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知堂。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是参与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文章风格清隽幽雅，平和冲淡，影响深远。抗战爆发后，留北平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解放后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翻译，写作回忆鲁迅的著述。
李大钊和周作人是北京大学同事，周作人于1917年接受北大教授聘书，李大钊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二人也是《新青年》同人，1918年底，陈独秀与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时，周作人是经常撰稿人。1919年李大钊创建少年中国学会时，曾邀周作人去作演讲。周作人后来在写《苦茶》时，其153节《坚冰志》专门对此作了回忆。周作人说，“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东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而且校长学长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特别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自由随便”，“平常《新青年》的编辑，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经分六个人，各人分编一期，不开什么编辑会议，只有一九一八年底，定议发刊《每周评论》的时候，在学长室开会，那时我也参加，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人家的。”
五四运动过后，李大钊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周作人说：“我便逐渐少了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虽然周作人此时只是认真教书，积极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但他对共产党人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始终采取了同情和帮助的态度。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不仅写了义愤填膺的文章，同鲁迅等人一起同“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公祭时，竟写下了这样一幅大胆的挽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形式大胆，内容更是直斥北洋政府及其帮凶者们的凶残及阴险嘴脸。同时也没有忘记李大钊这个老朋友，他在回忆中说：“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也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指李葆华）和一个女儿（指李星华），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
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伙同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冒险保护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实际上在日伪时期，周作人即曾隐晦写过，在说到李葆华的镇静态度时，赞颂道：“这样沉毅的人并不多见。”李葆华后来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同时，周作人还就这段时期一些文人“朋友”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报上对李大钊的诬蔑拍案而起。他写下了一段段沉痛的文字：“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周作人的这些激烈言辞，终于惹恼了反动当局，1927年10月2日，他和鲁迅等人合办的《语丝》被停刊，并于154天后移去上海。10月24日，他和刘半农也不得不跑到一日本友人家中去避难。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寄于宣武门妙光阁浙寺。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1933年4月，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周氏兄弟等一百多知名人士为公葬捐款，周作人参加了22日的公祭。
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对其一家一直给予关心。葆华去了日本后，星华仍然在孔德学校上学，没有了父亲的资助，星华只好半工半读，在周作人帮助下，被安排在学校刻写蜡版，每月资助生活费15元，使之艰难得到了缓解。在白色恐怖下，周作人不顾危险，帮助出卖李大钊书籍，以解决李家生活困难。
“卢沟桥事变”后，周作人协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去延安。帮助出版李大钊文集，保管李大钊文稿。解放后，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将其父保管的李大钊书稿带到北京图书馆，交给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大钊的侄子李乐光，而李星华和李乐光等人也常到八道湾去看望周作人。李乐光第一次去时，还带了一袋面粉，这让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刚刚释放出来仍处在“没落”状态的周作人，感到了共产党的暖意和新生的希望。
《李大钊全集》中收有四封致启明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