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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书：南宋时期的朱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部儒家著作做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为“四书”之一。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均将程朱理学钦定为官学，朱熹所作之《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钦定为教科书，为科举考试必备的教材。
（2）性善论：这是孟子提出的关于人性问题的著名命题。在《孟子·告子》一章中，孟子具体阐述了性善论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之善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人的自然属性。性善论的核心是“四端”说，孟子认为，每个人天生就具备四种善的品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对于“仁义礼智”这些先天具备的美好品质，一定要好好地呵护它、养护它，不断地寻求它、发掘它，就会得到它。反之要舍弃它，自然就会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它，人也就失去了人的基本属性，如同禽兽了。孟子提出性善论就是在向那些君主们说明，实行“仁政”可以不假外求，是非常容易的。可见，这也是孟子为其仁政、王道学说提供的一个哲学依据。
（3）民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春秋以来，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越来越注重广大人民的历史作用，在《左传》等典籍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初步的“民本思想”。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些进步的思想成果，提出了非常系统的“民本思想”。《孟子·尽心下》记述了孟子的著名议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中国思想史上谈到“民本思想”的最为经典的议论，明确地强调了老百姓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把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说得确定不移。尤其可贵的是，孟子并非只是高谈阔论的哲学家，他不但要求君主们要对老百姓实行“仁政”和“王道”，而且对老百姓从生产到生活，到教育给予了全面的关注，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深远，甚至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
1.你是如何评价和认识孟子的民本思想的？
2.孟子的精神人格对孟子散文风格的形成有何影响？
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孟子》不仅是思想史上的巨著，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重要著作，其突出特色以及文学成就使得《孟子》可以称得上是散文史上的奇葩。
从体制上来说，《孟子》仍属语录体一类，但相较《论语》已有较大进步。其主要的表现是：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论语》多以断篇简章的形式出现，其语录体更类似于格言，简短的对话式的记录也不是太多。而到了《孟子》中，文学性显然更强了，不仅篇幅显著增长，描述性的文字大量出现，议论增多，文章中的很多篇目、段落都能围绕一个中心反复展开论述，不仅观点鲜明，中心明确，而且结构完整、层次清楚、逻辑清晰，形成了对话式的说理散文。
其次，文学的手法和技巧更加丰富。孟子散文虽然以说理议论为主，但因说理议论的需要，增加了许多生动的文字，描写的手法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说理议论的技巧已经非常成熟。这些，都使孟子散文的文学性更强，文学的色彩更浓厚。
再次，从内容与创作主体上来说，从《论语》到《孟子》，中国古代散文的创作主体与创作意识更加明确了。《论语》是后人整理的集合，主观创作的意识并不明显，而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子曰”的表述，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的，这充分说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并未确立。但是在《孟子》中，充斥着大量的“孟子”“吾”“我”等主观性很强的语言，这说明，到了《孟子》编撰的时期，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已非常明显，这些都使孟子散文更富情感色彩，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表达意识与高超的文字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我国说理散文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孟子》散文在艺术上具有卓越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于辩论
长于辩论，是孟子散文最突出的特征。读《孟子》全文，读者往往会被其充满机智与长于辩论的语言艺术所折服。如果从善于辩论的角度来看，孟子可以被视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孟子本人也颇为得意地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言语之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自负与自豪。
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的时代，战国诸子们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展开论辩，百家争鸣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中。孟子在长期的游说经历中，在激烈的争论探讨中，积累了丰富的辩论经验，也创造了丰富的争辩技巧和方法，创造了卓越的辩论艺术，以善辩、雄辩而闻名天下。从而也使他的散文形成了长于辩论的突出特色。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非常善于把握和驾驭辩论的场面。客观地说，在战国时代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完全受到冷落的情况下，孟子的“仁政”和“王道”主张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此，他在游说的过程中，也常常遭受到一些婉言的拒绝甚至刁难。孟子为了不失去游说的机会常常表现出超出寻常的耐心而循循善诱。《孟子·梁惠王上》的开头就是一段饶有兴味的文字，足以看出孟子驾驭辩论的高度的技巧：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齐宣王一见孟子，劈头就问：“能不能给我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追求霸道的事情呢？”这实际上是齐宣王有意和孟子为难，因为齐宣王知道孟子是来向他宣传仁政和王道主张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堵孟子的嘴巴。对此，孟子当然心知肚明，但面对这么一个大国之君，孟子又不能一语道破，使对方过于尴尬而失去这次游说的机会。于是，孟子就对他说：“孔夫子的门徒从来不谈齐桓公、晋文公追求霸道的事情。”拒绝得委婉，理由又是那样的入情入理，齐宣王当然无话可说。而孟子则马上转守为攻，争取主动，不失时机地提出：“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那我只好说说王道的事情了。”话已至此，齐宣王只好提出：“具有什么样的德行才可以统一天下呢？”使这次谈话只能按照孟子的意愿来进行，而且处理得圆润自然，不露痕迹，不伤和气，让对方老老实实就范，孟子的高明于此可见一斑了。再比如，孟子对齐宣王痴迷于霸道是很清楚的，但当齐宣王提出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实行王道呢？孟子立刻回答“可”，一个字，非常肯定，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想给他一个支持和鼓励。这话却使热衷于霸道的齐宣王顿感意外，自然而然地提出：“你根据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就抓住“以羊易牛”的事情极力赞美齐宣王的恻隐之心，又针对老百姓说他贪财的议论为他辩解，使齐宣王深为感动，赋诗赞美孟子。两人在心理上的暗中对抗一下子得以消除，终于为这次长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其次，孟子的长于辩论，还表现为方法的灵活多变，技巧的多种多样。他时而循循善诱。比如，他在向齐宣王宣传仁政和王道主张时，就遭到了齐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乐”“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等不无调侃色彩的拒绝。孟子都能不愠不火，耐心启发。以至于把齐宣王的“好乐”“好货”“好色”“好勇”等连齐宣王本人都认为是“毛病”的这些东西反而说成是可以实行仁政和王道的条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心。
他时而语含讥刺，夹枪带棒。比如，自以为实行了仁政的梁惠王向孟子提出了自己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没有增加的问题时，孟子就说：“王好战，请以战喻。”一开口就是讽刺挖苦，揭露他奉行的是与仁政、王道背道而驰的好战政策，接下来又用了“五十步笑百步”的著名的故事，对梁惠王追求霸道的行径进行讽刺，使梁惠王尴尬万分，无地自容。
这一特点在《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里有更为生动、更为成熟的体现。这是孟子与农家的追随者陈相之间的一次辩论。农家也是“九流十家”之一，他们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即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之后再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当君主的也应该这样。这一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良好愿望，所以也吸引了一批热情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也存在着反对社会分工的致命缺陷。陈相原本师从儒者陈良，在陈良去世之后转而追随农家许行。他和孟子在滕国相遇，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就是对这场辩论的记录。这篇作品体现了娴熟丰富的论说技巧、灵活多变的说理手法，是孟子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以下是该文主体部分的第一段：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初见陈相，他表现得不动声色，只是围绕许行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的来源进行交谈，从他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各种炊具、工具等这些东西是否都是许行自己生产的一一提出询问，表面看来是不动声色，实则是步步紧逼。一直问到许行所用的铁制、陶制的炊具及生产工具是不是都是许行自己生产出来的，逼得陈相只好承认，这些东西都是“以粟易之”，是用粮食换来的。这就等于是承认了社会分工和实物交换的合理性，从而使陈相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主张。这时的孟子就由询问变为质问：“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连续三个质问句，步步进逼，语含讥讽，语气强烈，措辞尖锐。在不断地质问中逼得对方不得不承认自己理论的缺陷和不合理性，“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当然，诸侯、天子以及那些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不可耕且为也。”以下三个自然段是该文中心部分的第二段，孟子又改换另一手法说理议论：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这一部分，孟子充分运用了事实论据进行说理议论，他先讲到尧面对洪水泛滥、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等多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自然灾难，深为忧虑，想方设法，寻找贤才，一个一个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中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即如他们想要亲自耕种，那可能吗？用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农家的主张根本就不具备实行的可能性。接着，他又以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为解决老百姓的饱食、暖衣、安居而尽心操劳，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他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又为教育问题而操劳，他还要慰劳老百姓，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反问：“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圣人为老百姓忧虑操劳到了如此地步，他们有时间去种地吗？事实胜于雄辩，孟子摆事实，讲道理，以充足的事实证明了农家的主张不仅不合理，也丝毫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在本篇中心部分的第三段，孟子又从新的角度，转换手法进行说理议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末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陈相原本是儒者陈良的门徒，陈良去世之后他背弃师说，追随农家许行，孟子以下的说理议论是抓住了两点而展开的。一是就陈相弃儒而追随农家之“变”；二是背弃师门的行为。针对第一点，孟子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是说只能用先进的华夏改变四面落后的地方，不能用四面落后的地方改变先进的华夏。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原则。他肯定了陈良虽是楚人，却“悦周公、仲尼之道”，受到人们的赞美，被称为“豪杰之士”；而许行那个南方蛮子，攻击“先王之道”，你却背叛你的老师去追随他。我只听说从幽深的山谷飞上高大的乔木，没有听说从高大的乔木落到幽深的山谷的，你赞同他的学说，真是越变越坏了。针对第二点，孟子运用对比的手法，先对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之后对孔子的态度极力赞美一番，他们对孔子的感情一个比一个深，相比之下，也让陈相无言以对，只好避开这一话题为农家学说作最后的辩解。他认为如果按照农家许行的学说，人人都从事生产，市场上的东西就会很多，同一种东西就不会出现不同的价格。而孟子认为不是那样，“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他先从哲理的高度指出事物之间差别的存在是客观的。货物在轻重、大小、质量上都存在差别，如果都是一样的价格，那只能导致人们相从作假，那可是扰乱天下呀，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批驳地非常彻底，给对方不留一点余地。可以看出，《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虽然还是对话体，但它中心突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手法丰富，技巧成熟，体现出了孟子散文长于辩论的特点。
孟子说理散文长于辩论的特点还有非常精彩的表现，那就是他常常善设机巧，引人入彀，陷入他预设的圈套而尴尬万分，无言以对。《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对话就是这样：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次谈话，孟子原本是要和齐宣王谈天下治理不好的责任该由谁负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要直接去谈，恐怕一时之间不会谈出个结果来，孟子就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谈话策略，先向齐宣王问了两件与他本人没有关系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孟子说：“你有一位臣子，把他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一位朋友到楚国去玩儿，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妻子儿女在挨冻受饿，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断交！”孟子又问他：“管理刑狱的官员没有管理好他的下属，你说对他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回答说：“撤掉他！”孟子接着问道：“如果天下没有治理好，你说，该怎么办啊？”齐宣王尴尬万状，不敢面对孟子，左看看，右看看，只好把话题引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因为，这里他先预设机关，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按照他回答前两个问题的逻辑来说，这个问题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君主也该下台，他当然是不敢这样回答的，那就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段之高明令人叫绝。这段话也充分显示了孟子的机智、敏锐与灵活。
同样的例子在孟子中还有不少，他惯用的手法是欲擒故纵，诱敌深入，预设机辟，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
二、塑造了个性鲜明、人格独立的傲然儒者形象
战国时代复杂而激烈的现实斗争为那些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他们一个个都充满自信、个性张扬、性格鲜明，孟子则是这个社会群体中形象性格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孟子是一位个性意识非常强烈，尤其注重内在的精神人格修养。《孟子·公孙丑上》就记述了孟子与公孙丑之间一次非常著名的谈话：“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他在回答公孙丑“老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的问题时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对他所说的“浩然之气”做了细致深刻的说明。他说这种气最博大、最刚强，持之以恒地去培养它、一点都不要伤害它，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而无处不在。这种气必须与“道”和“义”相配合，没有“道”和“义”，它就会失去力量。这种气是正义长期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一点正义所能得到的。只要你有了一点愧对良心的行为，它就会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把“义”看成是心内之物，时刻记着它，恒久地培育它，但也不能像那个操之过急、拔苗助长的宋国人。
概括起来可以说，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是博大刚强、压倒一切、包容一切的正气；它以人间道义为内涵、为灵魂；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在人的内心深藏、滋养，他只有通过长期的、恒久不变的追求才能得到。这些都体现了孟子对精神完美、人格高尚、凛然正气的内在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此，孟子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阐述和说明，比如，《孟子·尽心下》记载：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这段话是说，对于高档豪华的殿堂，我得志之后也不追求；对于吃饭时摆上满桌子的食物，数百妻妾侍奉身边，我得志之后也不追求；音乐美酒，驱骋打猎，千辆车子跟在身后，我得志之后也不追求。他们所做的，都不是我要做的，我要去做的都是符合古制规矩的，我为什么要怕那些诸侯君主呢？这可以看出，他对于权势地位的蔑视，对于豪华的世俗生活的蔑弃，对于道义、对于正气的追求。
他在《孟子·尽心下》还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他认为心性修养的方法和途径没有比遏制自己的欲望更好的，如果为人能够清心寡欲，即如善性有所丧失，也不会失掉太多；如果一个人欲望太多，即如善性存在，也是不会太多的。总之，对于世俗欲望追求太多，就会伤害对高尚的精神的追求。所以，《孟子·尽心上》还说：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拥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这是一个君子的追求，但这还不是他最乐于追求的；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这也是君子所乐于追求的，但是他的本性也还不在这里。君子的本性是仁义礼智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内心，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它表现在颜面上是温润醇和，它还会表现在肩，表现在背，以至于手、足、四肢，别人都会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人格修养会成为一种气质，会无法掩饰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动之中。
这也就是我们在孟子散文中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孟子的精神风貌、孟子的人格魅力。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序》中所说的：“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正气歌》也赞美了这种浩然之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孟子·滕文公下》也表达了他的一身正气说：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志向、坚如磐石的人格追求、昂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形象。它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也成为多少人的精神导引和人格楷模。也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浩然正气，使他对自己、对人生都充满了自信，也使孟子蔑视强权、蔑视富贵，在面对那些诸侯、面对那些大国之君时也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压倒一切的气概。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正是他的这种气概和自信的表现。孟子的一生，是坚定不移的追求理想的一生，也是充满艰辛、充满坎坷和曲折的一生，但凭着这种浩然正气，始终能以乐观自信、坚定执著的态度去应对人生的一切。他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不管是人生的穷与达、贫与富、得意与失意，他都不改其乐、不失其志，以豁达自信的胸怀，以坚定执著的态度去拥抱生活，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像风雨之中的青松，像坚定不移的磐石！
可以看出，《孟子》一书虽属中国古代说理散文中的名作，它不但发慷慨之高论，抒激昂之情怀，而且还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孟子形象。如果说《论语》中着力塑造的孔子体现出了一个长者应具有的稳重风范，其身上文质彬彬的儒雅气质与温柔敦厚的师者形象成为历代圣贤的楷模，那么《孟子》则塑造了一个志高气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大丈夫形象，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拥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的典范。
三、犀利明快，以气制胜
孟子极具个性、极其自负、极为自信，他蔑视权势地位、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在当权者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傲然儒者的气魄和风度。这种个性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他的散文也个性鲜明、富于气势，具有以气制胜的突出特色。
有人说，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宋人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就文章整体风格来说，“其锋不可犯”确实是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孟子》七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感情洋溢，一气呵成，了无滞碍。讲道理时，或则设喻精巧，启人深思；或则咄咄逼人，势不可当，一击致命，常常令与其对话者“顾左右而言他。”
文如其人，《孟子》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孟子的精神人格决定了孟子散文的风格。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孟子与孔子的谦卑形象不同，他经常以圣人自居。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又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很显然，孟子自认为拯救时弊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种具有“铁肩担道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正是孟子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使得他即便在国君的面前，也绝不显得低腰媚俗，处处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同样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当孟子直接告之只要“保民而王”便可成就霸业之后，很显然齐宣王在孟子的面前变得小心翼翼，显得极不自信，试探性地问他“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看得出来，孟子在齐宣王心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比起孔子来，儒者的入世精神更为张扬与外放了。
其次，孟子人格独立，对于肉食者、对于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那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崇高形象，视钱财如粪土，视荣华为寇仇，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确实是孟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中最为人景仰的部分。虽然他强调重建社会秩序，恢复以“礼”为基础的王道统治，但绝非是要以物质财富的占有为等级划分的基础，而应是人格境界的高低。即便是贵如帝王，孟子也是一样不放在眼里，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
《孟子·尽心下》甚至直接批评梁惠王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批评起那些大国之君时毫无顾忌。而当公孙丑问道：“何谓也？”孟子则指陈其罪恶作出回答和说明：“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敢于如此评论当权者，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是指名道姓的批评？
而在齐宣王的面前，孟子更是挺直了腰杆，严密的逻辑论证与咄咄逼人的气势令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威信扫地。比如在《公孙丑下》篇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又一事件：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准备去见齐宣王，恰巧齐宣王派人对他说：“我原本是要见你的，可是我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就在朝廷上接见你，不知道能不能让我看到你？”依常理来说，因为有病而不能见客这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孟子和齐宣王之间，似乎就有点不那么平常了。在时时都在权势者面前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孟子看来，这是那个自己原本就有点不屑的齐宣王端出架子在向他的人格尊严挑战。所以，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也以有病而回绝了齐宣王的要求。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他的弟子公孙丑认为这不太恰当。孟子说，这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他并不顾忌会招致齐宣王的不满。齐宣王打发人来问病，问他明日再见如何，但他还是坚决称病不出，虽然有东郭先生与景氏的好言相劝，以及齐宣王的嘘寒问暖直至催逼，孟子都是不为所动。并不是在他的眼中没有君臣大义，相反他却认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从政治地位上来说，君王确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真理和道义的面前，孟子却有着更大的自信和心理优势。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说明在他的心中有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就是真理和道义，因此，自信的孟子认为，他没有必要对齐王卑躬屈膝，更何况，在真正的大国君主的面前，必须有一些敢于坚持己见、不以君王的原则为原则之人，这样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很显然，孟子依靠其独立的人格精神，宣称自己就是那个“不召之臣”，应该受到君主超乎一般礼仪规矩的尊重。
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儒家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完善的理论在孟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人处处能感受到富于气势、以气制胜的特点。
四、语言通俗，长于譬喻，善用排比，形象生动
与《论语》的格言警句式的说理不同，孟子的说理议论，不饰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又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便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使阅读者印象深刻。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等等，均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正是由于它的通俗易懂而又内涵深刻所致。
孟子还善于使用比喻的手法和寓言的形式，借助形象使抽象的道理变得显豁易懂，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又如用一曝十寒的比喻，说明持之以恒的重要性：“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其他的如五十步与百步之喻、缘木求鱼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等等，或正反对比，其理自显；或大胆想象，出人意料。他的比喻既简洁明了，又形象生动，不仅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又能于警策中富于生活情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与同时期的作家比较，孟子也非常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的。与《庄子》中借助大量的神话故事与动物寓言不同，《孟子》中的寓言的主角大部分都是人，而不是动物或其他怪力乱神，这也显示出孟子的特立之处。显然，他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注重文章的讽刺意义。如“拔苗助长”的故事：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简短的几句话，就把一个急于求成、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也揭示了如果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好的动机也不可能得到好的效果的道理。这虽然是一个极为简短的寓言，但故事幽默，形象生动，内涵丰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在《离娄下》篇中，孟子还讲述了一个《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伪君子：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故事写一个终日在外行乞、回家却向妻子吹嘘自己如何在富贵人家吃够酒肉的齐人的故事，看似稀松平常，但却暴露出当时的一些追逐功名利禄之徒，虽背地里龌龊不堪，人前却蝇营狗苟、招摇撞骗的一些伪君子的丑恶嘴脸。故事虽已历经千年，但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的警醒世人的意义。
排比与对比也是孟子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孟子文章的气势与锋芒，多通过排比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气呵成，犀利明快，如《梁惠王上》篇中的《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为了让齐宣王亲口承认其志在六国，成就霸业，孟子对只是笑而不言的齐宣王采取了迂回曲折的办法，用一连串排比式的疑问句让齐宣王自己对这些问题进行否定，从而引出他的真正的“大欲”，欲擒故纵，这一连串的发问本身已使得孟子在对话中优势尽显，气势凌人，为下文进行了极好的铺垫。
其他的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等等，论述中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一气贯下，使得文章坚实有力。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