有生气，而且还很虚心地向老朋友请教：“你说文章怎样才能留人呢？”周善培很认真地回答说：“文章要留人，必须要言外有无穷之意；使读者反复读了又读，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意，读到九十九回，无穷的还没有穷，还丢不下，所以才不厌百回读。如果一篇文章把所有意思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意思先穷了，谁还肯费力再去搜求，再去读第二回呢。文章开门见山不能动人，一开门就把所有的山全看完，里面没有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去，谁还去搜求丘壑呢？”周善培的话梁启超觉得分析透彻精当，很有见地，击中了自己文章的毛病和要害。所以，他连声称谢，虚心接受。从此，梁启超写文章更加精益求精，果然受益匪浅。
如果一个人常常得意忘形，不拜别人为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自己拍自己的肩膀，那他无疑是在欺骗自己，就像那些被魔术欺骗了的观众一样。从此，他将走上失败的道路，因为他早已没有了自知之明，盲人骑瞎马乱闯，怎么会有成功的希望？
人绝不该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未来，而未来才是不骄不躁的裁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