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柏林人沉睡时，那些上夜班的工人和熬夜工作的人首先意识到柏林的东西边界正在关闭。他们就是搬运工人、警官和记者。
罗伯特·H·洛克纳或许是第一个知道此事的美国人。
洛克纳1918年生于纽约，5岁时和全家一起搬往柏林。洛克纳的父亲是美联社的记者，在柏林工作多年。洛克纳在柏林长大，也在柏林接受教育。当全家于1936年搬回美国时，洛克纳的德语已经和当地人说得一样顺溜了。服完战争期间的兵役（包括审讯纳粹战犯）后，洛克纳去了电台工作。1961年3月，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工作多年后，洛克纳被委任为美国占领区电台（RIAS），即美国主办的德语电台主任，而后再次回到德国。洛克纳直接向美国国务院负责。
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深夜12：01，洛克纳被电台监控部门的电话吵醒了。电话里说，东柏林宣称柏林城内从东往西的交通将要关闭，具体情况会有进一步通知。
这可是个“大家伙”。洛克纳和电台小组资深成员迅速集中在美占区电台总部。总部大楼位于西柏林的汉斯——罗森塔尔广场，离舍恩贝格市政厅不远。洛克纳电台播放严肃的音乐，循环播报15分钟的新闻简报。美国占领区电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大家都知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每个角落都能收听到美国占领区电台播放的节目。
短短几个小时，洛克纳就已经两次独自开车来到东柏林了。东德警察也许只是针对东德人封锁了边界，但西柏林人也被禁止过境（据说是暂时的）；洛克纳是美国占领区电台主任，是拥有外交护照的美国公民，所以可以没有阻碍地随意通过边界。他穿了一件大衣，用来掩盖放在膝上的便携式卡带录音机。他边开车边把自己的想法通过麦克风录下来。因此，关于在柏林街道上铺设带刺铁丝网，最早最直接的现场电台报道就来自于罗伯特·洛克纳。
天亮后，洛克纳第三次开车在柏林转悠，这次他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通常来说，这是主要铁路干线和轻轨线路越过施普雷河进入西柏林前的最后一站。几小时前，东柏林交通警察突然关闭售票大厅，禁止所有发往西柏林的火车通过边界。
在登乘区域下面的通道和大厅内，洛克纳看到成百上千名东德人在漫无目的地转悠，脸上的神情很迷茫，慢慢地透露出绝望。因为不知道边界已经封锁，他们还在期待着能够登上开往西柏林的列车。很多希望成为西德难民的东德人手里拎着皮箱，或拿着用绳子捆绑着的包裹或盒子，可悲地掩饰着他们逃难的意图。通往火车的路径被交警们堵住了。
洛克纳站在一旁，看着这令人不快的一幕。突然，他看到一位年迈的妇人鼓足勇气，缓慢地爬过台阶，来到交通警察排成的阵线之前。
她紧张地问：“下一趟列车什么时候开往西柏林啊？”
队伍中一位年轻的东德交通警察轻蔑地回应了老太太。这种不屑一直都在刺痛着洛克纳的神经。年轻人说：
“老奶奶，再也没有火车开往西柏林了；现在你们都困在鼠笼里了。”
1961年8月13日凌晨5点左右，天快亮了；东德工程队和他们的武装护卫已经开始工作了。
昨晚他们已经成功地制造了惊诧，此刻正在继续完成他们的任务。埃里希·昂纳克同志在“玫瑰行动”中的胜利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当时没有睡觉的人感受更深。当时，戈茨·伯甘德33岁，是一名政治记者，在另一家西柏林广播电台——自由柏林电台（Sender Freies Berlin，SFB）工作。凌晨2点到3点，他在睡梦中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拿起听筒，听出对方是晚间新闻的编辑。
“戈茨”，对方怒吼道，“他们在封锁边界，马上去那里。”
伯甘德下床简单地活动了一下瘦削的身躯，立即穿上衣服。几分钟后，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淡蓝色大众甲壳虫轿车，缓缓地驶出策伦多夫郊区街道。他来到爱维斯高速路，从那里快速驶向东北方向的柏林中心。时间还很早，路上根本就没有车。这条几乎笔直的高速路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连接着柏林的郊区和市区。而且，这条高速路也常用于赛车。伯甘德仅用15分钟就到达了位于夏洛特堡区的自由柏林电台大楼，这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快时速。其他睡眼惺忪的同事也都聚在台长办公室。没人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认定此刻只能做一件事：每个记者选择一个地段去搜寻新闻线索，然后拼凑整个事件。
伯甘德迅速回到车上，驾车前往英发利登大街。英发利登大街位于法国占领区，是常用的东西柏林过境点之一。伯甘德到达英发利登大街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本来以为能见到边界封锁这一重大事件，但他失望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鸟儿在欢乐地歌唱。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到一丝危机的气息。周围没有车，也没有人。”
他停好车后，到四周仔细看了看。他在附近看到几名记者，还看到几名西柏林警察。他问发生什么事了，一个警察耸了耸肩，说，“他们不让任何人通过边界。”
边界另一侧较远的地方，除了身穿绿色制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警察，还有一些工厂战斗小组的成员。工厂战斗小组成员身穿淡褐色卡其布工作服，头戴独特的遮檐棒球帽。
伯甘德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像发生过什么事。他回到车里，驱车前往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勃兰登堡门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英国占领区。在勃兰登堡门，伯甘德看到了更多的蹊跷事。在东德边界一方有更多的工厂战斗小组成员，他们人数众多，保持着战斗队形，身上还挎着自动武器。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身后不是装甲车，而是一排高压水枪。这里和英发利登大街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让人恐怖的寂静。
“当时时间尚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四周一片死寂，就像是开炮前的宁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随时会开火’。”
伯甘德再次找到一个警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只知道边界封锁了。没有人过去，也没有人过来。
边界封锁以前也发生过。临时封锁部分边界，现场检查边界跨越者和潜在的难民。但这次的事情显然要大得多。伯甘德问那位警察英国军队在哪里，警察说他也不知道。相比之下，东德人全副武装，而柏林只有三三两两的警察，并且只携带着制式手枪。东德的武装人员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好。
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东部边界开来一些卡车。慢慢地，带刺铁丝网在勃兰登堡门前铺散开来。
伯甘德回忆说：“我得说，那个时刻，我有一种前所未有地被遗弃的感觉。我想，西方盟国应该在场。即便只是形式，至少能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伯甘德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雷吉娜。当时，雷吉娜与父母一起住在美国占领区的施特格利茨。雷吉娜很快穿好衣服，出来和他会合。西方盟国的军队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伯甘德和雷吉娜站在那里，看着东德人坚定而有序地封锁边界。慢慢地，当地一些市民开始聚集起来。他们面色凝重，没人说话。
伯甘德到达边界两个小时之后，英国军方代表终于露面了。一辆吉普车出现在边界区域，从车上走下来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头上戴着英国宪兵队醒目的红帽子。英国人站在安全地带，漠然注视着边界另一边东德人的所作所为。不一会儿，他们干净利落地转身，回到车内，开车走了。
这是那天上午伯甘德最后一次见到英国人。他并没指望见到全副武装的战斗编队，但如此微不足道的反应却让他震惊。
“你知道吗？他们能在那里多待上一会儿该有多好啊。如果是一辆四人吉普就更好了，最好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这至少表明他们是在乎的。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与我们无关’。”伯甘德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露出悲伤的笑容，重复着最后那三个英语单词，“与我们无关”。
伯甘德驾车返回广播电台，同其他记者一起整合素材。他们提交了报道，并且尽量让报道听起来不那么悲观。
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会派出强大的坦克和装甲推土机。只需简单地前行，他们就能清除这些临时障碍。东德人民警察和装备简陋的工厂战斗小组成员如何能与强大的美国装甲车编队抗衡？也许华盛顿一旦知道这里的事态后，就会下达此类必要的命令。
另一名西柏林的记者洛萨·罗，是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驻华盛顿的记者。洛萨·罗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肯尼迪时代华盛顿光鲜亮丽的社交生活中，但他依然与西柏林的同事、朋友及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正在乔治城参加一个晚宴。出席这个晚宴的包括一些极负盛名、据说与总统来往密切的年轻女人。
临近美国东部时间的午夜（柏林时间早上6点），著名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也来参加晚宴。于是，年轻的德国记者有幸结识了这位大人物。
“你是哪里人？”奥尔索普问道。
“柏林人”。
“天哪！你还在华盛顿干什么？柏林才是你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
“他们刚刚封锁了勃兰登堡门，还派去了守卫。看来东德要关闭边界了。”
洛萨回到位于阿灵顿的公寓，及时收听到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新闻广播。那时还没有跨大西洋的电视图像现场转播。要到第二年，即1962年7月10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第一颗通讯卫星“Telstar”之后，跨大西洋电视图像转播才成为可能。当时，要在美国电视上播出实况报道，就必须通过飞机将电影胶片和录像磁带送往美国才行。所以，美国对柏林事件的实质还不完全清楚，但洛萨却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他一直都认为，如果东部要采取行动，充其量只是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东柏林的边境，而不会是东西柏林的边界。他相信，分裂柏林这样一个激烈的举措将会使苏联得不偿失。
洛萨知道当时正是德国的凌晨，但他还是打了几个越洋电话。他首先给柏林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确信西方盟国绝不会让共产主义者接管整个柏林。然后，他开始打电话谈工作上的事情。他拨通了阿尔·赫姆辛办公室的电话，其人是西柏林美国军事管制政府的新闻发布官，洛萨在做报社记者的时候就和他非常熟悉。彼时，赫姆辛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而且刚收到德国警察彻夜写成的报告概要。赫姆辛欣然向洛萨完整地讲述了“边界局势概要”，从北部的斯班道一直到讲到南部的卢多。
洛萨边听边记。洛萨在柏林过了大半生，对柏林了如指掌；能够非常清晰地勾画出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并且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他立刻意识到，这次的边界封锁行动是一次大事件。这绝不会是临时的边界封锁，而是举世震惊的重要事件。与赫姆辛通完电话后，他又打电话给西柏林警察总部的一位老友，核对赫姆辛讲述的事情。老友的话证实了赫姆辛讲述的一切。
最后，洛萨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分析人士玛莎·莫特纳。玛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欧和东欧问题专家。她的丈夫卡尔·莫特纳出生于奥地利，是柏林特别工作组的顾问。莫特纳夫妇一定知道一些情况。然而，让洛萨吃惊的是，他的电话唤醒了玛莎。不管是从事实还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华盛顿依然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洛萨的消息让玛莎吃惊不已。她也预料到东德会采取行动，但不应该是那种会威胁盟国在柏林的地位并可能引发战争的行动。不管怎样，分裂一个现代大都市极其复杂微妙的体系一定会损坏其文明生活的根基。玛莎告诉洛萨，她和卡尔要去趟办公室，并且邀请洛萨和他们一起去。
30分钟后，洛萨开车进入国务院的大门。1961年，不管是谁，只要手持简单的记者证就可以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区域。洛萨来到15楼的柏林危机小组办公室，发现整幢楼里只有他和值夜班的保安。过了一会儿，莫特纳到了。很快，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赶到。洛萨立刻意识到自己比他们更了解柏林的局势。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边界封锁的时候，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也没在自己的岗位上。
8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勃兰特在纽伦堡发表竞选演说。他在演说中更改了常用的讲稿，特别提到愈加严重的东德难民问题。那天，助手告诉他东德的移民潮又创了新高。在过去24小时内，到达西柏林的难民人数首次超过2500人。照此下去，乌布利希建立的无产阶级天堂每年要流失100万人口。很明显，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作为竞选人，勃兰特此时正在与老练的康拉德·阿登纳争夺总理职位。阿登纳比勃兰特年长约40岁。在很多方面，西柏林市长勃兰特的竞选主题都表现为精力充沛、肯尼迪式的年轻人（勃兰特48岁）对抗年老体衰的康拉德。但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勃兰特决定将自己的竞选主题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之上。他告诉听众，东德难民有正当的理由逃离东德。
他们担心铁幕的罗网将会被水泥封死，他们害怕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监狱内，他们焦虑万分，害怕被遗忘、被干掉，害怕成为冷漠的祭坛上的祭祀品，害怕失去所有的机会……
勃兰特并没有谴责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国在德国统一以及柏林地位问题上的拖拖拉拉。毕竟，正是因为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国的这种态度，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才会如此咄咄逼人。勃兰特的演讲让人热血沸腾，他的言辞中饱含深情，而他略微沙哑的嗓音更是给演讲平添了一种力量。勃兰特烟瘾很大，而且吸烟也让他的嗓音更加沙哑。那天晚上，勃兰特沙哑的嗓音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他演说的效果。
似乎勃兰特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有先见之明。那天深夜，勃兰特登上开往基尔的卧铺列车。基尔在德国北部，靠近丹麦边界。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要在基尔发表竞选演说。他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凌晨5点钟，列车向北行驶，勃兰特被卧铺车厢门上果断而坚决的敲门声吵醒了。敲门的是列车长。他的手里拿着勃兰特在柏林的参谋长海因里希·阿尔贝茨发来的加急电报：东德正在封锁边界。市长必须尽快下车返回他的城市。
勃兰特在汉诺威下了火车。一辆汽车迅速把他送到机场，飞机立刻载着他飞往约170英里外的柏林。
愤怒的西柏林民众已经聚集在大街上，要求采取行动，但盟国长官对此依然未置一词。早餐时间，勃兰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突然萌生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领他的人民，号召东德人民起义反叛；随即他改变了主意。他只能施展自己的说服力，运用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因为他无法依赖盟军来稳定局面；他相信，盟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出兵。这些特有的情感和智慧才是他的一切，也是西柏林人真正拥有的防御能力。
维利·勃兰特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考验。
现在，对西方来说，柏林已经不再是希望，而是噩梦。8月13日的情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变得非常危险。东柏林正在采取一种进攻的态势，挑战四国控制柏林的局面。如果这种进攻态势发生逆转，一定会造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动乱，那么西方盟国将会再次看到1953年6月17日的那种暴乱。值此外交和军事的重大危急时刻，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会上升为核对抗。更重要的是，西柏林的激进分子，尤其是穿着牛仔裤、留着鸭屁股式发型的青年人，已经聚集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最可能出现危机的地方，包括勃兰登堡门。要是他们“冲击”已经建成一半的东德边境障碍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挑起任何事端，而是要让事态平息下来。
刚开始，艾伦·莱特纳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内容冷静而客观。莱特纳的信息来源于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一名官员，他在那天夜里越过边界进入了东德境内。根据这名官员的报告，莱特纳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东德的局势非常平静。这种平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运送了大量的警察和士兵到边界区域。
早晨5：00到6：00，整个东柏林境内的安保控制工作很快展开。大街上的安全部队包括执行正常警务的海关警察、人民警察、预备警察、战斗小组编队和东德部队。在东西柏林边界线一带的东柏林街上，战斗小组编队进入所有的建筑物，巡视楼梯间、上层露面和屋顶。东德人民警察在分派的辖区内和海关警察一道巡逻。安全预备警察打开学校、公共建筑和工厂，安置以机械化编队前来的大量警察。装载警察的80辆卡车、装甲车、机关枪运输车和其他车辆，浩浩荡荡驶进了鲁默尔斯堡轻轨车站附近的工业区。
在同一封电报中，莱特纳指出，尽管苏联没有把军队安置在柏林市内，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莱特纳还说，许多挂着苏联军用牌照的汽车在东柏林巡视。苏联方面的克制是一个好现象。莱特纳断定，东德政府对自己民众可能出现的行为控制得很好。所以，不太可能引起华盛顿担心的极端反应：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东柏林人从周日的酣梦中醒来之前，几乎所有安全控制措施已经完成。大约早晨8：30分，人群开始在大街上聚集，并来到边界的过境点；多数民众都与警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被动和顺从地关注着事态的变化。
没人想冒战争之险。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让事态失去控制，但又要看起来像制裁了东德的行为？要怎样继续反对东德政权、使其产生不可预见之后果，但又不至于使其崩溃？最后，怎样才能进行合理地抗议，但又不会促使共产主义者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措施？
最后，盟国军事指挥官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大楼内召开了会议。大楼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凯瑟斯维塞大街上，位于美国占领区内的达雷姆。勃兰特到达时，盟国军队指挥官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柏林的局势。
这是勃兰特首次走进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大楼。勃兰特曾在舍恩贝格市政厅的办公室或官方招待会以及社交活动中例行性见过盟国占领区司令官。勃兰特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进入红木镶嵌的会议室。他非常吃惊地看到科蒂科夫将军的画像依然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柏林封锁时期，科蒂科夫将军是苏联占领区的司令官，也是参加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最后一位苏联代表。会议桌旁那把空椅子表明，只要苏联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重新进入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柏林依然处于1945年波茨坦会议建立的四国占领机制之下；西方盟国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这是一个重要细节，表明尽管盟国指挥官很同情柏林人目前的困境，但不一定会捍卫他们的立场和誓言。从机场驶出的路上，勃兰特并没有看到街上的西方盟军有所增多，这让他更加心绪不宁。见到盟国军事指挥官后，勃兰特并没有以常见的平静而略带讥讽的口吻同盟国军事指挥官及其民事顾问谈话。他的言谈中透露出的是明显的失望。
会谈中，勃兰特非常直白。他说，东德国民军进入东柏林的时候俨然是征服者的架势。他把这次吞并半个柏林的情况与希特勒1936年占领莱茵兰地区相提并论。他说，如果西方盟国接受这种既成事实，那就是无耻的绥靖主义，和25年前的英法一样。不仅如此，在封闭边界的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还把盟国军队和政府人士访问东柏林的过境点削减到了3个。难道盟国打算一直忍下去吗？
依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议》，西方盟国有权自由前往东柏林。在过去的16年内，英、法、美的军人和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意跨越各国占领区，随意往返于东西柏林。现在，勃兰特提醒盟国，他们也将被迫听从东德政府这个政权的命令，而盟国甚至连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都没承认过。和外国游客以及德国民众的遭遇一样，现在西方盟国的军士也面临着接受东德政府官员的边境检查。在全世界面前，西方将会颜面尽失。
与西方盟国代表会面后，勃兰特面色铁青地走出来。他的助手紧张地问他会谈结果如何。
勃兰特咆哮着说：“至少那些混蛋现在会派人去边界巡逻，这样，西柏林人不会认为自己很无助。”
东德政治局决定在夏季休假的高峰期，即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进行边界封锁，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非常成功。当东德人民早上醒来，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边界封锁已成既定事实。
然而，到了半晌午，西柏林边界已经挤满了愤怒的人群，而勃兰登堡门的情况更甚。天刚亮的时候，戈茨·伯甘德看到的那种宁静的假象已经完全没有了。走在人群前面的是西柏林年轻人，他们很多是骑着轻便摩托车来到柏林中心的。
当时只有19岁的面包工人沃尔夫冈·鲍尔丁回忆说：“我们一起来的有10到15人，都是住在夏洛腾堡附近的好朋友。我们骑着摩托车，手里拿着曼波牌便携式收音机。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边界封锁的消息，于是聚到一起，直奔勃兰登堡门而来。”
当沃尔夫冈和朋友们到达时，勃兰登堡门前属于西柏林的那部分有限的空地上已经挤满了人。许多西柏林警察在维持秩序，防止民众进入边界；另一侧，工厂战斗小组成员和东德人民警察正在护卫和监督边界封锁工程。东德装甲车也来了。透过军队和建筑工人的缝隙，能看到装甲车封锁了通往巴黎广场的道路，还能看到稍远一点的菩提树下大街林荫道。
因为无法近距离接触到东德的边界封锁行动，年轻小伙子们垂头丧气地在勃兰登堡门前的角落转悠。在那里，艾伯特大街沿着边界线延伸，往南几百米就是波茨坦广场。艾伯特大街上已经铺设了带刺铁丝网，而且重重叠叠地铺设了好几层。这些铁丝网看起来让人畏惧，但一群群坚定的西柏林青年还是把这些铁丝网拉开了一些缝隙，等候在边界另一侧的东德人立刻就从这些缝隙逃跑过来。在他们钻缝隙的时候，西柏林小伙子们搭了一把手。然而，在东柏林一侧出现了更多的装甲车，更多工人铺设了更多带刺铁丝网。
西柏林小伙子们一路往南开进。他们的右侧是西柏林提尔公园的开阔地，而左侧是用带刺铁丝网封闭起来的东德。波茨坦广场还没有铺设铁丝网，但东德士兵已然站成一行，手里还拿着步枪刺刀。西柏林青年开始大声谩骂，然而，面对全副武装的东德士兵，他们无可奈何。西柏林警察竭力让西柏林民众离开边界，但无能为力。
很快，示威者就在边界对面找到了新目标。
我们发现边界对面有一些特别的人在视察，他们一定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人，因为他们都佩带着统一社会党的党徽。这下好了，我们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块。石块像冰雹一样砸向他们。
令示威者感到气愤和失望的是，西柏林的增援警察很快就出现了，而且强迫他们远离边界线，后退至提尔公园。警察的行为表明了西方的意图：禁止挑衅。
东柏林的情况，正如莱特纳在后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所记录地那样：“好奇的人群和愠怒的旁观者”聚在一起。和艾伯特大街的逃跑者一样，一些人冒险冲向刚建起来的边界屏障，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畏缩不前。被封闭起来的东柏林人有时会向近在咫尺的西柏林人招手示意，有时会默默地凝视西柏林，机械而麻木的面具隐藏了他们真实的想法。
在刚封锁起来的边界后面，繁忙的不仅有士兵、警察和建筑工人，还有东德政府派出的共产党专业鼓动者。鼓动者被派往轻轨车站和地铁车站，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聚集群众，宣传政府关于边界是“保护屏障”的观点。早上5：30，宣传小组在约30个地点忙碌起来，而在较大的车站，如亚历山大广场车站、火车东站，以及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东德政府还派出了增援的宣传人员。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内部报告居然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进行如此重大的边界封锁行动居然也会存在瑕疵：
当时柏林交通运输公司的主要领导都在参加一个宴会，这意味着一些必要的措施将会被延迟。柏林交通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帕斯乔同志说：“噢，你们真是选了一个好时机啊。”尽管多次接到命令，现役交警还是在早上6点左右才到达现场。
莱特纳从西方的角度报告了东德的情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柏林人都像他所报道的那样始终保持缄默。东德政府把特工派到各个地方；特工监视着大街上的局势，并密切关注着聚在一起的大群东德市民，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导火索。特工向统一社会党总部汇报的信息并不十分乐观。
和西柏林青年沃尔夫冈·鲍尔丁及其朋友激昂地应对边界封锁一样，东柏林也有年轻人威胁要制造事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年轻人的聚集确实引起了共产主义当局的担忧。一些年轻人抱怨说，边界封锁会影响到他们购物和看电影的生活习惯。另外一些年轻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百多名年轻人聚集在柏林米特区统一社会党党总部前，就在离勃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统一社会党的特工报告了这些人的“挑衅言论”。很快，该区的领导露面了，并和年轻人展开讨论。不一会儿，人群开始散去。
然而，麻烦仍在继续。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拐角处，更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起来了。示威者的声明当天就被报告到党总部。示威人群的声明主要包括“西柏林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坦克会开到大街上来？”还有就是，“武装起来吧！西柏林人比我们自由得多。至少现在你们能看清楚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个城市的紧张局势！”
这些声明确实让东德政府当局感到忧虑。有小道消息说，大量的人企图冲入西柏林，或许就在第二天。
特工人员遍及整个东柏林，每隔一小时就会及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东柏林公众的情绪。依据他们的报告，对“边境跨域者”的禁令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大众赞同的。人们认为边界跨越者在西柏林工作赚取坚挺的货币，然后在东柏林买便宜的东西，并且依然住在东柏林，他们是不公平获利。然而，普通市民也非常清楚封锁边界对他们的人身自由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很讨厌边界封锁。特工的报告中还提到一个主要问题，东德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喜欢收听西方的电台和收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并且都很相信节目内容。
“西方电视”对公众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当地广泛流传着一句话：许多东德人“白天在东德，晚上在西德”。意为白天工作，晚上收听或收看西方的节目。只有德累斯顿一带例外，易北山谷独特的地形让那里接收不到西德的广播节目，因此，德累斯顿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其他地方嘲讽为“一无所知的山谷”。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东德人都能随意收听和收看西德的节目。
收听西德广播俨然成为东德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柏林东郊米格尔湖僻静的湖畔，一位无比忠诚的东德同志也在一栋乡间别墅里收听着西德的广播节目。
作为一名演员、坚定的左派人士，1949年，他从西柏林移居东柏林，目的是“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去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从此，他就在东柏林大剧院和国立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FA）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德国电影股份公司位于波茨坦的巴伯斯贝格，是曾经闻名于世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UFA）的梦工场。在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时期，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就是在巴伯斯贝格拍摄的，比如《蓝精灵》、《吸血僵尸》和《大都会》等；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监督下，这里也拍摄过一些声名狼藉的电影，如《犹太人苏斯》和《控诉》。
现在，这位演员遇到了一点儿麻烦。他邀请十几岁的侄子提尔·迈耶来东柏林和他共度周末。提尔的父亲在“二战”中牺牲，一直和寡居的母亲在西柏林生活。
吃早餐时，提尔发现自己的共产党员叔叔情绪低落。提尔问道：“是要打仗了吗？”老人的回答含糊其辞。老人在想如何让小提尔安全回到自己母亲的身边。
叔叔焦急地收听美国占领区电台和东德电台，急切地想知道昨天晚上东西边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东德政治局官员及其下属几乎没在公共声明中提及“墙”或类似的东西。他们喜欢使用柔和而温婉的词语，比如“执行1961年8月12日部长委员会的决议”。这样的声明让公众对于发生的事情更加费解。
“是啊，形势一定很严峻。”他大声说道，因为他终于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我们的国家不会再容许西德继续劫掠我们了。”
现在他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政治事件意味着什么。但是该怎么办呢？他让侄子收拾东西，同时，他还要给柏林的党员朋友打电话，看看局势究竟怎样。
要往柏林打电话，最近的地方往返也要一个小时。叔叔去打电话的时候，提尔把衣物装进红格子图案的露营包中，然后坐下来收听广播。从广播中他得知，民众聚集在波茨坦广场和勃兰登堡门前，坦克已开到大街上，柏林北部的铁轨上已经立起路障。提尔焦急地等待着叔叔回来；一会儿后，他走出屋子，来到湖边的树林里，他听到远处野鸭的叫声，风吹过树枝的沙沙声以及鸟儿啾啾的叫声。置身大自然中，广播中描述的冲突场面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大概下午一点，叔叔回来了，但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他说，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好就是提尔立即出发，按原路返回家中，乘渡船，坐汽车，然后再坐轻轨。时间刻不容缓，必须马上就走。
就这样，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踏上了归途。然而，归途真的很漫长。首先，乘渡船去遥远的湖对岸，然后背着行李步行15分钟，到达兰斯道夫汽车站。乘坐20分钟的汽车后，小提尔来到轻轨车站。在这个平时格外安静的车站，小提尔看到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开往西德的火车。和他一样，他们大多是西德人，因为周末走亲访友而滞留在这里。
上火车后，这趟东西线列车要经过18个火车站，才会到达东立交站。小提尔要在东立交站换乘另外一趟列车，然后直接穿越边界进入西柏林。列车上，许多人都异常焦虑且脾气暴躁；一个性情乖戾的老头儿在不停地抱怨；一个金发女人带着孩子，不停地在流泪，她担心孩子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外公外婆了。
特雷普托公园车站是列车进入西柏林前的最后一站。通常，到达这个车站的时候，扬声器会提醒乘客：“各位乘客请注意。列车正在驶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边界！”然而，这一次，火车在这里停下了。紧接着，车内响起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声明：“终点站到了！终点站到了！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乘客们小心翼翼地走下火车，来到月台上。穿着黑色制服的东德交通警察朝东德人大声咆哮，让他们去忙自己的事情；同时，告知西柏林人前往哈尔茨大街的过境点。只要证件齐全，他们就会被允许进入西柏林。人们拖着行李，踉踉跄跄地朝着指示的方向走去。火车上那个性格乖僻的老头儿显然是西柏林人，他也随着人群缓慢地挪着步子；8月的酷暑让所有人都汗流浃背，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朝着几个街区外的指定地点走去。最后他们到达过境点，看见了新竖立起来的带刺铁丝网。老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两根东德产的香肠，用力扔向附近一个公寓区的前庭花园中。
他嘴里小声嘟囔，“我可不想给扣上走私的罪名，让他们逮捕我。”
在远离武装边界守卫和带刺铁丝网的安全距离内，一群群东柏林人在茫然地转来转去，讨论着当前的局势。西柏林人低着头继续向前走。他们看到，东柏林公寓区内的窗户和阳台上探出了一些人头；他们在朝着200码外的西柏林大声喊叫，或者挥舞手绢。
走近过境点，提尔发现东德人民军的坦克都谨慎地停靠在通往边界道路的两侧，炮塔上的炮直指西部。在边界区域内站着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看起来都相当严肃。建筑工人还在边界区域忙碌着，此时他们正在鹅卵石路面上为混凝土柱子钻孔。
来到带刺铁丝网前，西柏林人向武装边界警察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件。这真是紧张的时刻，而年轻的东德边境警察和他们一样紧张。然而，只要他们的身份得到确认，粗陋的屏障就会被移开，他们就会获准进入西柏林。
在西柏林一侧，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聚集在哈尔茨大街上。他们逐渐不再沮丧，开始高声谩骂东德边界守卫，高喊口号：“打倒山羊胡！乌布利希，刽子手！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
东柏林边境守卫和西柏林的示威青年年龄相当。
通过边界的时候，提尔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一直来到西柏林克罗兹堡区的一个轻轨车站。在那里，他乘火车到了费利德瑙。而他的母亲正在费利德瑙焦急地等着他。
在东柏林郁郁葱葱的边界区域，有一位比提尔大两岁的年轻人，也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不同的是，这个年轻人是东柏林人，尽管身份相当复杂。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正沉浸在成年后的第一场热恋中。
当时，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19岁，正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计划中的学习，和新女朋友未来的生活。他们刚刚一起度过了周末。他们也收听了广播，知道会有重大事情发生。然而，对于热恋中的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们，而且，他们还开起了玩笑。他说，“哦，不，这样的话我就买不到诺斯汉多牌过滤嘴香烟（很有劲的西德香烟）了，我喜欢抽那烟。”女孩说，“我再也买不到西柏林优质的长筒袜了。”
克劳斯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官，也是东德路德教会中一名重要的非神职官员，而且即将担任要职——勃兰登堡社区教会副主席。克劳斯在东柏林长大，却是在西柏林上的高中。几个月前刚通过毕业考试，随后回到了东柏林。虽然西柏林的生活很吸引人，但他不想回去。对他来说，西柏林是资产阶级的地盘，东柏林才是古老柏林的中心，最好的剧院和酒吧都在东柏林。克劳斯喜欢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东柏林的生活似乎更有趣，有很多桀骜不驯的人、作家、演员、艺术家，还有许多第三世界的留学生，他们得到了东德政府当局慷慨提供的奖学金。此外，他的很多东德朋友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的子女，比如，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的女儿布里吉特就是他的朋友。
毕竟，去西柏林就是跨过一条街道而已！他完全在东柏林生活，同时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
克劳斯并不清楚三件事。其一，从现在起，在刚刚封闭起来的东德，任何选择留学西德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并因此受到排挤。其二，史塔西已经充分掌握了几个月前克劳斯向父亲引荐的那个人的身份；此人是西德情报局的特工，很喜欢偶尔与克劳斯的父亲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先生谈论路德教派与东德之间的关系。
只需再过几天，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就会明白这两件事。
然而，第三件事他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充分了解。第三件事就是：那个刚和他一起度过那个8月宜人周末的女孩，将会在漫长的30年之后才能再见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