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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龟甲兽骨文，甲骨刻辞、卜辞、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是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也是中国叙事散文最早的雏形。今天甲骨学已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科。
（2）金文：是殷商时期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也叫青铜铭文，又称钟鼎文。它在文字、语言艺术、叙事技巧等方面较之甲骨文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后期著名的《毛公鼎》已经长达497字。商周青铜铭文广泛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其特殊的载体传递着历史信息，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叙事散文真正地开始萌芽。
1.简要说明甲骨文、金文的价值。
2.《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一、战国时期叙事散文发展和繁荣的盛况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互相攻伐，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为叙事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对于史学家来讲，总结历史经验也成为必须担负的任务。这一时期，叙事散文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名著，这些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趋于成熟。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既是一部文学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班固也认可这一说法。自唐起，关于此书的作者有了争论，有人怀疑另有其人，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仍认为其作者是左丘明。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左传》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年至前386年之间。这本书以《春秋》为本，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西汉以后为编年体史书体例的确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左传》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左传》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所记载的内容也很全面，包括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也有记录，是一部近20万字的规模宏大的史书。《左传》在叙事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左传》西汉以后就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成为以后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承《尚书》、《春秋》之衣钵，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综合此前史官散文记言与记事的传统，开创了于记言、记事为一体的记史范例，叙事水平大大提高，虽是历史著作，但“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有突出的文学色彩的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性表现在叙事情节曲折动人，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细致传神，辞令语言理富言美等等，这些对后来的史传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历史片段，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国语》重在记言而记事简略，其作者是想通过一些权威人士的言论来评论人物的优劣，分析史事的得失，旨在用历史人物的言论思想为君王提供借鉴。各国“语”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也有所侧重。如《周语》记录东、西周的历史，侧重论政记言；《鲁语》记录鲁国之事并对一些事情发表议论；《齐语》主要记录齐桓公称霸之事及论政之语；《晋语》主要记录晋国历史，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录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录楚灵王、昭王的事迹；《吴语》记录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但在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被逐被杀是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及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语》在叙事中显示了一定的文学成就。首先，叙事集中在对特定人物的言行刻画上，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如《吴语》独记夫差，《越语》仅记勾践。其次，人物语言生动形象，风格多样。《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这些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但是，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所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楚语》、《吴语》、《越语》流畅整饬，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吴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国语》中的议论说理文字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再次，叙事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夺王位、献公宠妃骊姬策划阴谋、太子申生被谗冤死，公子重耳被迫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总之，《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上有其自身特色和成就。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它依照《国语》的体制，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记载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片段，共33卷，约12万字。与《国语》不同的是，其书在记言、记事时突出了人物活动的叙述，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叙事散文著作。《战国策》未经辑录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受诏将其所见《国策》整理汇编，并说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之作，故命名为《战国策》。《战国策》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展示了战国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刘知几《史通·六家》云：“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不过，后人也指出《战国策》记史多夸张虚构，与史实有不符之处，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其史学价值。
《战国策》叙事的文学性非常突出，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首先，它打破了编年体的限制，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作为叙事的中心，并以此统率记言、叙事，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在《战国策》的人物画廊中，有国君百姓、谋臣武将、说客策士、嬖臣宠姬等，这些都构成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在所有的人物形象中，“策士”最具代表性，《战国策》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才华，塑造了他们崇尚计谋、巧于权变，明于时势、长于雄辩的性格特征。其次，语言风格生动形象、铺张扬厉、明畅通俗。战国策士为了达到游说的目的，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常常会借助于比喻、寓言故事等来表明观点，如“唇亡则齿寒”“譬若虎口”“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譬犹抱薪而就火”“轻于鸿毛”等比喻，形象而生动，言浅而理深。铺张扬厉也是战国策士们言说的风格，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即用铺张夸饰的语言形容齐国之强盛。明畅通俗是战国策士语言的另一个特点。策士们出于功利目的去游说，就必须保证别人听懂自己的说辞，就会尽可能地选择耳熟能详的语言，避免生僻的词汇和拗口的表达方式，做到通俗流畅。《战国策》语言艺术的诸多特点增强了其文学性。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叙事散文已经到了成熟和繁荣时期，从《春秋》到《左传》、《国语》、《战国策》，可以看出叙事散文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文字上来讲，由简向繁转变；从体例上讲，由编年体向编年、国别两体的多元化发展；从内容上讲，由单一记言或记事转变为记言、记事的综合；从文学性上来讲，语言由质朴、平实向流丽、夸饰转变，情节由梗概向故事化转变，写作技巧由单一向丰富转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叙事散文将描写中心定位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言行，这使战国时期的叙事散文既不同于史官记史，又不同于后世的正史，而成为既是史学著作，又具有文学价值的典范叙事著作。
二、战国时期叙事散文对后世叙事散文的影响
1.先秦叙事散文是后世史传文学之滥觞
先秦叙事散文在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方面都为后世史传文学提供了创作经验，直接启发着后世史传文学的写作，成为中国史传文学之滥觞。
从体例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创立了编年体和国别体的体式，尤其是《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著对后世的叙事散文影响更为直接。《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开创了纪传体，其体例即是在先秦编年体、国别体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而成的，《资治通鉴》则是对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的直接继承。
从思想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在叙事时遵循秉笔直书的记事原则，尽可能地忠于历史事件本身；同时，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带有鲜明的褒贬倾向，表现出著史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这也被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秉笔实书，直言揭露，并把这些作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重要方法。后世的史传文学也继续了《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叙事思想，或借助具体的历史事件表达思想倾向，或用“论”“曰”等方式来直接陈述价值观念，如《史记》将其批判精神发挥到空前的深度与广度，这不得不说是对先秦叙事散文创作思想的继承。
从文学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构思、语言生动个性等方面都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即从《左传》、《战国策》中汲取了不少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源泉，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如《赵世家》行文与《左传》相仿，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与《战国策》如出一辙。具体来讲，《左传》开创了既叙述历史事件，又刻画历史人物的写史传统，同时，重视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发展过程，对历史事件进行故事化的叙述，因而叙事井井有条又生动活泼，司马迁、班固、范晔等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生动而又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在语言方面，《战国策》铺张恣肆，《左传》则简练蕴藉，这也都为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如《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先秦叙事散文的成就对后世的史传文学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其影响下，后世的史传文学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也形成了中国史学与文学综合的特点。
2.先秦叙事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先秦叙事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楷模。
《左传》成书于《春秋》之后，《史记》之前，在中国叙事散文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春秋》处在叙事散文的草创阶段，《史记》是一部囊括几千年史事、体制严整的不朽巨著。《左传》从著史范围、著作规模和修史方法等方面都为司马迁提供了足以仿效的范例，为产生更加成熟的史学巨著准备了条件，司马迁撰写《史记》，无疑从《左传》中获取了不少的成功经验。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左传》备受古文家的推崇，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国语》在体制上首创国别体，为后世所效仿，其语言艺术也受到后世的赞誉。东晋孔衍曾著《春秋后语》十卷，记秦、齐、燕、楚、韩、赵、魏七国事，体例文字都有意模仿《国语》；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分国纪事，也可以看出《国语》的影响。至于《国语》的语言艺术，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肯定“其文深阂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明黄省曾说：“外传实多先生之明训，自张苍贾生马迁以来，千数百年，播颂于艺林不衰，世儒虽以浮夸阔宏为病，然而文辞高妙精理，非后世操觚者可及。”明王世贞曾指出：“（《国语》）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窍，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驰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均见《经义考》引）可见，《国语》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战国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战国策》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其驰骋俪句和排比敷陈的文风和笔法对汉大赋有着直接的影响，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如西汉初年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在构思和布局方面与《庄辛谓楚襄王》十分相似。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
此外，在叙事散文的写作上，《战国策》也上承《左传》，下开《史记》，据统计《史记》采引《战国策》九十余处。《史记》的“列传”体溯源于《战国策》，不仅《刺客列传》与《战国策》关系极密切，而且在苏秦、张仪、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虞卿、范雎、蔡泽、乐毅、鲁仲连等传中，也直接从《战国策》中采用了大段的文字。《战国策》许多篇章颇具文学性，如《苏秦始将连横》、《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这些文章叙事细致生动、情节安排富有戏剧性、人物描绘具有形象化和典型化，不仅对《史记》等史传著作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和戏曲都有很大的影响。《战国策》的语言明朗通俗、简练生动，《史记》等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也吸收了其语言风格的特点。《战国策》中还有些“小品”文及寓言故事，这些文章短小精悍、人物不多、情节单纯，但是却在活泼的形式中隐含着深刻的内容，如《邹忌修八尺有余》、《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魏王遗楚王美人》等，都是文学色彩浓厚的佳篇。
这些短篇佳作对后代文人创作影响很大，如唐代韩愈、柳宗元、陆龟蒙等的“杂说”“小品”，都与《战国策》中的短文一脉相承。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中的寓言故事，清代的“小品”和现代“杂文”，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战国策》的影响。明代李梦阳在《空同子集》中评论《战国策》对后代影响时说：“《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他又将其影响详细地总结为“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叙事散文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3.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有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有直接的影响。先秦叙事散文记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显示著史者的观点和立场，因而，著史者必然会有意识地流露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中必然包含着明确的褒贬倾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著《春秋》乃是借用了《诗经》之义，即褒贬善恶是非的“大义”，这开创了以文学的精神和笔法书写历史的先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认同了这种观点：“《史通》所谓‘晦’，正《文心雕龙·隐秀》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可见，孔子开创了寓褒贬于史实之中的写史传统，这一传统延伸到之后的史传文学中，表现在《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的创作中，又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对事件的评论或对人物的臧否。从更为深刻的意思上来讲，先秦叙事散文也开辟了劝恶从善的创作传统。
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在《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中就已形成的传统。记录事件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对连续发生的事情做出观察、归纳与选择，这种难度与时空跨度和复杂程度成正比，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国别体就提供了解决记史难度的方法。编年体框架性的特点决定其有利于追踪一件事情的始末，如《左传》对晋文公重耳的记述：骊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四年）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
及楚，楚子飨之，……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僖公二十三年）
三月，晋侯（重耳）潜会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若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
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四年，记载了重耳避乱出逃；二十三年，记载了重耳流亡列国；二十四年，记载了重耳回晋为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重耳中兴晋室；二十八年，记载了重耳伏楚称霸，在这五年中，分别记叙了重耳人生中最重要的五个阶段。但是，这一过程共计24年，若将这24年的经历分别罗列于每一年的叙事中则显得行文拖沓繁冗，于是《左传》便选取了代表性的五年，运用各种方式来追叙或补叙与该年相关的事件，常常用“初”作为引导，将前后的事情合理地衔接起来。由此可见，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叙事散文为鸿篇巨制的小说提供了建构结构的叙事方法，《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无不从先秦叙事散文中获益。
再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古典小说常常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言行、生动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性格，这种创作手法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中已形成。在以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人物形象时，《战国策》可谓先秦叙事散文之顶峰。如《秦策三·范雎至》中范雎陈辞：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崦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
这番言辞可谓披肝沥胆犯颜直陈，活脱脱一个为国担忧、大义凛然的策士形象。
再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载邹忌入朝见齐威王时陈辞：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这蔽甚矣。
这番言辞循循善诱，触类旁通，使齐威王接受了自己纳谏的建议，展现了一个平易智谋的策士形象。这番言辞慷慨激昂，锐气逼人，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侠义勇敢的策士形象。
最后，先秦叙事散文为古代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作品直接或大量取材于先秦叙事散文。就志怪小说来讲，《聊斋志异》受《左传》的影响比较明显，像《霍生》描绘鬼厉“披发及地”的狰狞面目，即模仿了晋侯梦大厉的情景；《画皮》中对狞鬼“坏寝门而入”的描写，也明显地由《左传》中的情节而来；《续黄梁》描写曾孝廉梦中接遇宾客的细节，就模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回国的情节。先秦叙事散文中对战争的描写也为后代小说所继承。《左传》中对战争的描写尤为人所称道，后世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在情节构思上也受到其启示，《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从中汲取营养，在对战争及战术的描写上取法于此。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张飞用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这明显是受到了《左传》的启示：襄公十八年晋齐平阴之战，晋军用战车曳柴，使尘土飞扬，以佯示强大；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栾枝也使战车曳柴伪遁，以为疑兵。此外，先秦叙事散文中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常常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后世小说及戏剧中，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性。
三、先秦叙事散文发展繁荣的原因
1.重视历史记述的悠久传统
我国先秦时代的中原文化是史官文化，尤其是西周以后更体现出理性精神高扬的特点。这是一种注重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历史探索的文化形态，其表现为重人事、讲求实际，这一文化精神鲜明而生动地体现在先秦叙事散文中。
《说文》云：“史，记事者也。”可见记事是“史”的最基本涵义。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传说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有司文字的史官。殷商时代，军国的要务、君王的言行、祸福与灾祥等，都为巫史所记载。在对甲骨文的考古收集过程中，曾在殷墟发现一具人体骨骼，据推测此人为甲骨档案的记录者或保管者，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身份的“史官”，可见，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记事行为，“史官”显示了职业化的倾向。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即是殷商史官记录的历史文献。不过当时的史官与巫官处于混沌状态，先秦典籍中常把史官和巫卜合为一体，称之为“巫史”。虽然如此，巫和史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各有司职，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说：“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因为巫史各有司职，所以巫史文化的分离就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巫风文化实现了向史官文化的转型，巫史由巫向史官身份的转换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周朝继承并发展殷商旧制。西周初年，由于周人在社会变革中认识到立德重民的重要性，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偏重人事”的史官文化逐步发展起来，史官从巫史中分离开来，史官制度也日渐成熟。周朝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柱下史等，分管各项文书工作。周朝的大史又称为右史，内史又称为左史，分别记载国君的言论和行动。《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者包之也”，是对其功能的很好概括。史官文化的确立使周朝的叙事散文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重要的成果就是《周易》、《尚书》以及青铜铭文。尤其是《尚书》，在内容上不再是占卜的记录或吉凶判断，而开始记录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言论，宣传立德重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表现出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行为的注重。在散文形式上，已经是结构较为严谨的篇章，许多文章在写作上还具有起、承、行、合的特点。因此，文学史家一致认为《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是叙事散文的前奏，是记言文之祖，从《尚书》开始，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散文。这不得不说是史官文化独立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史官文化进一步独立成熟。史官文化在西周初年就逐渐从巫卜文化中分离出来，但是，西周时期的史官只能被动地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却没能主动地反思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周王朝趋向没落，奴隶制日益解体，五霸兴替，七雄并峙，征战频繁，兼并盛行。在这样的时代变革下，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人们进一步把注意力从天意鬼神转移到人事上来，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于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这些言论都将对人的价值地位的认识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观念的更新，有识之士开始总结社会兴衰治乱的原因，并开始探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治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官文化终于摆脱巫卜文化完全独立而愈趋成熟。
史官们以理性精神为指导，自觉地承担起总结历史兴衰、探索成败规律的责任。史官文化的独立也带来了叙事散文的蓬勃发展。从春秋到战国末年，我国散文创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其成就之大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叙事散文著作，如春秋时期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些叙事散文著作已经完全以历史为观照的目标，从历史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出对生存环境的重视。在叙事方式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叙事的文学性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创造出了中国叙事散文的经典之作。
2.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现实为叙事散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春秋战国时期动荡不安。春秋初年，四周夷狄入侵，华夏区域缩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周初分封的几百个诸侯国，到春秋时只剩下一百多个，其中较强大的有齐、晋、楚、秦、鲁、卫、燕、宋、陈、蔡、郑、曹、吴、越等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想趁乱而起，成为诸侯的霸主，甚至取周天子而代之，因此兼并战争连年不断，造成了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五霸迭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相继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至战国时期，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上下一日百战”。各国都将精力用在不断壮大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他们励精图治，招纳贤良，改革创新，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战国中期，战争不断，出现了“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诸侯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他们纷纷向四边开疆拓土，置郡县，修长城。战国末年，七雄的疆域范围已经颇具规模，东北过了鸭绿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套地区、晋冀北部和辽南，西面到了甘肃洮河流域，南面已有浙江一半、赣北、湘全境及黔、川的一部分，为秦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战国各诸侯国在扩大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自身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合纵”或“连横”的力量，至战国末期，楚、秦并峙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诸侯国。“合纵则秦亡”，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秦国还不断地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之后，秦王嬴政任用李斯为相，开始以“法”制国，开始大规模的用兵，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赵都邯郸，活捉赵王迁；公元前226年，燕王喜逃至辽东，秦攻破燕国，公元前222年活捉燕王；前225年，秦以河水灌魏都大梁，水淹城破，魏王降；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兵攻楚，活捉楚王，次年完全攻占楚国之地；公元前221年，秦攻占齐都临淄，齐亡。这样，秦先后灭掉了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先后450余年的战乱状态，一统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可以说是动荡多变、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局势中造就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他们之中既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雄心勃勃的霸主；也有卫懿公，晋灵公那样荒淫无道的昏君；既有管仲、晏子那样伟大的政治家，还有屠岸贾、伯嚭那样的阴谋家；既有曹刿、孙武那样的军事家，也有囊瓦、先索那样的败军愚蠢之将；既有孔丘、孟轲那样的圣人学者，亦有督戎、古治子那样愚智的武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丰富的历史人物的画廊。
出于“争霸”的政治目的，各个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做出了全面的努力。他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理论的探讨及思想的交流，提出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他们记录历史，以求以史为鉴，完成统一大业。这些都为叙事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叙事散文从社会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现实使叙事散文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多彩的人物形象也使先秦的叙事散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新风貌。
3.对叙事散文历史价值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西周以来，政治家、思想家们把关注的眼光从天意转向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尤其是春秋以降，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新旧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加剧，社会现实矛盾激化，在这种诸侯分据、各国争霸的政治局面下，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治世良方，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都在积极描绘心目中未来社会的蓝图。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已往的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为证，希望能从对历史的追叙中获得帮助。这样，历史的价值就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激发了人们整理史籍、追记历史的热情，这一契机，促成了先秦叙事散文的繁荣。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关于孔子编订《春秋》原因，晋人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可见，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在于辨真伪，志典礼，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法度，以示劝戒后人。司马迁也在《史记·孔子世家》作了这样的解释：“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关于《尚书》之“言”的作用，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这句话已精当地概括了《尚书》“宣王道”的功能。
对于《左传》的创作意图，《汉书·艺文志》也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见，得失与治乱是著史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战国策》创作意图的描述，刘向在《叙录》中云：“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总之，这一时期人们对叙事散文的历史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历史的实用性、资治性非常重视，已经不仅仅视之为记载过去历史的工具，而希望其对现在和将来产生积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安书》）。这一传统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史家荀悦《申鉴·杂言》云：“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鉴乎前”即借鉴于历史，其拟定《汉纪》的目的就是用西汉的历史为当今统治者提供借鉴。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任贤》提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论。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亦总结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宋英宗为《资治通鉴》作序，对历史的“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极为重视，并说：“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屡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既是对《资治通鉴》一书命名的说明，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历史资治性的最好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