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叔河
据我所知，《走向世界丛书》的英文译名，印成了白纸黑字的至少有三个，即：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Chinese Travellers Abroad，From East to West。杨宪益先生以为第三个译名比较好，我也十分同意。丛书的凡例第一条即已开宗明义：“本丛书专收1911年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并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更不是从“天朝上国”前往“四裔蛮荒”猎艳搜奇的新山海经或天方夜谭，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实录。From East to West，就是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世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世界。
为什么只能是From East to West呢？毛泽东1949年的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这段话倒确实不假。
严格意义的From East to West是迟至1840年后才开始的，这比欧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后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84年任岳麓书社总编辑，1988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
洲人From West to East迟了1700年。尽管在15世纪以前欧洲的文化一般说来低于东方，但在走向外部世界这件事情上，却不能不承认西方起步比中国早。
是传统的古代社会拖了中国人的后腿。落后的、分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人们牢牢地拴在狭小的地面上。封建的、宗法的、迷信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了人的精神，使人们缺少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更广大、更丰富多彩的世界。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自称从大西洋来，礼部尚书奏称：《会典》上不见有大西洋，不知所言是真是假。又过了一百八十年，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撰总目提要，仍旧怀疑利玛窦、艾儒略诸人介绍的五洲三洋“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博闻多识如纪文达公尚不免拘墟若是，他人则更无论矣。正是由于对外部世界懵然无知，所以直到英国军舰开入广州内河，道光皇帝才急着问英吉利跟俄罗斯是否接壤，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黄惠田禀称英国本土“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林则徐也以为英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上岸即不能作战。以此昏昏，对彼昭昭，挨打吃亏自然无法避免。
愚昧和落后导致了挨打吃亏，但挨打吃亏也使人慢慢聪明起来，努力追求进步。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终于走出长期闭锁的国门，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去求学、通商、考工、出使和游历，并且开始记述和传播自己在西方所看到的一切。1847年，林“因贫思远客，觅侣往花旗”（《西海纪游草》）；同年容闳与勃朗先生“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西学东渐记》）；1854年，罗森“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日本日记》）；1866年，斌椿以“东土西来第一人”的身份游历欧洲（《乘槎笔记》）；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James Legge）之请往英国助译中国经典（《漫游随录》）；1868年，志刚偕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欧美各国（《初使泰西记》）；1870年，张德彝随崇厚赴法“修好”，目击1871年巴黎的革命和战事（《随使法国记》）；1876年，清朝派出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使臣郭嵩焘到达伦敦和巴黎（《伦敦与巴黎日记》）；同年，李圭到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环游地球新录》）；1877年，黄遵宪随使日本，开始对日本做系统的研究（《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1878年，徐建寅到德、英等国考察工矿、订购兵船（《欧游杂录》）……在这些人中，容闳、王韬、郭嵩焘、李圭、黄遵宪、徐建寅等，确实可以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其他人也许达不到这个标准，但眼界一经打开，亦自不能不对新的世界留下印象并在思想上产生影响。
林在《西海纪游·自序》中写道：“往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年来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意思是说，过去自己坐井观天，把世界上的新事物都当做“齐东野语”；现在有了一点直接的接触，哪怕只能算以蠡测海吧，眼光和气概也就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李圭的思想变化更加具体生动，他说自己本来不相信“地形如球”，“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因为如果地不如球，“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现在来讨论地形是否如球，似乎太幼稚了一些。但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五洲三洋、地球自转，进而声光化电、利炮坚船，进而工厂矿山、学堂医院，进而培根、笛卡尔、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天赋人权、物竞天择……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内容最为丰富，光绪三年（1877）十月二十九日记云：“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培根）……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伽利略），亦创为新说，谓日不动而地绕之以动……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十一月十八日论英国政治：“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走向世界”以后，随时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国家。郭嵩焘如此，容闳、黄遵宪等人莫不如此，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亦复如此。用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这就是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走向世界”得出的结论。
为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我前后浏览过两百多种1911年以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载记，从中选出100种编成这部丛书，现已出齐第一辑36种，在每种书前都写有一篇叙论，评介文与其人。在这些叙论的基础上，我写成一本近四十万字的书，承中华书局愿为出版，书名也叫“走向世界”。钱钟书先生破例为此书写的一篇序，真可谓语重心长：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钱先生对拙著的评价很使我惶愧，但如果把“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换成“《走向世界》这一部丛书”，我倒可以大大方方地表示赞同。正如丛书总序所云：“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等于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这个历史过程的一百个断面和侧面。当改革和开放已经被确定为国策但还在不断受到干扰和怀疑的今天，回看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所走过的道路，至少可以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