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人们对天地宇宙、人类与自然、社会与人生进行思考、总结的产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不仅关注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和生产活动，也关注、探索和思考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地宇宙和大千世界。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历过成功和失败之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感悟出深刻的道理，并将这些经验、教训或哲理通过寓言这种文学体式表现出来，成为非常宝贵的、丰富的思想文化结晶，对当时以及后世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就其思想内容及其所包蕴的意义来说，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先秦寓言反映了极其丰富的客观世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客观世界日益深化的认识和总结。
面对宇宙中广阔无垠、复杂多变的种种现象，我国古代人民不倦地进行探索，试图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先秦寓言中，相当一部分就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和探问，如《列子·说符》中“鲍氏之子”：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而生之？且蚊纳嗜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纳生人、虎狼生肉哉！
这则寓言以生动有趣的对话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界中所存在的食物链及生存竞争的现象的认知，反映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和进步。这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史上都闪现着科学的光辉。
再如《列了·汤问》中“两小儿辨日”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好奇与探索：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肾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则寓言极富生活情趣，两个小孩子天真地争论早、午时分太阳距离地球远近的问题，当两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便请教知识渊博的孔老夫子，没想到连孔老夫子也被难住了。这则寓言看似两个小孩子的天真有趣的争论，实际上却表现了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好奇及试图揭开大自然奥秘的探寻精神。
与这种难能可贵的探寻精神相反，还有一部分寓言表现了人们对于种种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表现出的诚惶诚恐的心态。他们整日生活在无尽的忧虑之中，不是害怕天塌下来，就是害怕地陷下去，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惶惶不可终日。如《列子》中“杞人忧天”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天地宇宙的恐惧。
此外，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宇宙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之中，并认识到了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并总结出当人们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相吻合，即顺应自然规律时，就能获得成功；反之，就会遭到失败。这种宝贵的心理体验和思维认识，在寓言中也得到了活泼而深刻的体现。《庄子》中的“鲁侯养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昔者海鸟止于令郊。普侯御而筋之于庙，奏《九招》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炫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非以鸟养养鸟也。
这则寓言写了一只海鸟飞到鲁国，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鲁侯以为凡自己所喜爱的，鸟也一定会喜爱。于是，他便把鸟安置在庙堂里，为它大摆酒宴，高奏雅乐，供奉三牲。他如此诚心诚意地款待这只海鸟，结果海鸟反而吓得头晕目眩，胆战心惊，不吃不喝而死了。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鲁侯不了解海鸟的生活习惯，不是“以鸟养养鸟”，而是“以已养养鸟”，由于思想方法不对，结果好心办了坏事。由此看来，办好一件事，仅凭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同样《庄子》中的“庖丁解牛”、《孟子》中的“拔苗助长”也蕴含了这样的道理。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两三千年前的先秦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极其有限的，还深受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对于自然世界出现的一些现象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有一部分寓言将日常或自然现象与吉凶祸福联系起来的，体现了对于上天的敬畏。如《列子·说符》中的“宋人三世行仁义”：
宋人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其子曰：“前问之而失明，又何问乎？”父曰：“圣人之言先连后合。其事未究，姑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其子归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这个寓言中的宋人相信“天”与人事有感应，因而急于从圣贤那儿求得解救之法，而圣贤给他的锦囊妙计却是：“天助自助者”。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违背天道和人道，就不必惧怕上天会降无妄之灾。而一个统治者只有顺乎天意，合乎民心，采取正确的政策，任用正直有才的人，才能战胜各种灾异，治理好国家。这则寓言虽然带有较浓厚的天道迷信的色彩，但也都强调了天人关系中人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的认识。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于人类的进步足迹的生动记录。
二、对剥削阶级的揭露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阶级斗争激烈，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诸侯“月去箧探囊”，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了“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诛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桁扬者相推”的悲惨景象。先秦寓言用犀利的笔触描绘了种种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控诉和揭露了剥削阶级及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
《庄子·至乐》的著名寓言“髑髅见梦”原本是表现庄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的，但他在对人生问题进行思考时，却把一幅战国时代人民悲惨生活的画面活脱脱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大多数人来说，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人生纵然充满艰难困苦，一般的人也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亡。而骷髅一反常态，厌生恋死，不仅对于死亡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对于死后能摆脱战祸、冻饿、诛罚等痛苦而津津乐道，认为死亡的快乐远远超过人间的劳苦，这种反常的变态心理，正是由于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忧苦悲伤所致。因此，作者借骷髅之口说道：“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人世间生者难以承受的种种丑恶、灾难、痛苦的厌倦！这种认识无疑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战国时期人民对丑恶现实的深刻揭露，对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曲折控诉。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诸侯兼并战争，统治者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频繁地发动兼并战争，可谓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先秦寓言对剥削者的争权夺利的好战本性，也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庄子·则阳》“触蛮之战”就是这种残酷现实的缩影：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在这则寓言里，庄子以蜗牛角上的触蛮相争，对“争地而战”的诸侯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嘲弄。蜗牛已经够渺小了，而蜗牛的触角更是微乎其微，然而，就是在这样微小的“疆土”之上，诸侯国却为了相互吞并而残杀，造成了“伏尸百万”的惨相，而且为了区区之地，竟能“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这正是当时诸侯国为“争地而战”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可以想象，当时诸侯为了称雄争霸，厮杀掠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多么深重啊！寓言在对统治者的冷嘲热讽中，极恰当地表现出作者的反战情绪及其对统治者的强烈谴责、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
先秦的寓言家们也注意到统治者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和眼前利益，常常争得你死我活，《韩非子》“馗虫自瓮”即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虫有馗者，一身两口，争食相瓮。遂相杀也。人臣之争事而亡其国者，皆馗类也。
作者用两头蛇比喻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相互残杀，自取灭亡的社会现实。
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仅在他们内部你争我夺，凭借权力和淫威争地而战；同时，对于一般的民众横征暴敛，掠夺财富，完全不顾及百姓的死亡。先秦寓言也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及其官吏残酷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的呼声。例如，《吕氏春秋》中的“竭池求珠”：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
“竭池求珠，殃及池鱼”，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一味地掠夺人民的本质。
《吕氏春秋》中的“强取人衣”又从另一个角度揭露剥削阶级的强词夺理，巧取豪夺：宋有澄子者，亡淄衣，求之涂。见妇人衣淄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着我亡淄衣。”妇人曰：“公虽亡淄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淄也；今子之衣禅淄也。以单淄当纺淄，子岂不得哉？”
这则寓言形象的概括了历史上一切窃权盗国、掠夺人民财富者一方面巧取豪夺，另一方面却又像澄子那样编造一套“大道理”来阻塞民口，从而为自己开脱的丑陋嘴脸。
而《列子》“齐人攫金”则更甚一步，根本就明火执仗，拦路抢劫：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篇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寥寥几笔，便把攫金者利令智昏的丑恶灵魂暴露无遗。“不见人，徒见金”六个字，准确地道出所有贪官污吏的阴暗心理。
三、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
除了揭露黑暗现实外，寓言作者还对丑陋现实进行了无情而辛辣的讽刺。如《庄子·外物》中的“儒以诗礼发冢”：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在当时那个黑暗、动乱、被庄子视为“昏上乱相”的时代，儒家之徒所高唱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完全成为那些贪婪者、掠夺者、巧取豪夺者们的遮羞布。庄子就是借这则寓言以嬉笑怒骂之笔深刻地揭露了“仁义而窃之”者的虚伪，他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一举一动都不失儒者之风度，而背地里却是任何卑鄙的勾当都会干出来的，甚至在盗墓时也还心安理得，以诗唱和。诗教、礼教是儒士的神圣职业；掘墓盗坟，是盗贼的伎俩。二者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但这一大一小两个儒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盗墓，不仅一点也不紧张，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一问一答，一举一动，心安理得，有条不紊，一边行动一边不断地以诗句对答。尤为可笑的是，即便是在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时，他们还是不忘说教，不忘指责死者：“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真是虚伪、丑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再如《列御寇》中的“舔痔得车”：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这则寓言写曹商使于秦，利用不可告人的手段取得秦王的欢心，得车百乘。他竟以此夸耀于庄周，庄周毫不留情地讥讽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这则寓言表明了庄子对溜须拍马、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势利小人的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地嘲讽了社会上靠阿谀逢迎而获得高官厚禄，奴颜媚骨讨好权贵以换取恩赏的无耻之徒，对他们卑劣下贱的作为表现出极度的厌恶和蔑视。
尽管统治者整天都在谈论仁义道德，并且用虚伪动听的言辞粉饰自己的丑行，尽力做出一幅乐财好施的正人君子的形象。但从其性格深处而言，让统治者“拔一毛而利天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就像《庄子·外物》中“庄周贷粟”这则寓言所揭露和谴责的那样：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周断炊，危在旦夕，只好向腰缠万贯的监河侯借斗升之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监河侯表面上慷慨大方，乐财好施，信誓旦旦地对庄子说，等他收完债之后一定借给他三百金。但这种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许诺，其本质无疑是见死不救，毫无一星半点的“仁义道德”可言！连斗升之水都不肯施舍，却奢谈什么西江之水，难怪庄子愤然作色了。这难道不是对那些夸夸其谈、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的绝妙讽刺么！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其中最出色的是《离娄下》中的“墦间乞食”：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这则寓言讽刺尖锐，情节幽默，从齐人对妻子夸口到妻子追踪，真相暴露，妻妾的羞愧和哭骂，把齐人无耻的得意丑态描绘得生动形象。同时，也细腻地刻画了那些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人前却要显露自己富贵利达的丑恶面目。
《尹文子·大道上》中“山鸡与凤凰”则是对名不副实的批判：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凰皇，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山鸡与凤凰本是不难分辨的，好事者却有意混淆是非，制造混乱，硬把山鸡美化为凤凰，骗得许多愚昧无知的人的赞许，赢得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默认，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但是，山鸡终究是山鸡，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赞许而变成凤凰。因为是非真假是有客观标准的，绝不以评价者地位的高低和人们的好恶为转移。
此外，《韩非子》中的“不死之道”还揭露了剥削者为迷信长生不死而任意杀戮的残暴行为；《五蠹》中“守株待兔”讽刺了人们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的愚蠢行为；《外储说左上》中“郑人买履”嘲笑了墨守成规、迷信教条、不相信客观实际的作法；“卜妻为裤”批评了机械呆板、思想陈旧、对新事物格格不入，甚至在新事物建立之后还要加以破坏的错误观念；《战国策》中“灵王好小腰”则揭露了统治者的病态心理及其造成的恶果；《尹文子》中“田父得主”鞭挞了那些用欺诈手段损人利己以获取财富的人，先秦寓言淋漓尽致地揭发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和在私有制度下所产生出来的病态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进步观念。
四、对哲理的总结
春秋战国时代，在社会剧烈变革的大潮中，各种思想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鸣和交锋。人们不仅关注着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随着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深入，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天道观、天人关系以及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也成为人们争论和探讨的焦点。这一旷日持久的争鸣和探讨，不仅锻炼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也结下了硕果累累，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流派的学说日渐趋于系统、成熟和完善，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得到迅速发展。在哲学领域里，不仅许多具体的哲学问题愈辩愈明，而且还形成了诸如以老、庄为代表的体系完整、严密博大、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流派，使春秋战国之际成为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寓言文学的创作更与这一学术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寓言这一文学形式常常被学者们用来表现他们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这也使寓言这一文学形式深深地打上了这一学术文化背景的印记。许多寓言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成就，蕴含着宝贵的生活经验和深隽的人生哲理，并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给人们以智慧的启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先秦寓言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规律的探索和认识。
先秦寓言总结生活经验，认识到要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例如《庄子》的“庖丁解牛”，这则著名的寓言原本是借以表达和宣扬庄子的养生之道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却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庖丁之所以能够具有一把刀子用了十九年而刀刃却“若新发于硎”的高超技巧，就在于他使用刀子宰牛时，能够“依乎天理”，按照牛体的自然结构，“游刃有余”地在牛体的空隙中穿行，既不碰筋肉，更不碰骨头，他的刀刃也因此而免于损害。这使人们产生如下的联想，不论干什么工作，也都应该“依乎天理”，顺乎自然，应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才能得心应手。
此外，许多寓言启发人们要正确认识世界，在生活和斗争中取得胜利，还必须用辩证的观点观察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客观规律，又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努力克服片面性和局限性。如《吕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剑”告诉人们，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要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原先的办法是正确的，但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就不一定行得通了。情况变了，就得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折，并根据形势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刻舟求剑”即以“舟已行矣，而剑不行”的形象生动的比喻，高屋建瓴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说明时代已经前进了，先王的法则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局的需要了，并以“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来批判那些死守先王成法的顽固人物，具有雄辩的说服力量。
《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则是对狭隘经验主义者的嘲讽：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这则寓言就是告诉人们，社会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应当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时而变。否则的话，这和守株待免的宋人又有什么两样呢？他们之所以愚蠢可笑，就在于没有用“变”的眼光去看待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把偶然遇到的事情当作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去对待，犯了狭隘的经验主义的错误。
其次，先秦寓言表现了在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坚持正确的思维模式，如何正确地认识矛盾、把握矛盾，处理问题。
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人们在处理许多生活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对许多矛盾关系能否准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对待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不同的思维方式常常会使事情产生不同的后果，先秦的寓言故事中就反映了对这一哲学问题思考的成果。《韩非子》中的“买椟还珠”就告诉人们看待事物要认清事物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韩非还讲了“秦伯嫁女”的故事，是说秦穆公在打发女儿出嫁时，把那些陪嫁的丫头们一个个打扮地花枝招展，结果，他的女儿嫁过去以后，人家喜欢那些丫头而不喜欢他的女儿，事与愿违。尽管作者运用这两个寓言故事只是为了说明“以文害用”的问题，但其中确实包含着如何准确认识事物，如何准确把握矛盾、处理矛盾的普遍真理，因此，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具有哲学层面的普遍意义的。
《韩非子·喻老》中的“唇亡齿寒”从国家的角度宣扬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这个道理：
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
这则寓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指出面对大国的侵略，小国之间必须齐心协力，互相支持，联合抗敌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贪图眼前小利，牺牲友好邻邦，灭亡就是必然的。这样，不难让人联想到既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万事万物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具有深刻的哲理启迪的作用。
《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则告诉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目标明确，方向正确：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是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这则寓言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告诉人们，做事情时，如果目标及方向错了，条件越好，就会离目的地越远；反过来说，方向对了，加上好的条件，那到达目的地就是指日可待的了。驾车如此，干其他的任何事情同样如此，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确立正确的方向，否则将会离自己的目标愈行愈远。
《韩非子·说林下》中的“相马”告诉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能看到一点就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相与之简子厩观马。一人举踶马，其一人从后而循之，三抚其尻而马不踶。此自以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为马也，踒肩而肿膝。夫踶马也者，举后而任前，肿膝不可任也，故后不举。子巧于相踶马而拙于任肿膝。”夫事有所必归，而以有所。肿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独知也。
伯乐的一个徒弟仅凭触摸的感受就判断这匹马不会踢人；另一个徒弟经过周密考查后，确认这本是一匹会踢人的马，只是由于它受了伤，力不胜任，才不踢人。这则寓言告诉人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认真观察，不但要了解一般的情况，而且还要掌握其特殊情况，经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全面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列子·说符》中的“杨布打狗”也告诫人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众所周知，狗是最忠诚的动物，但是为什么狗却把杨布当成外人而迎而吠之呢？因为杨布外出时与回来时穿的衣服不同，狗被表面的现实所迷惑，以为杨布是外人，没有看清主人的真实面目。这则寓言告诉人们，如果只注意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不抓住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就会被一时的假象所迷惑，把事情搞错。这类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
此外，由于作者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联想，有的寓言往往从日常生活琐事出发，悟出治国的大道理。如《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以“我”与“徐公”比美，受“私”“畏”“求”之蔽为喻来讽谏齐王：“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齐王听后，欣然称善，立刻下令，广开言路，国以强盛，至使“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创建了“战胜于朝廷”的奇迹。这则寓言波澜起伏，生机盎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推而广之，在那个时代，上至王侯，下至卿相，又谁不然？即使是庶民百姓，也绝不能完全免于“私”“畏”“求”之蔽，只是程度不同、性质不一罢了。这样的深刻的生活哲理，时至今天，仍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次，先秦寓言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方法和态度的总结。
这一类寓言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道理，对我们如何搞好学习、攻克技术难关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列子》中的“纪昌学射”提出了学习要谦虚谨慎、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道理：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弟子名飞卫，学射于甘蝇，而巧过其师。
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纪昌归，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二年之后，虽锥末倒眦而不瞬也。
以告飞卫，飞卫曰：“未也，亚学视而后可。视小如大，视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牦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
以告飞卫，飞卫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这则寓言提出了学习的态度、方法，说明要学好一门本领，必须按照技术要领苦练基本功，扎扎实实打好基础；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踏踏实实，才能学得精深，用得纯熟。
同样，《列子·黄帝》中“痀偻承蜩”的驼背老人拈蝉的故事也教给后世执着坚韧的学习态度：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也，若橛株驹；吾执臂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虽然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但对于一个身体残疾的驼背老人来说，练就一套过硬本领，比之身强体壮的人说来，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可贵的是，这位驼背老人身残志坚，专心致意，刻苦磨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练就了一手“承蜩犹掇”的绝招。
《列子·说符》中“列子学射”的故事也讲述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学习道理：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初学射箭，虽然射中了，却不知道是怎样射中的，这说明只是碰巧而已，绝不是真正地掌握了射箭技术。经过三年的反复探索、实践之后，不仅练出了一手过硬的射箭本领，而且能分析出射中的原因。这就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弄清为什么能成功的道理，只要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势如破竹，无往不胜。
反之，《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告诫人们，学习要谦虚谨慎，不要不懂装懂，半途而废：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知识、技术是没有止境的，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的。薛潭在秦青的启发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懂得了学然后知不足的道理。
再次，一部分先秦寓言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先秦寓言中，还有一部分对唯心思想和鬼神观念进行了直接的批判，闪烁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荀子·解蔽》中的“涓蜀梁”就是对鬼神观念的彻底否定：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
作者通过这则看似荒诞的故事指出，世间根本不存在什么鬼神。所谓鬼神，只不过是愚昧的人们心造的幻影罢了。
《韩非子·内储说上》中的“河伯”就是对那些迷信鬼神的愚蠢行为的绝妙讽刺：
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齐人利用齐王的迷信思想，把大鱼说成河神，进行欺诈，骗取信任，捞取资本；而齐王鬼迷心窍，上当受骗，成了鬼神的俘虏，闹出了个大笑话。这就戳穿了鬼神的谎言，闪现出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总之，先秦寓言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总结了许多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行事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