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老师蔡国黄和校友陈幼兰
一
1966年冬。
大字报的碎片在阴霾的空气里狂飞乱舞。
市郊三官堂。青年中学畜牧场的破门板上，被狂热者用浓重的墨汁涂上了触目惊心的“魔窟”两字。
环顾四周无人，我提着心推门进去，里面光线昏暗，一群大白猪齐刷刷趴在猪栏上龇牙咧嘴，迎着一个提一桶猪食过来的人“嗷，嗷”叫唤。
背影亲切而熟悉，他正是我要找的人。可他佝偻着的腰背让我酸楚——印象中的他一直瘦长却是挺拔的啊！
眼睛模糊中出现叠影：挺拔在市工人俱乐部讲台，激情充沛，绘声绘色给工人同志讲革命故事；挺拔在课堂里为学生细致透彻、旁征博引传道授业；挺拔在“五四”青年节市中学生汇报演出的幕后，为我们演出用竹板击出节拍；就是他手写的作业评语，一样是挺拔端庄的，成了我们临摹书法的红字帖。
可如今，他却被勒令来养猪卖苦力，只准许吃三分钱一顿的伙食！
荒唐的年月，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一个有尊严的人颠倒的——刷满青年中学大礼堂整面墙壁的大字报是：《蔡国黄反动的家学渊源——批判蔡竹屏的＜陆放翁诗词选＞》，这就理所当然地把蔡老师的血统划入了反动的“黑六类”另册。有水平把“陆放翁”写成“陆方红”的学校造反派，当然有水平把蔡老师关进猪舍劳动改造。
我看过蔡老师父亲蔡竹屏先生（笔名疾风）写于解放前夕的抗日回忆录《四明山上》（又名《流亡三年记》），这位当年率领余姚军民英勇抗敌的爱国县长大概不会想到，他的渊博学问竟然会祸及子孙。
贪婪的群猪在喂猪人手下的响亮嚼食声，让我从长久的发呆中回到了现实。
“蔡老师，北京已经在批驳反动‘血统论’了。我为您搞来了外出串联证明，赶快逃出这个鬼地方吧！”我上前一把攥住蔡老师沾满糠糊的手，决意要拉他逃出魔窟。
“走？这些猪咋办？”他竟显出无奈的神情，缓缓抽出手按部就班地侍弄他要做的事，口中还念念有词，“那头与邱隘良种场伦达累斯瘦猪交配过的母猪就要临产，到时候谁来接生？”
我一跺脚，急得要掉泪。一个肚子里装有学问的人，难道他的人生价值就只能体现在这里？我把目光瞥向木板床旁那本厚厚的养猪日记和墙上挂着的猪的档案卡。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思绪，慢条斯理地说：“等会儿再商量吧，先让我喂饱了它们。”
突然，他用手捂住胃腹，身子佝偻起来。我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就急忙替他在草铺下找来了药片……
我清晰地记得，三年饥荒时期，也是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夜，那时我们的学校还在宝幢。为了寻找一个突然出走的学生，蔡老师骑车赶了几十里路，在回返的途中，猝然昏倒在育王岭上。一院外科的尤大朴医师也许还记得，当时他切开蔡老师的腹壁，掏出来的是一串薄如蜡纸的穿孔肠子，充塞在里面的全是些菜糊和米糠！同学们心里内疚，蔡老师平时把从自己定量中抠下来的粮食，悄悄塞给了“大肚子”同学；在受惠者中，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弟。谁能料到，对学生怀有深厚感情的蔡老师，如今却被当做“牛鬼蛇神”关押在猪棚里……
二
充满悲凉雾霭的猪舍，也会有透光的罅隙。一位刚从北京串联返校的女同学来到猪舍，把一枚当时十分稀罕珍贵的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蔡老师胸前。这位悄悄温暖着蔡老师心的女性，就是我的同窗陈幼兰。陈幼兰对于蔡老师的这份感情，既富有“程门立雪”的色彩，又带着“同病相怜”的成分。
与香港影星陈思思姑表姐妹相称的陈幼兰，14岁就成了国家级体操运动员。矫健的雏燕正欲飞向首届全运会，猛然间挂下一道勒令：“成分不好，不准参加比赛！”无情的大棒击碎了“体操健将”的美梦。好心的体育老师方圆，竭力举荐陈幼兰进青年中学读书，说是陈幼兰的运动技能会给学校争光。正是这一缘分，把陈幼兰和蔡老师日后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1969年，陈幼兰与蔡老师缔结姻缘，时年26岁，蔡老师则已是33岁的老青年了。婚前，我前去祝贺。新房里甜蜜的欢声笑语，温暖着两颗相知相爱的心。然而，新房外的恶风冷雨让这对新人心寒。婚后，无情的现实带给陈幼兰一连串的打击和磨难。
1970年，全国正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据当时的政策本可以免去陈幼兰下乡插队（她正在哺乳期间，孩子出生才几个月），然而造反派的铁拳把桌子击得雷一般震响：“陈幼兰不去支农，拉她阿公和阿爸到体育场批斗！”
女人固然脆弱，母亲却是坚强的。
白天，陈幼兰泡在冰凉的水里劳作，凭着一股子犟劲，与女社员比试着高下；晚上，她守着孤灯，摇着婴儿的箩窠，思念着心上人，丈夫平时吟诵的小诗，此时成了她的慰藉：“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就要来临……”
三
30岁那年，陈幼兰终于“病退”回城。
“为了生活，为了爱情，游击队员们赶快上山吧……”如今五十开外的人，还能回忆起这是当年放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对白。
与蔡老师住在同一墙门里的一名中学生曾激动地对我说：幼兰姐真漂亮，长睫毛，大眼睛，高高挺起的鼻梁，真像电影《宁死不屈》里那个勇敢的女游击队员。
陈幼兰确实是勇敢的，出身名门闺秀的她，可以从容地面对周围的白眼与嘲笑，在白眼与嘲笑中一脚脚蹬着黄鱼车，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运铁件，搬冰鲜……为了生活，为了爱情，为了孩子，再沉重，再劳累的活，也压不垮这位美丽而坚强的女性！可是就业问题何时才能解决？眼看就要满35岁，难道要一辈子当“游击队员”充当社会闲散劳动力？
在有正义感的区干部的帮助下，有关部门总算同意让她进电子系统当工人。谁料去报到时，这个名额已被退回区里了，说是成分不好不能要。那位干部为陈幼兰据理力争，说无论怎样，总得给人一条生活出路。等到第二次再安排时，她被分配到当时哪个知青都不愿去的理发店当杂务工，理由还是那么简单而堂皇：成分不好，像是成分不好的人会把“阶级报复”发泄到顾客的头上。难道陈幼兰命中注定只有扇煤炉、扫店堂的份儿？你看她，支农时的犟劲又上来了：“既然叫我进理发店，我就要学理发。”还是东方理发店的经理张定华心善，答应收下这个“老徒弟”。
丈夫和儿子的头，自然成了陈幼兰的试验品。蔡老师的朋友和学生得知后，竞相送来感人的温暖：宁波商校郑绪华老师送来理发技术讲义，香港友联银行苗永兴先生邮寄来美容新潮杂志，师范民师班的女学生纷纷来到理发店，甘当师母的试验品……凝望着一双双充满诚挚情意的眼睛，陈幼兰欲迎又止，欲避不能。倒是原体校体操班学生李英姑娘说得好：“生活已经亏待了我们这一辈，我们还能小看自己吗？”就这样，陈幼兰用热泪浇开了第一只“绒球头”。
四
扫尽阴云后的阳光，格外让人珍惜。这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妻，像两棵永远憧憬着春天的树，正在春风中绽放着他们的希望、热情和勃勃生机。
男的不懈地教书育人，研究学问；女的刻苦学习，提高技艺。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成功之花，终于绽放开可喜的笑脸。
1985年，陈幼兰被评为女子理发技师。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1987年夏，东方理发店送她到上海白玉兰美容院进修。回来后，她被调到容光美发厅。“容光”这块牌子，在当年的宁波，名气可是响当当的，那里的师傅几乎个个是美发行业中的“武林高手”。陈幼兰很快就得到了顾客的青睐，尤其是当新娘的，要提前预约，方能如愿以偿由陈幼兰设计发型，打扮梳妆。陈幼兰用高超的技艺和时尚的个性化设计让女顾客惊喜。如今，她正在用自己不断提高的技艺美化着人们的生活。
只有高中学历的蔡老师，几年来他的教学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的瞩目。虽说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但熟识他的朋友都知道，除了他有良好的文学天赋和较强的记忆力外，勤奋和刻苦才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
蔡老师经常说：“我底子薄，只能笨鸟先飞，勤以补拙了。”难怪宁波师院毕业的学生至今还在说，听蔡老师出口成章、幽默风趣的讲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自1979年起蔡老师连续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相继出版了《李清照》、《稼轩长短句编年》、《辛弃疾年谱》（后两本与胞兄蔡义江合著）。其中《辛弃疾漫游吴楚考》一文，探索并填补了宋史中有关辛弃疾生平的一段空白，引起了学术界的反响。
1985年春，蔡老师怀着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出一分力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久，他被调到宁波师院任教。1987年，他升了讲师，还光荣地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今年1月，他去杭州出席省人代会的前一天，我去他家探望，见他正在整理行装，把几件内衣放进包里。“惠明，这件还是你送的呢。”他拿起一件汗背心，笑着对我说。是啊，我送这件背心给蔡老师，是为了纪念那次不寻常的遭遇……
那是1969年的秋天，我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镇海庄市公社插队务农。一次，生产队指派我出劳务工，拉着装满水泥预制板的大板车去市里，因过度劳累，连人带车翻在水沟里，身上穿着的汗背心被车杠上的铁支架扯成了两片，脚踝也被砸得青肿。
市区的路灯亮了，冷漠地看着我，秋风吹着我赤裸的上身，冷得我牙齿“咯咯”打战。正当我低头蹲在地上痛苦无助之时，一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在我面前停下。“远路看过来，就知道是你，惠明，怎么了……”蔡老师温暖的手把我拉起来——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他的家。他让我洗了澡，拿出一件雪白的汗背心让我换上。大概是见了我颓丧的神情吧，他转身取来毛笔，用工整的小楷，在汗背心的下沿写了“希望”两字。蔡老师深情地望着我：“还记得那年‘五四’青年节晚会上，你朗诵的那首普希金的《希望》吗？”我当然记的，正是蔡老师以他纯正的普通话帮我一句句咬准字音，并让我理解诗人普希金内心燃烧的激情……
那晚，我和他挤睡在一张床上，心里默默在吟诵着那首诗：
厄运的忠实姐妹——希望
甚至在阴暗的地底
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
我想老师一定没睡着，对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他也在默诵着星星似的“希望”吧。
第二天一早，我穿着这件写着“希望”的汗背心，告别了亲爱的老师。走得已经很远了，我回过头去，只见蔡老师还一直站在大门口望着我……
五
许多年过去了，我也如愿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每当新学期接上一个新班时，我总要拿出我一直珍藏着的这件汗背心给新生看。虽然它破旧了，“希望”二字仅留下淡淡的墨痕，但当我讲着关于它的故事时，我总会又一次地感动，我分明看到在座的学生一双双清澈的眸子里，闪亮着希望的光芒……
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给蔡老师写封贺信，我又想起了这件写着“希望”的汗背心，万千思绪便从笔端喷涌而出：
九月十日的日历上，
长出了一棵节日的树
树浆里可听见
眼泪、热血和爱的流淌
怪不得上面
花是五彩的
果是五味的啊
从此，土地和阳光会使它
枝叶纷披，植根粗壮
树上将长出
更多的理想和希望
教师节——你是一棵树
枝上的小鸟
正唱着
园丁一个个辉煌的梦
蔡老师则在给我的回信上写着：“我们都是平凡的教师，但是我们可以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真诚的、心中有爱的教师……”
六
老师的希望，我的希望，今天都已成为现实，我想老师也应该轻松轻松了。一天，我兴冲冲地踏进蔡老师称之为“容膝斋”的书房，一把拉起伏案披阅的他，大声嚷道：“蔡老师，我搞到两张歌舞团的演出票，走，我们一起去看。”
“看演出？这些事咋办？”
我急得直跺脚：“教了三十多年书，肚子里的墨水还不够对付明天的五十分钟？”
“那可不行，总不能误人子弟吧。教师应该提供给学生的岂止是一杯水……”
这近乎迂腐的认真，使我联想到历届毕业生写给他的信：
“我从您那里了解到了什么叫事业，事业有多重要。得到您的启蒙，我就立志成为一个光荣的乡村女教师……”
“您是我人生的启蒙者，我的心里会摒弃一切地怀记着您。我牢记着您的赤诚相待，您的博识与宽怀……”
七
憧憬，永远地憧憬；奉献，不停地奉献，人才能摆脱痛苦的折磨，获得灵魂的充实和精神的欢乐。
这，也许就是他和她在人生道路上默默谱写的奏鸣曲吧……
2012年3月补记：
《憧憬》一文发表已二十四载春秋矣，然文中主人公憧憬之心依然年轻。吾师《东坡论艺》和《东坡咏物》二书于当今的学术界，如空谷幽兰之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