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它的建造一样，柏林墙的倒塌也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正如1961年8月13日，这个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一觉醒来，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分隔开来；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们发现这个城市又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市。事实上关于有多少人真正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因为那天晚上很多柏林市民彻夜未眠。
比如，约阿希姆·特伦克纳。当时他是德国国有电视一台（ARD）柏林分部自由之声广播电台（自由柏林电台）时事栏目的总负责人。当特伦克纳得知柏林墙崩塌的消息时，他正在华沙报道西德总理的历史性访问。去往柏林的飞机和火车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会运行。整个新闻界都为这个消息疯狂，当然也包括特伦克纳。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概是午夜，他立刻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过去两天，他和自己的制作人在组织现场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个波兰出租车司机载着他们在华沙城到处跑。特伦克纳问那个波兰出租车司机是否拥有有效护照，是否愿意开车送他们去柏林。对方的回答是，愿意，非常愿意——事实上，那个出租车司机自己肯定也异常激动。
凌晨一点，他们乘坐一辆小型丰田汽车出发，一路往西进发。特伦克纳有点讨厌出行，这次旅程却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包括司机在内的每个人都尽量保持清醒，大约在破晓时分，他们穿过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东德边界。令人吃惊的是，平常那些粗暴无礼的东德边防警察居然变得非常随和，甚至还有点友好。他们沿着以前的柏林高速公路继续前行。大街上到处都是开着特拉邦牌和瓦尔特堡牌汽车的东德人，他们面带笑容，一边鸣着汽车喇叭，一边挥手示意。当他们最终抵达柏林的时候，特伦克纳想：“这就是德国重归统一吧”。
上午九点，他们乘坐的那辆小型波兰出租车到达自由柏林电台（SFB）的演播厅外。更加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柏林的情景和兴奋。整个城市沉浸在“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又是统一的柏林了”的欢快氛围之中。他们到达后，特伦克纳认为自己见到了德国的统一，而且他早就知道会如此。
当然，他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从人群如波涛汹涌般地穿过伯恩霍莫街大桥的那一刻起，“两个德国”的终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首先，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总的来说，那些在过去几年里敢于反对这种体制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者。他们是左派人士，是绿色和平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作型而非竞争型社会，将走新斯大林主义道路的东德转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国家。
东德自由主义者还包括来自西德的左翼分子，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最具权威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两年前就邀请过埃利希·昂纳克回到萨尔州，他们反对德国统一有各自的缘由。格拉斯认为统一后的德国会突然向欧洲的扩张，这可能会唤醒根深蒂固的邪恶的民族主义者的本性；而拉方丹担心的则是西德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柏林墙倒掉的日子里，拉方丹告诫东德人不要进入西德，并且提议不准许东德人享有同他们的西德同胞一样的福利津贴。甚至是在11月9日的庆典期间名声大振的西柏林市长社会民主党人沃尔特·莫博尔也非常慎重地宣布：这不是两德的重归统一，而是团聚。
所有那些试图延缓两德统一进程的行为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作为社会民主党资格最老的政治家，现年75岁的维利·勃兰特过去也曾展望过两德统一后的未来。那周五，也就是那个令人印象颇深的11月9日的第二天，他说：“从现在起，德国将共同发展”。
勃兰特一点没错。事后证明，这种发展并不缓慢也不激进，它只是像一部快镜头的自然电影。到那个月末，情形已经势不可挡。十月的口号是“我们是一国的人民”，到11月就成了“我们是一家人”。在被分裂长达数十年后，东德人民看到了西德人所享有的一切，而他们也想拥有这一切。但是，他们知道要获得这一切，他们就必须拥有强势的货币。“如果西德马克不自动来到我们面前”，再度觉醒的人民大众高喊道，“那我们就要去争取！”于是，他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包括感性的和冷静而实际的借口，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德。
11月9日，东德的领导人才勉强重掌大权。几乎就在同时，其权力也开始瓦解。然而，正如往常一样，这个过程相比历史记忆所认可的更为缓慢，冲突更多。
即使在11月10日、11日，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依然有人试图恢复边界。毕竟，那些顽固的大人物还掌握着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史塔西。把一生都奉献给柏林墙的凯斯勒将军和霍夫曼将军仍然可以发布命令。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和他们的高层同僚不断地召开会议。如何接受两德统一的事实呢？
那个周五的晚上，边防守卫人员按照上级的命令礼貌而坚决地遣回那些试图越过边界进入东德的人。然而，受了酒精刺激的跳墙者胆子越来越大。东德政府官员向西德抗议，要求西德警察管理好他们的人民。为此，东德还一度在午夜前后在勃兰登堡门设置警犬和高压水炮。尽管警察没有打开压力喷口，但还是有几个擅闯者被淋得浑身湿透。有人驾驶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德急速穿过柏林墙，将柏林墙撞出一个几平方米的大缺口，东德守卫又将其遣返回去。
那个周末，东德的军队和史塔西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戒备状态。东西两德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之间的磋商令人焦虑不安。直到11月11日下午，流血冲突的危险才算消除。柏林附近的东德部队和史塔西兵力撤退。11月12日星期天早上，东西柏林的市长们在距离勃兰登堡门500码的波茨坦广场主持过境站的开放仪式。至此，社会压力才逐渐减弱。来访者只需出示一下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就可以通行，许可邮戳也是自动加盖的。
11月13日，东柏林政治局和政府部门进行重大改组。很快，东德的前任领导人被披露出来。他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利用可怜的小技巧竭力维持他们庞大但却摇摇欲坠的统治。其中最像巫师的就是史塔西局长，81岁高龄的埃里克·米尔克。
在向新组建的东德议会说明自己的情况时，该国最重要的秘密警察试图说明他和他的史塔西部下非常敬业而且是东德人民最人道的守卫者。当他遭到那些一直忠顺的议员的质问和鄙视时，这位老人看上去真的很沮丧。“但是我很爱你们！”米尔克宣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热爱整个人类！”而后，他离开演讲台再也没有回来。如果说米尔克怪异的感情宣泄中存在某种真实成分的话，那就是对人类危险的热爱。这种感情被如此确切地表达，正如一支名为“警察”的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中唱到的如着魔般的爱恋：“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举动，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12月3日，克伦茨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职务。该党成员大规模退党。为表现该党“民主”的真实可靠，包括沙博夫斯基和克伦茨在内的许多老一辈的领导人很快都被除名。
戈尔巴乔夫最初选定的昂纳克的继任者汉斯·莫德罗于11月13日当选为该国总理。他执掌政权直到第二年举行自由选举。尽管莫德罗被人们尊称为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但是对于这个受人尊敬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来说，执政的时间来得太迟。大多数的东德人认为，该政党已经不纯洁。在选举之前，莫德罗就被迫接受非共产主义者进入政府部门的提议。
1990年3月18日，东德近6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统一社会党只获得了16%的选票。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即西德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因其在促进两德统一中所做的努力和保证东德经济迅速繁荣的承诺，成为东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获得40%的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之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的矛盾心态令人非常失望，仅获得约22%的选票。在几个月前似乎还很有影响力的“新论坛”里，支持走“第三条道路”，“民主觉醒”等的人数急剧减少，他们获得的票数仅占总票数的6%-7%。4月，一个在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艾领导的，由基民盟为主导的政府上台执政。重归统一势不可挡，只是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其他国家都非常吃惊地关注着这些事情，一些国家表示能够理解。“德国问题”带着1989年兜了个大圈子。1961年夏天，一些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私下资助柏林墙的修建，而1989年秋天，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将冷战中西方大国友好联合表面下所隐藏的全部忧虑和对抗暴露出来。过去数十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国一直抗议德国人天性残忍和德国边界问题的丑恶。现在，其中的虚伪和矫饰全部都被无情地揭露出来。
二战结束后，表面上西方大国准许甚至鼓励德国恢复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计划继续惩罚德国。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国家，加之引发了两次血腥大战（如果你是法国人，并且还记得1870年1月的那次战争的话，你就会认为是三次血腥大战），很多德国以前的敌对国都十分乐意看到德国分裂而不是统一。冷战的进一步加深非常有效地保证了西方大国间的友好关系。撒切尔夫人的外交部长道格拉斯·赫德于1989年12月发表讲话指出，冷战“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了40年”。
撒切尔夫人，也就是赫德的上司，公开表明了她对柏林墙倒塌的吃惊。柏林墙倒坍的那一晚，毫无疑问，给她带来了一丝快乐；但从长远来看，她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撒切尔曾经而且一直对欧洲计划持怀疑态度，她毫不掩饰对于两德政治格局的瓦解以及瓦解后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国内和国际影响的焦虑。二战期间，撒切尔还是一个少女，当德国变得过分大过分强时，（正如她的助手查尔斯·鲍威尔爵士所回忆的那样）那些年少时发生的事情在她的脑海重现。而且，她也注意到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政权怎样突然而又富戏剧性的，甚至可能是猛烈的瓦解，可能对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削弱，正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给了赫鲁晓夫致命一击一样，这会中止苏联稳步发展和改革的进程。
法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其总统密特朗与总理科尔关系密切。与撒切尔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但是，基于他们残酷的经历，法国人本能的不信任强大后的德国，当来自柏林的图像充斥巴黎爱丽舍宫的电视画面时，法国人潮水般蜂拥回国，居住在世界各地上千万的法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贵胄都返回祖国。
撒切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忆起她与密特朗仓促的会晤：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描绘以前德国多种布局的地图，但是这张地图无法完全打消我们对未来的疑虑……密特朗说过去在面临巨大威胁时，法国总会与英国建立特殊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时刻再一次到来了。”
但美国人民，尤其是总统乔治·H·W·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H·贝克为德国的重归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撑。因为华盛顿当局看到蕴藏在强大而民主的资本主义德国背后的是巨大的优势，而没有劣势。
当然是由赫尔穆特·科尔以其热情、果断和万夫莫当（可能有人会说是一劳永逸的毁灭性）的能力来促成此事，压制经济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
最终，密特朗决定不加入撒切尔夫人的传统战时联盟，持欧洲危险论的英伦。思虑再三后，这只爱丽舍宫的老狐狸抓住了唯一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为一劳永逸地解决棘手的德国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密特朗的策略是，诱使这个新近壮大起来的德国（和同样引人瞩目的总理）陷入一个永久性的束缚之下，从而抑制了该国将精力转移到破坏性路线上。密特朗向科尔保证，他支持统一后的德国，但是这一保证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更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这意味着要牺牲强势的西德马克，引进单一的欧洲货币。
由于内阁和议会缺乏经验，财政赤字持续增加，东德开始融入它的兄弟国西德。在柏林，虽然一些控制措施到春天依然有效，但是公众运动很少受到阻止。
政府和非政府的清拆工作组开始拆除柏林墙。几年来，西柏林这边的边界墙上，布满五彩缤纷的涂鸦，这道墙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而且对于那些拿着铁槌和凿刀的人来说——是一个可以即时卖出的纪念品。对于这一失去抵御能力但大部分依然完整的建筑，受财政问题困扰的东德政府已经在讨论如何处理它。鉴于柏林墙已成为一件有趣的商品，东德政府决定将其像其他工艺制品一样在拍卖会上出售。
世纪大出售——或者最少是30年大出售——于1990年6月2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罗的帕克·帕拉斯酒店举行。奇怪的是，那个组织将柏林墙残段搬运至出售地的官员就是那位绘制柏林墙草图的人，也就是1961年8月15日星期二在查理检查站刷上一道有名的白色标线，用来显示边界的人。他就是哈根·科赫。
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奇怪却令人信服的逻辑。在他刷上那道有名的白色标线时，科赫还是一名普通的士兵。1985年他从史塔西退役之前，就是他45岁生日之前，他曾努力成为德泽金斯基军团的指挥官。人们认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勇士型的人物，他被认为有点信口胡说，这一点对于一个史塔西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因而他升职很慢。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记得没错的话，他为成为一名无害的“文化事务官”，将音乐和艺术带到部队而努力了15年——当然是在适当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组织一场“才艺展示”吧！但若是地方不对，没有适当的意识形态背景（仅仅是一些下流的笑话），也是毫无用处的。退役后科赫找到的工作就是在文化遗产部负责组织展览的艺术品和收藏品的运送和安置。因此，在1990年，他被任命负责组织将柏林墙残段用船运送至蓝色海岸。
确认为真品的81段柏林墙被放置到拍卖台上，全部卖给了那些国际客商。为了他们的生意或是国家，这些人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柏林墙残段。这些残段的平均价格为每段2万西德马克（相当于6500英镑）。对于科赫来说，这是一次平静而成功的拍卖。西德一家电视台准备对这次拍卖会进行报道，他们做足了准备工作。当他所属部门的上司接受采访的时候，科赫避开了；但是当报道播报的时候，摄像机却对准并固定在了这个倒霉的前史塔西队长的身上。画面上那残酷的旁白指认他是一名“藏身”于表面上去无辜的文化遗产部的“史塔西成员”。那么，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多年前在查理检查站刷上那道白线的狂热主义者呢？
对科赫来说，这标志着长达15年战争的开始。他发现自己成了柏林墙和柏林墙罪恶的象征，一个新闻媒体的“替罪羊”。很快，他被文化遗产部开除，而后，他在西德的一家艺术品物流公司从事与在遗产部相似的工作。在战胜了这么多不幸的遭遇后，科赫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柏林墙专家，给那些乐意听他说，愿意读他所写的东西的人作报告、写文章。那就是他现在的生活，为自己的辩白。
1990年7月1日，西德马克成为东西两德的官方货币，两德共存的格局持续了几个月。对于面值在2000-6000的东德马克，基于诸如个人持有的年数等各种原因，兑换率固定为每一东德马克兑换一西德马克。而对于人们持有的其他面值的马克，兑换率则为2：1.当时自由市场上东、西德马克的兑换比率为10：1和20：1.对于东德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6月23日，在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两德外交部长的见证下，查理检查站最后的设施被移除。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出席暗示，两德统一得到了莫斯科政府的默认。谢瓦尔德纳泽趁此机会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所有外国军队在两德统一后的六个月之内都要撤离德国领土。事实上外国军队撤离的时间比预定的还要久——最后的撤离是在1994年——但是这一提议的基本精神总算是成真了。
7月1日，东、西两德边界控制取消。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重新统一。全德大选定于11月2日。
由于东德广泛的支持，科尔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以43.8%的选票获胜，社会民主党获得33.5%的支持率，自由民主党（“自由党”）获得11%的选票。就像在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前执政党转变成了一个传统民主组织。统一社会党更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公开宣布它是统一社会党的改革。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全德国范围内只获得2.6%的选票。由于所谓的“5%议席”，这自然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党在议会中不会分得一个席位。然而，在重新统一的谈判过程中，就东德不受限于这一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拥有110万东德选票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是总票数的10%左右），在统一后的首届联邦议会中占有17个席位。
有一段时间，由于储蓄金和投资顺利转换成了西德马克，拥有了强势货币的新近解放的人们，花钱如流水一般。特拉比牌和瓦尔特堡牌汽车都被弃之一边，代之以大众和丰田牌汽车。这些“新省份”变成了老式西德汽车的优惠垃圾倾倒场，许多老式的西德汽车在西德几乎找不到买家。而来自萨克森、图林根和东柏林的家庭——长期被围困在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有围墙的道德共和国内——驾着它们行驶在欧洲高速公路网上，或在廉价假期乘飞机去马略卡岛和米克诺斯岛度假。
这种强烈的逆反反应在最初的两三年内非常强烈。在前东德大部分市民所从事的工业领域里，已经建立起社会机构以及社区化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从事这一行业的劳动者们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这些企业还是由被西德称为“信托代理”的强大的公共机构接手管理。财富如潮水般从西德涌入前东德的“新省份”，但是公正地说，很多钱财都被花费在顾问和“专家”身上了，也被这些人给挥霍掉了。困惑不已而且越来越气愤的东德人把他们看做是贪婪的投机钻营者。
20世纪80年代毫无怜悯之心的西方雅皮文化猛烈地冲撞着东德社会，但这个可怕又具有预防作用的柏林墙，为东德的社会保留着曾经被所有工业化国家所接受的过时的社会价值，许多这种社会价值现在已经被人们摒弃，认为是刻意怪癖的，甚至是为人不齿的。
有一则关于社会公约的老笑话。笑话是这样的：“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为我们支付工资”。这种社会公约使得人们大致还能忍受东德的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笑话不再引人发笑。那些高污染、衰败的且通常效率极低的东德企业被认为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而被关停。对于那些新近重聚在一起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和那些更加偏远的东德小城镇以及那些比特费尔得等还没有竞争力的重工业中心的市民来说，从西德借用过来的——显然相对慷慨的——福利制度成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对于那些冗余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了能够被重新长期雇用的希望。或许一句新格言可能更适合当时的情形：“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钱。”
许多年轻有活力的人都去了西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上，都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1961年的那次移民浪潮。尽管思想狭隘、见识短浅，东德人还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训练年轻人的体制。由于东德机会极其有限，因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习得一些技能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靠工业行业的积极重建，东德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在长久以来被重建忽视的城镇上，在建设现代交通和通讯系统过程中，工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真实的经济可行性被限制在少数几个“火锅”内。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政治上的敌对性反应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党坐收渔人之利。在重新统一的“波折”中勉强幸存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再度为人所知，当第二个千禧年的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民意调查不断攀升。共产主义的后继政党得到一些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的帮助，其中包括东柏林的律师和论辩者格雷戈尔·居西。居西是东德一位资格较老的上层人士的儿子。这位上层人物曾是德国访谈节目的后备力量。或许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成功地维护了自己作为合法的统一社会党继任者的权利，他们才得以控制大量的银行账户和财富，而这些都曾是统一社会党所拥有的。这让民主社会主义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党派。几年内，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包括东柏林在内的前东德大部分区域内的得票率保持在20%左右。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党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年长者的政党。它的支持者6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前东德的年轻人——那些落后的人——经常表露出他们的觉醒，这是几十年来文化隔离的结果。他们不支持过时的极左翼政党，更倾向于支持新的极右翼政党。在一些小州的中心区确实如此，在诸如马格德堡、哈雷和开姆尼斯（它的城市名已经从卡尔·马克思城改了过来）等城市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种族主义者中行为暴戾的那伙人经常对住在东德的寥寥无几的外国人施行骇人的暴力行为。受到支持的极右派政党，如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和德国人民联盟（DVU）迅速发展壮大。一种热烈的，最终变成一种毒害人的、沉闷的“民族”亚文化在前东德蔓延，并作为一种显著而邪恶的“新省份”特征步入21世纪。很明显，尽管那时他们还没能成功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但在萨克森议会和勃兰登堡州立议会上，新纳粹主义政党都有代表出席。实际上，这次在东德召开的会议里，许多领导人其实是西德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们瞅准时机，摆脱长久以来限制他们参加选举的犹太人聚居区，有意瞄准这片更为富饶的前东德领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表现出了他们的精明机敏和深谋远虑。
少数东德人转向支持统一社会党政权，以抵抗资本主义的肆虐，因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人就针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当权时期的那些操控并服务于国家的一干人等提起控诉，并掀起一股强逆流。具体控诉如下：
就拿以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来说，当年枪杀了很多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年轻人，现在被送上法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柏林东区一支新成立的年轻的边防警察队成员，现在已介中年，却要重新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过去那段丑恶的日子里，恐惧、洗脑式的狂热、惶惑不安以及盲目的因循守旧一直影响着东德边防守卫军。数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成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案件的主题。
对当年的受害者们（如当时因为想逃到西德而致残的十四岁的瓦尔特·图斯）以及年轻烈士们（如皮特·费克特、甘特·利特芬、克里斯·格弗罗伊）的家属来说，看到这些人和这些人所效忠的国家被送上法庭，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但是，在这些迷失了自我的边防守卫军当中，我们通常很难分辨哪些人才是犯下那些肮脏杀人罪行的冷血刽子手。法庭试图为其当年的行为定罪，但因缺乏证据只能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或者缓期执行对他们的判决。
至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重要人物反而逃过了这样的审判。
乌布利希，东德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在他的国家还剩最后15年时告别了人世。随后，他的门徒埃里希·昂纳克成了继位者，他曾协助乌布利希创立东德，还见证和监督了柏林墙的修筑。乌布利希先走一步，留下他来承担一切责任。由于很多法律诉讼的矛头都直指昂纳克，终于，1991年初春，昂纳克不得不逃往莫斯科。苏联解体后，埃里希·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并被要求对他在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造成的共计200起死亡事件的控诉作出相应回答。
然而，昂纳克逃过了最糟的事，因为他面对了最糟的事。1992年，已经80高龄的东德前秘书长出席开庭审理。昂纳克那时已经备受肝癌的煎熬，时日无多。
这主要是因为1989年夏天，昂纳克还在住院的时候，医生没有发现他已经患上肝癌，没有及时地给他动手术而引起的。有时候，当他步履蹒跚地来回于法庭时，总会在那儿跟同样因为当年柏林墙事件来法庭接受传讯的米尔克、凯斯勒、霍夫曼等人不期而遇。老一辈同志们总会相互说些充满激情的鼓励话，对于世界，他们似乎依然年轻，还可以再次跟反法西斯主义者周旋，还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未来。
昂纳克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刚刚重新成立、共有500名成员的德国共产党。尽管已经病入膏肓，但昂纳克坦言，自己无法忍受继续做个无组织、无信仰的人——他把共产主义当做一名天主教信徒的死前“赦免”。
统一的德国怜悯那些孱弱、疲惫不堪的老人，却对那些不可饶恕的压迫人的组织毫不手软。埃里希·昂纳克在柏林墙修建的问题上一直为自己辩护，最终他还是因为健康原因于1993年1月12日被释放。法庭的解释是：昂纳克已经活不了多少时日了，“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就在昂纳克被释放的次日，这位前东德领导人不慌不忙地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巴西航空RG741航班离开了。这架波音747的目的地是巴西圣保罗市。到了那里，昂纳克将转机继续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可事实上，直到他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刻，那些希望他被审判的人们根本就不管他是否得了什么重病，还是一直在试图阻止他逃离德国。
昂纳克之所以选择前往圣地亚哥，主要是基于个人原因。当年昂纳克的女儿索尼娅嫁给了一个智利的流亡者，正如智利其他成千上万的左翼分子一样，在1973年至1988年那段血腥的国内军事独裁时期，这些人被迫四处寻找避难所，最终他们被允许在东德避难。由于埃里希·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他的妻子玛戈特·昂纳克随后也离开了莫斯科，自那以后一直住在圣地亚哥城外一座舒适的乡间别墅里。埃里希到了智利后，受到许多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因为对很多智利人来说，东德曾经是他们的朋友。史塔西曾帮助他们逃离军事独裁的魔爪，并且还给了他们一座安全岛。从智利人的角度来看，东德秘密警察并非其他人说的“红色盖世太保”，而是英勇的红花侠（帮助危及生命的人出境者）。
1994年5月2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前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智利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昂纳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了对家园的眷恋——他还是不懂西班牙语——但仍然没有表露出一丁点儿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埃里希·昂纳克葬于智利圣地亚哥。在这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昂纳克的辩护词几乎没有任何申辩价值。然而，要对他判刑，即使结果令人信服，其过程也不轻松。据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资料显示，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这段时间内，共计86人死亡，其直接死亡原因均可归咎于柏林墙的暴力。此外，其他估测资料显示的数据更高，它们主要使用的是“柏林墙相关”死亡事件的分类标准。政府网站www。chronik-der-mauer。de 曾引用一例死亡数据，共计125人，其中不仅包括若干名在双方交火中被打死的东德边防士兵，还包括一些被夺去生命的无辜百姓，他们是由柏林墙间接杀害的。其中一例是1971年，一名60岁左右的男士在德莱林登检查站接受搜查时心脏病突发死亡；1983年，一名男士在一个过境处接受审讯的途中死亡；一个来自西德、年仅5岁的男孩，只为了取回他的足球，却不幸淹死在边境运河中；一对来自东德的父母把他们的婴儿放在行李箱里，最后成功逃离，可是，到达西柏林时，发现他们的孩子已经窒息而死；还有一对年轻夫妇，本打算在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窃取飞机前往西柏林开始全新生活，可是窃取计划不幸失败，绝望之下夫妇俩选择了自杀来换取新生。
受害者最多的数据是由8月13日共同工作协会所统计的，该协会是一个与已故的历史学家雷纳·希尔德布兰特创建的查理边境检查站博物馆（又名柏林墙博物馆）相关的组织。这份数据包含了因任何原因在柏林墙或因柏林墙而死的人，其中：有些是因试图逃跑而被捉住，然后被秘密处决的人；也有些是逃跑后又被绑架回边境，然后被杀死的人；甚至还有那些成功获逃，且生活在西德表面安全的条件下，却被史塔西特工“消灭”的人。该数据显示的受难人数共计227人，其统计范围的广泛招到很多专家的质疑。
并不是说这些死亡事件不够悲惨。那一幕幕鲜活的死亡场景让人不寒而栗，那一串串数据资料更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当我们把自己经历的跟别的国家经历的相比，同样是身处20世纪，同样是被迫靠意识形态或宗教歧视而存活，我们发现自己不该为在柏林或东德、西德边境处遇难者的人数之多而惊叹；相反地，我们应该为自己国家只遭受了这点不幸而感到万分庆幸。就拿其他那些同样分裂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遇难者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的——比如南韩、北韩（另一条留存至今的设防边境）。再比如在南斯拉夫垮台之后的遗留问题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那条备受争议的边界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隔离墙被再次筑起以期解决多种争端，却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窘困与灾难。
不过，我们可以从柏林墙的历史中看到因暴力死亡的个人故事。斯大林（他对大屠杀可算略知一二）曾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过：“一个人的死确实是一场悲剧，而100万人的死就只是一堆统计数据了”。然而，即使是数百万人中一个人的死亡，它对某人来说也无疑是一场悲剧，而柏林墙的死亡事件毫无疑问都是些个人的悲剧。总的来说，虽然我们采取了最悲观的死亡人数统计——227人——但这就正如我们讨论一架通勤客机因暴风雪坠机后的遇难人数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采用更低、更严格筛选的数据，那么我们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架飞机只载了一半的乘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死亡事件在原则上已构成犯罪，事实上也已构成多项犯罪行为的犯罪动机。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东德人民所受到的最大“惩罚”呢？是仅仅30年丑陋的心灵、幽闭恐惧的人格、破碎的家庭，还是几十次毫无意义的暴力死亡事件？
事实上要比这些来得更加细微和持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战败的西德人获准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并带动了一次经济复苏，而这也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复苏之一。
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两大因素变得极为清晰。首先，无论是在扩大的国内市场还是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东德大肆宣扬的产业几乎完全没有竞争力。其次，战后向西部流失的技能、人力资源以及生产资本资源都将一去不复返——至少该地区的发展不会再完完全全地恢复到前东德时期的水准。
1989年后，只为很少的一点永久获利，德国西部纳税人竟然向东德投入数十亿。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战后世界的出口市场迫切需要精力充沛的技能型人才所制造的优质商品，此时，西德正好创造了它的“经济奇迹”，征服了这些市场。与此同时，东德的兄弟姐妹们还在跌跌撞撞地迎来温和的复苏，这几乎被认为是另一个“奇迹”——直至它最终被证实完全只是一个统计上的花招。
20世纪90年代，当东德人终于有机会赶上西德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个全球化市场正逐渐崛起。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遇到的类似竞争相对较少，但到90年代，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重新振作的美国——以及在世纪末崛起的中国——等多个国家争相制造优质商品，以更加充分地满足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
1989年，西德看起来如此强大繁荣，以至让世人都普遍认为东德是幸运的前共产主义者。东德有来自同胞兄弟的帮助，而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波罗的海等国家却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取成功。可事实上，东德对西德的这种依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最终成为一种劣势。代表着东德工人权益的工会联盟要求东、西德的工人们应该享受平等的工资待遇——然而由于东德的生产能力极其滞后，显然需要历经数年才可能接近西德的生产力水平。结果：由于很多工作都有过多的税额优惠并且急需合作化的管理，东德各省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或白白流失，或流入德国境外的低工资、低成本国家的手中。就在撰写本记（2006年）的时候，有人估计过不了多久，欧洲各国中汽车工人所占的最高人口比率既不会是德国，也不会是法国或意大利（当然也不会是英国），而是斯洛伐克。
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头脑中的柏林墙（指残留在前东、西德人脑海中的心理障碍）”的说法，感觉把东、西德人说得好似有着某种天壤之别一样。德国的报纸或电台和电视台总是定期公布或引用一些或真实、或伪造的统计数据，其大概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说明究竟有多大一部分东德人或西德人“希望重建柏林墙”。事实上，前东德人与前西德人之间的状况跟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没什么两样，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苏格兰人对这个位于哈德良长城（又一次说到隔离墙问题）以南的较大国家（这里指英格兰）抱有丁点儿的好感；但是，也不知怎地，苏格兰人就从未完全挣脱过英格兰的束缚。至于东德人，很显然，他们的历史中差不多有近40年（甚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同于西德人。这将极有可能孕育出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历史河流中，东、西“两德”适时统一的大业就亟待他们这一代人去全面开启。幸运的是，有了新任的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加入，这一进程或许可以加速了，因为，尽管默克尔在东德长大，但她却是以一个西德人的视角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但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头脑中的柏林墙”，而是一个我们都需要面对的简单事实：在德国的这边，满目的失业和绝望；而在德国的那边，却是盎然的繁荣兴旺。
“头脑中的柏林墙”也许反映了这种绝望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更容易将过错归咎于他人，并转而求助于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人或事。有关前东德时期的“东德情结”风行一时，主要是对于“美好旧时光”的选择性记忆，包括乌布利希、昂纳克和自由德国青少年警察，就业保障、以及那卑劣的归属感。这一情结不仅以其最大的无害性展现在热播电影如《再见，列宁！》（其优点在于它是真正有趣且迷人的）和《太阳大道》中，而且也在给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投票选举中和对西德被歪曲了的“雅皮”的憎恨中展示出其最强的毒害性。为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那些更能揭示严酷现实的电影来帮助纠正这种不平衡，比如近期的一部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向世人揭露了史塔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滥用国内窃听机制以致摧毁无辜生命的肮脏行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存，兄弟之间互相出卖、夫妻之间彼此背叛。在史塔西毫无人道可言的秘密窥视下，生活不再是原本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友好、相互信任，而只是充斥着不计其数的出卖和背叛。如果说我们想试图把东德的生活想象成其他的模样，那都跟我们幻想生活在一个玫瑰色的梦幻世界一样不现实。
这一切并不是说，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后超过15年的时间里，前东德没有遇到过任何严重的问题。就拿该地区许多古老且美丽依旧的小镇来说，尽管从1989年以来它们一直由西德负责出钱进行重建、清理及保养，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它们还是渐渐失去了当年的光彩，而且也渐渐地不再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前东德的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呈现老龄化趋势，而且出生率也是创纪录的低。从1990年至今，该地区的人口跟2003年相比减少了8%，共计130万人。1949年，这块当年有25%的德国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了后来的东德。而就在东德灭亡15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8%。根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据还将下降到13%。由于新省的税基还不够稳固，甚至一些地区还未建立税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西部对东部的财政支援比率将会在今后的几年内大幅下降。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分别在光学和汽车工程方面搞得有声有色的耶拿和艾森纳赫的人口也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从1989年起，被誉为“德国曼彻斯特”的古老的制造中心开姆尼茨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不止15%，而且根据某些推算，整个城市的出生率已达到全世界最低。像什韦林和罗斯托克这样的一些小城市的人口都已经减少了不止20%；此外，在过去德国主要的化学药品中心哈雷，失业人员超过1/5，人口从以前的31万降到24万，共减少了22.6%。最近，许多翻修过的公寓楼正在被拆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主要是因为市政当局无法负担其高额的维修保养费，更重要的是找不到租户。就拿哈雷的西尔伯霍赫郊区来说吧，共有1.4万套公寓，这次拆房热开始之前闲置的就有0.25万套。
尽管从1989年以来，西德人一直对东德人表以慷慨，但是，对东德人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失望、难过，甚至于有理由感到悲伤。
对这一切，年轻的边防守卫康拉德·舒曼的命运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反面且模糊的脚注。1961年8月15日，舒曼越过带刺铁丝网从伯纳尔大街逃入西柏林，也就在越过柏林墙的那一瞬间，他的这一举动被相片永久地记录并流传下来。初看起来，舒曼逃离东柏林的事例似乎是成功的。他顺利地融入了西德社会，还娶了一位西德女孩为妻，随后便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的一个繁华小镇英戈尔斯塔特定居。他在奥迪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了近20年，养活了一家人。后来柏林墙倒了，舒曼终于有机会去那个位于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之间的小镇，看看他的亲戚和朋友们。这看来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可是，去到那里后，舒曼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地不受欢迎。一直以来，在亲戚朋友的眼中，自己只是个出了名的越墙者。而在东德人的心里，他就是一个背叛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棋子。我们不禁会问，从舒曼越过铁丝网的那一刻就存在的这一系列控诉，为什么直至柏林墙倒后他才得以了解呢？原来都是柏林墙惹的祸啊！柏林墙在让他免遭谣言攻击的同时，也在他与亲人朋友间筑起一道高墙。由于多年前舒曼那冲动的一跳，现在他已无法跟当年抛下的那些年轻时的朋友和同志们重新聚首言欢。因为‘潜逃’，他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也不再可能是。
1998年6月20日，在英戈尔斯塔特附近，康拉德·舒曼在自家的果园上吊自杀。据他的家人说，他自杀主要是由于某些个人问题。
那么柏林呢？柏林墙不仅仅是关于柏林的，或者可以说它甚至是与柏林无关的。说到底，柏林墙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的人被禁锢的史证。令人惊讶的是，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尽管自1991年起柏林就已成为德国政府所在地，但她的人口数仍呈下降的趋势，至今已减少了近4.5万人。柏林已经不名一文。在过去的分裂时期，柏林西部地区总是被当做共产主义大海上一个受保护的资本主义小岛，不过现在，它已不再受到德国联邦政府的慷慨援助。而对东柏林来说，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作为东德的首府乃至这个工农大国向世界展示她的旅游业的橱窗，东柏林也曾按照东欧各国的标准受到慷慨资助。
柏林仍旧是反应这个国家种种差异的镜子。
在曾经的东柏林境内，柏林是国家的历史中心。
目前，那里已经被翻修一新，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它独特的风貌，变得跟西部地区没什么两样。然而，就在亚历山大广场的东部地区，至今还为行人提供电车服务，显而易见，古老的特色差异被完好地继承下来了。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陈旧、单调的平板式公寓楼了，它们建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乌布利希、昂纳克及其同志们都认为这是既快又好地安置东柏林百姓的方式。这里的衣服比其他地方的都便宜，但颜色却不是那么丰富，就那几个单调沉闷的颜色，这里的车相对其他地方的也显得老旧很多。这里充斥着一丝老派的宗教情怀，一点亲切，而且通常是不加矫饰的吸引力。柏林东区往往是劳动人口聚集地，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常常是那些农村或国外移民的聚居地。所以，并不仅仅是因为经历了40年的共产主义时期，它才有着这样的风情和感受。同样地，正如那些恰好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这个貌似坚不可摧的全盛时期认识东德的人那样，他会说，我就在那儿，我根本不需要路标就知道我在哪儿。
然而，正如维利·勃兰特早在1980年预测的那样，整个城市都存活了下来，而且势必将一起存活下去，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现在，很多个人或公司搬进古老的东柏林地区的理由是这里的价格比别处便宜，而且老实说，在很多方面跟那些多少有点太沉静或太干净且很多时候中产阶级意识太强烈的西柏林地区相比，东柏林显得更加有趣迷人。大多数的俱乐部都在东柏林，还有实验剧场和场所，时髦的餐馆和一些价格不那么高的公寓房。这种感受对西德人来说，既令人着迷又让人稍有不安。
而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又成了柏林的统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共同执政。自2001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党与社会民主党人总在市政厅里让世人震惊、愤怒之余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议员大多是前统一社会党成员，他们联合管理整个城市的事务，但是分管不同部门。同志们又回来了，当然是以现代化的摩登样子。在最近一次市政府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的选票相当可观，有23%，社会民主党29%。柏林市议会一小撮民主社会主义党，甚至敢于在每年的8月13日到伯纳尔大街上的柏林墙纪念碑前献上一个花圈，或者至少在2005年他们这样做了。在那样的场合，就在那几分钟内，我们对他们的颂辞都消散了。究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所谓的“红红”联盟似乎在起作用，但是柏林墙留给我们的创伤至今仍没有愈合。也许，尽管在这个充满后现代讽刺的年代，或许有些事还是走得太远、太快。
然而，柏林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更糟的事情。柏林人喜欢社交聚会，而这也是他们所擅长的，即使在市政财政几近枯竭的时候。在世界杯的那个夏天尤其如此。柏林市曾经有一任同性恋市长叫做克劳斯·沃威莱特，他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来都毫不隐晦，而且还非常幽默，因此一直深受民众的关注和爱戴。柏林从不曾改变，柏林依然是柏林。也许只要一点点运气和不太多的努力，德国的受罚时期就会真正过去。
对每一个了解柏林墙那段灰暗历史的人来说，在柏林这座城市里，没有什么比漫步穿过勃兰登堡门和整个巴黎广场来得更加快乐，哪怕只是为了去菩提树下大街的路边咖啡店喝上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20年前，对柏林人来说，最危险的事莫过于出门都要匆忙逃命，唯恐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机枪扫射击毙；而如今，从容地漫步于大街上，最担心的充其量不过是被过于匆忙的自行车快递员撞倒而已。意识到这点，没有比这更舒心的事了！
当我们如此生活之时，太阳照耀着我们，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