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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庄子》“三言”：“三言”即卮言、重言、寓言。《庄子·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意思是说，面对这个浑浊黑暗的社会，不需要用庄正严肃的话来讨论问题，所以就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卮言、重言、寓言来论说事理。卮言，“卮”是大酒杯，所谓“以卮言为曼衍”，就是用自然流露出来的语言，用层出不穷的寓言、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就像给酒杯里面倒酒一样满而不止、溢而不停，让它流溢散漫一般的把道理传播开来。所谓“以重言为真”，就是庄子讲一个道理或描述了一个形象时，再引经据典或借用他人之语重复以证之，让人信其为真。所谓“以寓言为广”就是用寓言把道理传播开来。《庄子·寓言》篇还说：“寓言十九”，可见，“三言”之中，寓言是最基本的。
（2）以奇为美：“以奇为美”是楚文学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及理想的审美标准，巫风的熏陶，尤其是巫术活动中追求奇美的心理定势无疑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当这种审美标准一旦形成之后，它就会广泛地表现在整个楚文学领域。尤好言奇也成为庄子散文在审美方面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庄子》一书处处都充满神奇，篇篇堪称神奇之作，其间无不透出奇思、奇想、奇情、奇意，这使《庄子》成为一部人们公认的以“奇”著称的杰作。
1.试论《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2.谈谈《庄子》散文的语言艺术。
3.谈谈《庄子》文学的浪漫主义特色。
4.我读《秋水》。
一、《逍遥游》导读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第一篇，也是《庄子》全书的第一篇，不管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成就来说，都是庄子散文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品。
“逍遥游”是庄子所使用的一个哲学概念，即绝对自由的意思。庄子以此名篇，就点明了这篇作品的主旨之所在，表现了对所谓绝对自由之追求。它是庄子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重要体现。庄周认为，天地宇宙间的万物，从不知其几千里之大的鲲、鹏，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尘埃，都是受到外物的牵制约束而不自由的，即“有待”的。但他却偏偏要追求一种摆脱一切束缚而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亦即“无待”的境界。怎样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庄周用他那独特的主体精神观念在二者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桥梁，开拓了一条通道：即消灭物我界限，超越时空而“游于无何有之乡”，做到无已、无功、无名，就能进入绝对自由，即“逍遥游”的境界。显然，“有待”——“无已、无功、无名”——“无待”是庄周在本篇的思想逻辑次序，也是本文行文上的逻辑次序，也是庄周在思想表述上的三个环节。必须抓住这一点，才能准确地掌握作者的思想脉络，才能对这篇作品作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从结构上来说，这篇作品可以分为两部分。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向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从开头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第一部分，着重叙述、论证了“有待”的观点，同时顺水推舟，推出“无待”并指出达到“无待”境界的方法和途径。
文章起笔即以博大宏阔、无与伦比的气势描写了不知其几千里之大的北冥之鲲，再写及鲲一化而为鹏，而鹏之背亦“不知其几千里”，进而再写其“若垂天之云”的巨翼，从北海到南海的壮阔飞行。接着又引《齐谐》之言，重复上面的描述以资佐证，证其上述“荒唐之言”的不谬。寓言是庄子表述思想的基本手段，而寓言在寓意上的多重性往往使人错会作者本意，对于这节文字，从郭象以来就颇多误解，如宣颖的《南华经解》就惑于这种宏阔气势而云：“以上大鹏之逍遥游”，完全错会了作者之意。其实，庄子在这里为避免读者误入迷津而特意有所指点：“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所引《齐谐》之言亦有“去以六月息者也”的指迷之语。这里的“海运”“六月息”就是在点明大鹏高飞九万里，从北海而飞到南海时所凭借的条件。它的飞行并非能依意而行，而是受外界条件的制约的。这里虽然尚未提出“有待”的概念，而其意则已甚明。当然，造成这种误解，也源于人们对“海运”“六月息”的不同解释。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云：“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声闻数里。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这显然是正确恰切的。宣颖对“六月息”的解释也是正确的，他说：“息是气息，大块（即大地）噫气也，即风也。六月气盛多风，大鹏便于鼓翼。此正明上文六月海运则徙之说也”。可惜他在对庄子总体思想的把握上拘泥于前人谬说而对这节文字未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写完鲲、鹏之后，庄子又写道：“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从天地间最大的鲲、鹏一转而到天地间最小而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野马”“尘埃”。关于“野马”“尘埃”，成玄英《庄子疏》引《尔雅》云：“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扬土曰尘，尘之极细者曰埃。”也就是说，裹挟着尘埃的水气之所以能在空中飘逸流动，那也是受外物气息吹动的结果。庄子借此显然也是说明“有待”的问题。庄子唯恐读者不明其意，又连用了两个比喻以明此理：“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是说人们看到天空的颜色是深青色的，这是它真正的颜色吗？它那么高远无穷，人们受到距离的限制是无法看到它真正的颜色的。大鹏从高空向下看，也是这样：“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以舟、杯之类的东西能否漂浮于水面取决于水之深浅的道理再次说明“有待”的道理。并由此而再次强调“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大鹏高飞九万里是有巨大的风力在它的下面。以上庄子重言迭证，其“有待”之理甚明。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及蜩与学鸠对大鹏须待风而飞行的耻笑，认为自己是无待于风的逍遥游。对此，作者以近途旅行、路途旅行、远途旅行所须带的物质条件的不同而对蜩与学鸠的狭隘之见予以反驳，又对它们提出批评：“之二虫，又何知？”这两只小小的虫子，又怎能懂得如此高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顺水推舟，再进一层，指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即智慧小的不理解智慧大的，寿命短的不理解寿命长的这一普遍现象，并借朝生暮死的朝菌无法知道一月发生的事情，夏生秋亡的蟪蛄无法知道一年中的情况以作说明。这里显然包含着寿命长短对其认知能力的限制，即“有待”之意。与朝菌、蟪蛄这些“小年”“小知”相比，那么五百岁为春、秋的冥灵（神龟），以八千岁为春、秋的大椿才堪称“大年”“大智”，而蜩、学鸠、朝菌、蟪蛄之类的小年对它们是无法理解、无法企及，更无资格去讥笑的。行文至此，由物而及人，指出：“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活了七百岁的彭祖却特别为人所喜欢听闻，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做长寿的人们只想和他相比，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汤之问棘也是矣”到“此大小之辩也”，引《汤问》以总结上文，并借此对大鹏之飞行再形容一番，对斥（也包括蝉与学鸠之类）再讥笑一番，指出它们的自鸣得意正体现了大与小的区别，重申“有待”之观点。
以上可谓托物以喻理，从“故夫知效一官”以下，则由物及人。由对世俗人事的剖析评判而逐次深入，提出“无待”的主张及从“有待”而达到“无待”的途径和方法。
“知效一官”四句，列举四类人：智能可以胜任一种官职者、行为能符合一乡人之要求者、品德合乎一个国君者、能取得一国人之信任者，其共同特点是均有一技之长。庄子指出：“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他们看待自己，也像斥、蝉、学鸠一样，自视甚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庄子的这一议论，本已包含了对这四类人的微词讥讽，又用“宋荣子犹然笑之”对之进行了批评。紧接着的一段文字是对宋荣子其人的议论，宋荣子，即宋鈃，据郭沫若及刘节先生考证，其有《管子》中的《心术》上下和《内业》、《白心》等，其学术思想，应另作别论。而就《庄子》书中所述宋荣子的情况而论，庄子对他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比如这里所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就是对宋荣子不因别人的赞美或批评而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有确定的自我修养的原则、不追求世俗名利的态度的赞美，即“定乎内外之分”的内。这些显然与庄子的思想相近或一致。也有对宋荣子的批评，如“定乎内外之分”的“外”，即对现实世界的态度。这当是指《天下篇》中所说的“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此周行天下，上讫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对现实社会的矛盾却采取了如此这般四处奔走、口焦舌枯的积极态度。庄子这里所批评的“犹有未树也”就是指宋荣子还没有达到“忘天下”的境界。这里也表明，连宋荣子这类庄子还不完全满意的人物对以上四类人都给以讥笑，可见，在庄子眼中，这四类人的等而下之、渺小可笑了。
“夫列子御风而行”一节，又抬出了一个似乎比宋荣子更胜一筹的列子。庄子赞美他能够悠然自得地乘风而行，一次竟然能飞十五天，也不追求所谓世俗之福。但“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没有风，他的飞行则将失去依靠。行文至此，方点出“有待”，同时也指出，即使像列子这样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者，也并非尽善尽美。那么，庄子最理想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就自然而然成为读者心中急需阐释的悬念了。“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对上述悬念的初步解释。这里的“天地之正”，就是指天地之正道，亦即自然之道。“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之辨”，即使六气发生变化的东西，亦即所谓的“道”。这里是说，顺应于“道”而能超越时空限制的人，他就会达到“无待”的境界。王先谦就此而指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怎样才能臻于此道境，庄子进一步指出：“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就是说，无已、无名、无功就是通向逍遥游的途径，获得逍遥游的方法。所谓“无已”，就是能够泯灭一切欲望，任天顺物，忘其自我；所谓“无功”，就是放弃一切社会责任，无意于人世之功业；所谓“无名”，即不求扬名于后世。对于这三类人，庄子并没有等同看待。庄子把“至人无已”放在第一位，就表现了庄子对这类进入“无已”境界的“至人”的推崇备至，他体现了庄子人生哲学、处世态度的最高典范。其他两类无功、无名者，自然等而下之，只是在对功名问题上与其思想态度相合相近而已。
庄子以生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天地间的一系列现象，阐释了天地间从大鹏、蝉、学鸠、斥以至尘埃，以至能御风飞行的列子都对其他事物有所依赖、有所凭借，即“有待”，它们都没有绝对自由。如果至此为止，显然是正确的。但面对这个客观事实，他却偏偏要去追求所谓“无所待”的绝对自由，这就使他只能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在主观的精神世界中去追寻这样的理想境界，从而流露出充满唯心色彩的消极情绪。当然，这也表现了一个孤独而充满痛苦的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那个“昏上乱相”的现实世界的厌恶和反感，轻松幽默的文字之中蕴含着他那艰难而无力的挣扎。尤其在那带有浓厚消极色彩的“无功”“无名”的处世态度之中，也包含着对世俗功名富贵的蔑视，透射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光华。正是这一点，对后世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关于这一段，刘武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概括：庄周恐人之不明也，特借游之说以明之：游有大小，特设鹏、学鸠之喻以明之。蜩、学鸠自以为游之至而逍遥矣，然局促于数仞之高，抢攘于榆蓬之间，以视鹏之一举九万里，其游固至小而有限也。鹏之游较大矣，然必积九万里之厚风，然后乃今培之以图南，则其游犹有所待也。夫游有限与有待，鸟在其能逍遥也？且鹏所适者南冥也，非能游于无穷也，非能游于无何有之乡也；游之于有限也，又鸟在其能逍遥也？以喻之以物也。更证之以人：由效一官以至徵一国之流，其自视其德，亦犹鹏、学之自视其游之至也。然而斤斤于效，比、合、徵，心之为累亦甚矣；未若列子之乘风、洒脱世务，超然尘垢也，然必待风而后行，犹之鹏翼必待风而后举；未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而无所待也。而其所以能至此者，其功夫则在无名、无功、无已。能至于无已，则在已之一心，斯真逍遥矣。
文章至此，庄子的基本观点已全部表明，以下就是对无已、无功、无名的问题作更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构成文章的第二部分。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尧让天下于许由”一节，着重讲“无名”，也兼及“无功”。关于许由，成玄英疏云：“许由，隐者，姓许名由，字仲武，颖川阳成人也。隐于箕山，师于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饮。尧知其贤，让以帝位，许由闻之，乃临河洗耳。巢父饮犊，牵而避之，曰：‘吾恶水也’。死后，尧封其墓，谥曰箕公，即尧之师也。”这里庄子叙述尧把自己比作小火把，而把许由比为太阳和月亮；把自己比作人工的浸灌，而把许由比作及时雨，诚心诚意地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却顿觉蒙受奇耻大辱。因为在许由看来：“名者，实之宾也”，名是实体的影子，是附属物，接受尧的禅让而求名，就是去作附属，作影子。庄子借许由之口表达了对“名”的看法，对名的否定。同时，还借许由之口进而指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给尧碰了一个软钉子。这一答复，表现了他轻名避世的思想。
“肩吾问于连叔曰”一节，着重讲“无已”，也兼及“无功”。肩吾是庄子虚构的一个他的反对者的形象，连叔以及接舆则可以看做是庄子思想的体现者。文章通过肩吾、连叔之间的诘难辩驳批判了那些向庄子思想发难的看法。肩吾认为接舆的言论主张“大而无当”，与情理大相径庭，令人惊怖。而庄子却借连叔之口对肩吾狠狠地讥讽臭骂了一番，说他像聋子一样无法欣赏美妙的音乐，像瞎子一样无法观赏美的文采。世间的人们不光有形体器官残缺不全的人，也有像你这样智力残缺不全的人。接着，又把接舆所描述的那位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吹一通：“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以接舆、连叔对藐姑射之山神人的描述来看，她是庄子精心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她不仅“无名”“无功”，也达到了“无已”的境界。他赞美这位神人“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意思是说这位神人身上的汗垢也能捏出尧、舜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句十分尖刻、十分俏皮的话。像尧、舜这样的儒家圣人在他面前竟然是如此的一钱不值。可见，这里借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为“无名”“无功”“无已”唱了一曲无比美妙、无比动人的赞歌。
接着所写的惠子与庄子的两段对话，则是紧呈前边肩吾所谓“大而无当”的话头，论述要善于“大用”，无功、无用即是“大用”的道理。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他一颗大葫芦的种子，长成之后，得到了一个可以装五石东西的大葫芦，却因为没有用处、无处置放而犯难，最终只好砸碎了它。显而易见，惠子是用这大而无用的葫芦以及砸碎它的行动，来比喻自己对庄子思想的评价和态度。庄子则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并运用著名的“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故事表明此意。同样是一种治人皴裂的药方，有人用它只能干漂洗棉絮这样的苦差事，而有的人却凭借它却能够裂土而封之。最后庄子径直指出，有这样的大葫芦你为什么不把它作为腰舟，浮于江湖呢，你真是糊涂。
惠子又以主干臃肿、树枝卷曲、不中规矩绳墨、匠者不顾的大树为喻，来影射庄子之言的“大而无用，众所同去”，而庄子则借助寓言故事以指出“无用即是大用”的道理，你看那狸狌善于跳跃，善于捕捉别的小动物，本领不小。正因为如此，它最终不是死于罗网陷阱之中，就是死于弩之下。你再看那“其大若垂天之云”的嫠牛，却连一只老鼠也不能捕捉，简直是傻大个一个，然而它却不会遭受狸狌那样的悲惨命运，这里，显然也有唯有大智若愚之人才能全身避祸、无用即大用的寓意。并进而指出，这样的大树，为什么不把它树立在“无可有之乡，广莫之野”，自己也可以“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哪里还会为其无所用而苦恼呢？以此良方妙药而结束了全文，也再次突现了这篇文章的主旨。庄子这里所说的“无何有之乡”，即什么也不存在的地方，这当然在物质世界中是无法寻到的。这是一个完全超越时空限制的主体精神观念，只存在于他的主观意识的幻想之中。按照他的一套观点，摆脱现实社会的一切束缚，“浮于江湖”“游乎四海之外”，丢弃智慧以至形体、齐寿夭生死，什么人世的名位富贵，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统统从脑子里驱逐出去，一个主观意识中的“无何有之乡”就会出现。这样既没有追名逐利的辛苦和危险，也没有追逐不到时的羞辱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也完全可以摆脱那个令自己深为厌恶的政治腐败、昏上乱相的世道，摆脱那充满阴险奸诈、污浊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泥淖，进入那“无所待”的“逍遥游”的境界。
庄子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往往是积极与消极共存，唯物与唯心并生。即以此篇而言，他对所谓逍遥游境界的追求，明显地表现了逃避人生的消极情绪，表现出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在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不良影响，常常引起一些失意文人乃至精神破落户的共鸣和神往。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也表现了他对政治腐败、充满阴险狡诈、污秽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深恶痛绝。他对功名的否定和蔑视使他摆脱了统治阶级名缰利锁的诱惑和羁绊，浮云富贵，粪土王侯，在尘污血腥的现实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品性。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这也具有一定的抗击邪恶、抗击黑暗的积极意义。而这些，也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恪守节操、坚守人格、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武器。
《逍遥游》不仅全面地体现了庄子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而且也典型地代表了庄子散文独特的风格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运用大量的寓言和比喻来表达思想。《庄子》本是哲学著作，庄子在阐释深奥的哲理时，从来不作抽象的论述和阐发，而是运用一系列的寓言和比喻来做形象化的表达。如在本篇中，为了阐释“有待”的观点，他以极其形象和气势无比的笔触写了鲲、鹏及其变化和遨游，然后则轻点一笔：“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如此巨大的大鹏，如此壮阔的飞行，竟然离不开海动时的大风，形象地表明了“有待”的观点。又写及空气中飘飞的水汽尘埃，它也是生物以气息吹动的结果，不仅表现了这些细小之物的“有待”。连同前边对大鹏的描写结合起来看，则形象地表达了天地间从巨大无比的东西到几乎肉眼难以看到的细小之物在“有待”这一问题上全无例外。接着又写及蜩、学鸠、斥，通过对它们的微词讥讽，借此巧妙地否定了类似于它们的见解。其后，又借列子的御风飞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等具体鲜明的形象把那些深奥而抽象的哲理轻松幽默、深入浅出地揭示给读者。
读及《庄子》对寓言的广泛运用，前人有“《庄子》一书，寓言十九”的说法，《史记》也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从《逍遥游》来看，全篇几乎都是用寓言和比喻连缀而成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寓言和比喻的运用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共同特点，而庄子于此却有独到之处：首先他运用得最多最普遍；其次他的寓言具有独特的风格，更富于夸张，充满新奇优美的想象，具有极为浓厚的浪漫和神话的色彩。诚如《史记》所说：“皆空语无事实”，亦如《庄子·天下篇》所言：“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但这些凭空杜撰的寓言故事却情趣横生，引人入胜。在这些“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之中寄寓了作者对现实世界辛辣尖刻的批判，蕴含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也处处流露出作者的真情真性。
第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子是一位具有惊人的想象力的文学家。《逍遥游》中处处表现出的夸张性的想象就使其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鲲、鹏的形象、列子的御风飞行、五百年为春、夏、秋、冬的冥灵、八千岁为春、夏、秋、冬的大椿、可以“实五石”的大瓠，无不表现出奇特的想象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形成了庄子散文独特的风貌。另外，庄子散文无比浩大的气派、纵横挥洒于天地间的笔触以及他笔下那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象，也都是构成庄子散文浪漫主义特色的重要方面。其浪漫主义给后世文学的发展以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三，描写生动，笔法多变，语言优美。庄子散文的取材非常广泛，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能在他的笔下获得生命、获得灵气。任何事物到了他的笔下，都写得富有色彩，逍遥游中出现的大量事物无不如此，甚至连尘埃一经他的妙笔点染，显得既富有情趣，也富理趣，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笔墨纵横，变幻莫测，驰骋于天地之间，多变的手法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手法技巧上的圆熟，使整篇作品给人一种“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美感。其语言也异常生动、形象，还常常使用韵语和对偶句，声调铿锵、节奏和谐，显得异常优美，仅此而言，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
总之，《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很高，正如马叙伦所称赞的“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庄子义谊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