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团结出版社新出版的《流亡三年记》，东方已透出曙光。看着作者“疾风”的名字，历历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看到“疾风”这名字时，名字上打着触目惊心的红叉。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疾风先生正蒙受着冤屈。他是我的老师蔡国黄的父亲。我常去蔡老师的家。好几次，我都看见疾风先生端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里，双手放在膝上，眼神中透着沉郁和深思。见到我时，并不招呼，只是微微露出和蔼的笑容。
随着去蔡老师家的次数增多，我和疾风先生也就慢慢熟悉起来。不久，我下乡“插队”。有一年春插季节，我来市里为生产队购买农具，顺便去看望疾风先生。当我向他说起农村正在推广“小苗移栽”时，他关切地问：“小苗移栽会不会影响成活率？铲秧畈时厚薄如何把握？”还勉励我开动脑筋，用科学种田，不懂之处多请教老农。想不到困境中的疾风先生竟还关心着农村的事。
粉碎“四人帮”后，我当上了教师。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去探望疾风先生，刚进门就见他坐在院子里，身披金色的阳光，正在为绕膝的孙儿们讲故事。我端过一把凳子在他身旁坐下来。故事讲完后，疾风先生便和我聊了起来，他说当教师的只有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要不然连有经验的老教师也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还详细地问了我关于农村的教育情况：校舍是否破旧，课程是否齐全，师资是否合格，学生是否勤奋……当听说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学龄儿童还有不少没有入学时，他抚摸着孙儿的头，痛惜地说：“教育荒废了十年，耽误了一代人啊！”我凝视着疾风先生满头的银丝和清瘦的脸庞，心头油然升起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疾风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依然像昨天一样清晰。
在《流亡三年记》的第一章里，疾风先生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明他的写作动机：“为什么写回忆？我禁不住回想到我生活中的这一切苦楚的年代，我要把它全写下来，所有这些过去的印象，有时使我兴奋到苦楚的烦恼的极度，但当我写它们的时候，它们要变得更安慰、更和谐，它们将要少些疯狂，少像噩梦些。”
庆幸的是，疯狂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善良的人们也早已从噩梦中醒来。今天我从《流亡三年记》一书中感受到疾风先生的思想、情操和人格力量。让我用疾风先生临终前写下的诗句为他给我的印象画个句号吧：
让往事的流云远去吧，
远去，淡忘。
让流云的叠印消失吧，
消失，隐藏。
敞开无际蔚蓝的胸天，
迎接一派春光！
“哑”母
即使我们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甚至到了已经被我们儿女的小孩叫做爷爷奶奶的辈分，但只要我们的母亲还在世，她还没有停止正常的思维，那么，在她老人家眼里，我们永远是需要她来关心的孩子。母亲的爱是不能用儿女的年龄来限定的，即使母亲自己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即使不能用语言表达，母亲还是要以她特有的方式来传递、实现她关爱的信息和愿望。
前年深秋的一天，84岁的老母在她独居的居室里滑了一下，跌破了左脑的颅骨，昏死在地上，若不是侄子去送米的时候发现，早已命归黄泉。后经医院抢救，总算死里逃生，但此后，母亲右边的手脚瘫了，更令人伤心的是从此不能说话了，变成了只会“咿咿啊啊”的“哑巴”。
母亲从18岁开始从事护理工作，她珍藏着一张当年在华美医院（现在的第二医院）当见习护士时佩戴着白蝴蝶似的护士小姐头饰、亭亭玉立的小照和一枚“南丁格尔”奖章。她的语言曾使许多病人得到过慰藉和鼓励，我们兄妹五人更是在她的千言万语中成长的。现在要和我们子女交流，她却不能说话了。这对于思维还正常的母亲来说是多大的悲哀和痛苦啊！想起对她晚年的唠叨，我们有时会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来，现在却想听也听不到了，这种悔恨和内疚是再也无法弥补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试着让她用左手练习写字，因为母亲出事前喜欢写信。我们如有一段时间没去看望她，就会接到她的来信，没有责怪的话，多是对我们工作、生活和身体的关心。去年暑假我独自去西藏，事先因怕她担惊受怕或阻拦，没告诉她，等出发后，她才得知，一封封信追到上海、兰州等我可能会歇脚的亲友处。母亲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还真让我们几个子女自愧不如。
可最终我们绝望了，母亲受伤的那部分脑神经看来难以恢复了，我们“强迫”或“引诱”她写的几叠纸上的字全是像蚯蚓爬过的“天书”。我们只好对她所有的“咿呀”之声，无论该不该认可都点点头，难怪心中还明白的母亲有时要痛苦得发火。唯一让我们可捉摸的是她的眼神和左手的手势。
前不久，去老年公寓看望半瘫在床上的母亲，她见了我，孤寂的脸上现出笑容。每次，我都盼望着能出现奇迹，能突然听到母亲呼儿的熟悉的声音，但听到的还是谁都听不懂的，见了面，又说个不停的“咿咿啊啊”的“哑”语。
紧挨着母亲，我低头伤感地抚摸着她的一条瘫了的残腿。母亲举着左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眼神里流露出疼惜和爱怜，母亲心里一定在说：儿啊，你也老了，白头发这样多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母亲的满头白发在深秋的阳光下如同绵绵不尽的缕缕思绪，把我这半老头儿的“孩子”感动得想哭。
到了午睡的时间，我也有了几分倦意，和护理人员一起想安顿她休息。可是，母亲却不肯像住日一样遵守制度，眼睛盯着我不断地用会动的那只手拍床铺。我始终猜不透她的意思。最后是母亲的一个手势，一个令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只有母亲才会想得出、做得出的手势，才使我明白了一切：母亲张开左手，贴在自己苍老的脸颊上，然后把头侧靠在肩上，微微眯上眼睛。这个熟悉的手势一下把我带回到幼年，每当我顽皮得像只小猴不肯上床时，母亲就会做出这个手势来，并轻轻唱着“好宝宝，听话要睡觉”的儿歌，这个手势一直要保持到我乖乖听话去睡为止。顿时，我的心被母亲的这一手势所震撼，我听懂了母亲的“话”，房间里没有空床，我“乖乖”地在母亲的脚后躺下，母亲点头笑了，因与我“讲”了长时间的“话”，她一定累了，一会儿母亲那头传来了均匀的鼻息声。
我却难以入睡，想起50年前与母亲共眠时，在睡梦中是怎样一回回腿脚乱蹬把母亲踢痛踢醒的啊，想不到50年后，我又与母亲在一张床上共眠，我轻轻地搬起母亲的那条残腿，搁在她始终关爱着的老孩子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