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1895—1935），原名永福。四川平昌县人。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刘伯坚从小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这期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 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 产 党党员，并曾任中 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 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中 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
1926年按照李大钊的安排，刘伯坚随冯玉祥回国，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推动冯玉祥部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协助冯玉祥全面落实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在冯部工作期间，刘伯坚提出了“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等口号，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当时，西北军流传着两句话：“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过三个月的饷”。冯玉祥称赞刘伯坚：“办事极有精神……我即无法不钦佩他。”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中 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邓小平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人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日后，他们有的和党建立了重要的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 产 党。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结婚时，冯玉祥和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人还赴宴祝贺。
西安解围后，刘伯坚等人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又称“第二黄埔”，是专门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 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此外，中 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也由共 产 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经常到校讲课。通过创办干部学校，为国民军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此外，李大钊指示刘伯坚，将西北军的机关报《西包头报》改为《中山日报》，由中 共北方区委派来的贾丽南和刘贯一分别担任社长和记者，使该报成为西北军的党员和北方区党委联系的纽带，并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指示在北方地区的执行情况。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 产 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随后，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他回到上海，翌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4日，率部队转移突围时，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在就义前写下著名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大庚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