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的忠实姐妹——希望/甚至在阴暗的地底/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
——普希金
第一回走上我一直向往着的学校讲台，是在1968年早春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当挂在学校操场上的那棵老樟树上的铜钟被“当当当”摇响后，我忐忑不安地跨进教室，一声响彻教室的“老师好！”使我受宠若惊。兴奋激动的脸，红得就像“柴笆浆花”。
这是下课后，学生们用他们虾浦本地人对“映山红”山花特有的称呼对我这新来老师的形容。我竟然很喜欢这种泥浆土汗味很浓的花名，就像我很快喜爱上了我的这些浑身补丁、光着脚丫的半农半渔山村的孩子一样。
能在这所地处偏僻、靠近海边的由老祠堂改建的校名叫“虾浦小学”的学校里当代课老师，我还真的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我像看过的一本苏联小说《乡村女教师》里的女主人公那样成了一名乡村男教师。而这个难得的机会，是因为父亲的高血压引来的。
我的父亲，一位从解放前教书一直教到现在的老教师，随着史无前例的“文革”不断升温，他的血压也随之上升，上课时面红耳赤，立足不稳。
一头银发的胡吟秋女校长，曾几次向管理学校的上级——虾浦贫管会建议让父亲去休养。最后，还是当地卫生所一个医生，量了父亲的血压后，一声“想在讲台上送命啊！”的惊呼，才让他们松了口。但前提是要有水平的代课教师来接班，千万不能荒废了咱虾浦小孩的文化！
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这回竟十分自信地出面推荐了我：“我儿子叫沈惠，六六届宁波名校高中生，他的一篇歌颂党的领导干部鼓励儿子去当农民的作文《钱院长和他的儿子》，入选1965年市《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而且他还能一字不落地把毛主席发表过的所有诗词一口气背诵出来。当然，包括用红漆写在学校门口两旁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大概是我的后一种水平，把在场的人震得“莫名惊诧”。当他们问到我是属于“造反组织”的哪一派时，父亲才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属于哪一派都不是的‘逍遥派’。”
我当“逍遥派”，实属无奈之举。自1966年炎夏，“文革”初期，“横扫四旧”停课闹革命开始，学校里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教师大多滚落讲台成了黑帮分子，学生冲出校门或去“革命”或去“大串联”。折腾了近两年，差不多已经把“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命，都革得“滚他妈的蛋”了。“革命小将”剩下来的精力，就用于和各种“司令部”、造反组织一起忙着打派仗，夺权了。
曾有个已当上某造反派“副司令”的老同学请我去他们的《全无敌》派报，操笔杆子——当编辑兼任唾沫横飞、棒棍乱舞中的战地记者。倒不是我胆小怕事，原因是我这支善于写优美散文、抒情诗篇的学校“一支笔”实在写不来，也不想去写那种泼妇骂街式的所谓“革命檄文”。这哪里是他们说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文字，”我心里说，“简直是侮辱中华优秀文字的粪土！”
三天后，当我得知，发给我们每人每天两斤饼干的酬劳，竟是他司令部下属的“文攻武卫小分队提着青柴棍得来的战利品时，我厌恶得直想呕吐。于是，我被当副司令的老同学指责为丧失革命意志”而引身告退。
就这样，我不为两斤饼干而折腰地回家隐居。逍遥了一段时间，一星期才从学校回家一次的父亲说：“何不趁机读点书来充实自己，你的理想不是想当人民教师吗？”我突然冒出一句“只有傻瓜才会再去当老师呢”。这样一句气话竟把高血压的父亲气得差点晕了过去。后来，他跟我说了好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他最后说了一句：“不管‘文革’怎样革，我们要深信教育是国家的万年根本大计。”
父亲临离开家时对我说：“厨房墙角砖里我偷偷藏了一些书在里面，你可以拿去看，这能点亮你晦暗的心。”
走时，父亲还特地关照了我：“读时，把书套上《毛泽东选集》红封面。”
后来的事，又一次证明父亲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人生信条，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近邻居见我“不入派”地躲在家里二门不出，就不免探头探脑。见我整天捧着红彤彤的《毛泽东选集》，不阴不阳地说：“人家要当学《毛泽东选集》积极分子哩。”
讨厌的倒是那个新当上街道革委会副主任的陈某人。似乎特有革命警惕性，窗外张望还不够，还要走进屋来。还好我机灵，待他进屋时，我早已掉包换了本真《毛泽东选集》就读。
陈某说：“去街委会读读报，也是革命青年的革命行动。”读报倒也罢，他还总是要来插上一脚。譬如，我读到一位宗教界的领袖名字时，他站起来说：“刚才读得太快，请革命同志不要搞错，这是两个人的姓名。”我憋不住书生意气，当着大伙的面，把他抢白得十分难堪……为此，妈妈责备了我的任性。我却强词夺理：“毛主席不是说‘书生意气’是用来‘挥斥方遒’的吗？我就是要挥斥一下这个文盲加流氓的家伙！”从此以后，我在家里读书，就免不了东张西望，提心吊胆。
所以，到了这地处偏僻、古风犹存的虾浦小学，白天去课堂里教书，晚上躲进父亲的宿舍小楼自成一统，真的有点“不管春夏与秋冬”了。在摇曳的油灯下，我读着陶行知、丰子恺、夏丏尊等老一辈教育家的著作，恍惚中感到自己是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与这些尊敬可亲的老师在一起亲密谈话，向他们讨教学问。
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几乎都在“停课闹革命”的形势下，虾浦小学照样每天撞钟上课。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那钟声真是有别样的温馨。撞钟的老人，脚有点瘸，是一次出海时被风浪击断的桅打的。他尽的是“义务”，从不要学校一分钱的报酬。他姓巩，我叫他“功德”大爷。“只要我一天走得动，就为学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常挂在“功德”大爷口边的话。
这悠长的钟声，给予我希望与感动。直到后来，我更感到这钟声里的人性与道德的响当当的力量。
我接替的是父亲所教的五、六年级高段语文课。不知是虾浦哪一位造反司令或贫管会大头目（学校老师背地里的称呼）史无前例的创举：把毛主席的书一统为全校的语文教材。理由是辉煌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如果还有所区分，就是一年级至四年级小学生上毛主席语录课；五、六年级，要兼学《毛泽东选集》，也叫做《雄文四卷》。
当年高音喇叭里播放革命歌曲《毛主席的话儿我最爱听》，可我的可爱的小学生就是不爱听。不是说，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世界吗？怎么就改变不了满课堂昏昏欲睡的瞌睡虫呢？
一回，我在百般苦恼中备着《毛泽东选集》里的《关于纠正党的思想》一文的新课，看到文后的注释中有“李闯”的条目，又翻了几页，在《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后的注释中也有《伊索寓言》这样的注释。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这些注释完全可以演变成一个个故事来讲。毛主席老人家的学问也真大，像这样有故事的注释在《毛泽东选集》中还比比皆是。
在校时，我是校革命故事讲演团的故事员，我的故事师傅是教我们语文的也是市工人俱乐部特邀故事首席蔡松坡老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后来我讲故事的水平被师生共同认为有声有色。一次，我讲《欧阳海之歌》，讲到欧阳海壮烈牺牲那瞬间，竟激动得把讲台当做马车来推。讲台下面顿时响起一片向欧阳海学习的口号，因此我得了市优秀故事员奖。
自从发现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新大陆”后，我开始“大不敬”地把毛主席的原话，暂且搁置在脑后，把《毛泽东选集》课“修正”为故事来讲。
没想到，李闯，也就是李自成的故事在课堂上一开篇，下面的学生个个来了精神，竖起两只耳朵，乌溜溜的眼睛瞪得发光。几堂下来，还由此引来了校外的不少“旁听生”，以至后来，课堂后排的空位子不够坐，几位年纪大的老人还自带凳子来旁听……一时，校外都在纷纷传说：虾浦小学来了个会讲故事的后生（青年）老师，说书比说书先生还说得精彩。（20年后，我作为一名教师作家重访故地虾浦时，已成了人父人母的我原先的学生，特地备上酒饭，一再请我再次讲故事。）
一直到我离开虾浦小学，算算，长长短短一共讲了62个故事。这里有《矛盾论》一文注释中的《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里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以及《聊斋志异》中的多情多义的狐狸……
后来，回想起我讲的故事没出政治问题妙就妙在都选自红彤彤的《毛泽东选集》，具有绝对红色政治的安全系数。
当然，也有前来学校告我状的家长。虾浦小学在渔忙季节是一直允许学生不来校上课的，跟着大人下海涂拾《海瓜子》挖《蛏子》等，以增加家庭收入。而我班级的学生，犟得死活不肯听从父母去下海，原因是舍不得丢下我的故事。
“是学毛泽东思想重要，还是拾小小的海瓜子重要？！”《贫管会》年纪最大的委员，我的老牌旁听生浦大爷的一句抢白，就把告我状的人乖乖地给顶了回去。
我把我代课中的“精彩故事”写信告诉了刚从“牛棚”放出来的蔡老师，蔡老师首先夸我有中国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智慧，并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男教师，信末，他用普希金的《希望》一诗，作为我们师生憧憬未来的希望：
厄运的忠实姐妹——希望甚至在阴暗的地底
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欢乐的，星期天，我带上他们举着火把去钻海边山上的一个个山洞；或扑入水库蓝格莹莹的水中，言传身教这些脱得赤条条扑腾“狗爬式”的孩子学正规的自由泳；或者举起自制的昆虫网去捕捉蝴蝶，制作蝴蝶标本。
玩累了，躺在海边，给他们讲《精卫填海》、《柳毅传书》的故事听。学生当然也犒劳我这个“孩子王”，抓来海涂上的跳跳鱼，捡来柴火《烧烤》。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里面装的是偷灌来的自家酿的米酒，让我一醉方休。他们扶着我摇摇晃晃步入海水，我朝着大海大发诗兴：
啊，这无边无际的波涛啊，这无边无际的力啊！这无边无际的舞蹈啊……
我原来同班女同学卿收到了我用散文写成的题为“一个乡村男教师的快乐”的信后，第二天就自作主张从宁波的家中“私奔”到我这里，在我的学校待了三天。她说，要不是要照顾在批斗中骨折的父亲（她们家是印尼的归侨，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她真想和我在这里一起做“孩子王”。
在她临回宁波的前一夜，学校操场那棵老樟树下，她拉着自己带来的手风琴，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让我敲响树上挂着的《上课钟》，当作伴奏。一群学生围着点燃的篝火，唱呀，跳呀，热闹呀。围观的大人中有几个喜欢说笑话，嚷着，惠老师（为了让学生区分我和父亲的称呼，胡吟秋校长说，取我名字中的“惠”字，叫惠老师吧。全校老师则亲切地叫我“阿惠”。如今，我虽已是满头白发了，去年在文联碰到个已经90岁的虾浦小学老师，一见面还是叫我阿惠，真使人感到亲切如许！）阿惠老师“好热”了！（虾浦本地话，结婚的意思）还跑过来讨我和卿的糖吃，直把我和卿搞得脸孔通红发烧……
（恢复高考后，卿考上了一所著名的艺术学院，毕业后去了贵州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担任音乐老师，她在来信中多次提起虾浦小学老樟树下的欢乐和希望的钟声……）
随着萧瑟的秋风秋雨把学校老樟树的枝叶刮打得七零八落，“文革”新一波的政治运动“清阶”也深入到虾浦这个偏僻的海边小山村来了。
虾浦那边来人“陪”父亲去学校接受审查。踉跄着步子的父亲在离开家门时，回头看了看我们，吟了一句那段时间里常挂在他嘴边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没想到，这竟是我听到的父亲最后的声音，李商隐的诗句竟成了父亲的绝唱。
1968年12月7日这个阴霾的日子，在事隔了30年后的今天，在我的记忆中还历历在目。连那天中午饭，我那最小的弟弟，很久吸不出螺蛳里的那一颗肉丁，像小老鼠一样连续发出的“吱吱”声，还犹如在耳……
父亲这一去已有二月，音讯杳无，也没有收到他往家里寄的工资，我也因为“成分问题”失去了代课教师的资格闲在家里。母亲一人的工资就成了一家包括住在我家的外婆六口人的经济来源。记得那天的中午饭，桌上唯一的一碗下饭菜螺蛳，还是我和大弟从河里摸上来的。
一向好脾气的母亲在沉默的饭桌上忽然朝着小弟发火：“吃饭还想着玩，没教养的东西！让你父亲回来教训！”顿时，10岁的小弟放下吸不出肉丁的螺蛳，委屈得低下头呜咽起来。我知道母亲心里烦，正想说上几句安慰话，这时从外面挟着一股冷风，几个人撞进门来。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其中一个就是“街革会”的副主任李某，还有几个也面熟，是虾浦“贫管会”、“教革会”以及造反派的人。
李某板着脸说：“要抄一下你们的家！”我横起头说：“凭什么？”
“就凭你反动老子的罪行！”李某说完对来人把手一挥，“抄家！”
“抄家”一词的含义，我是在读《红楼梦》中“抄检大观园”一节才了解到的。想不到这种在中国封建社会上演的“戏”，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无视法律，无视人权遍地开花！
他们开始翻箱倒柜，看到有字的纸张、信件、本子，他们都会塞进麻袋里去，说：“带回去审查！”而绝大部分是父亲写满密密麻麻字的工作笔记和备课本。
当抄家的人要把我珍藏的一本日记本也抄入麻袋里去时，在墙角一旁冷观其变的我，过去一把从他们手里夺了回来。
这本日记本是我在北京买的，喜爱上它的原因是这本日记本硬封面上烫着“东方红”的红字和金色的“天安门”图案。翻开日记本的第一页，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太阳。这是我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对革命师生的检阅，亲眼见到“红太阳”的光辉形象后，激动地跑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天安门城楼下，深情地一遍遍抚摸着红墙，虔诚地用沾在手掌上的红粉，食指在上面画下的心中的“红太阳”。心儿幸福地跳个不停，我依偎着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在日记本“红太阳”下方记录下了我心中滚烫的感情：
天安门城楼的红粉啊，
您红得就像红太阳的光辉，
您把革命青年的心儿照亮，
我要沿着您所指引的革命航向，
去实现我那革命教师的理想。
（这本日记本，至今我还珍藏着，还被放到社区里“激情年月红色收藏展”中去展出过。一位大学生看了这几句诗，不屑地哼了一声：幼稚。我在旁边听了，没发一言，发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见我抢夺日记本，抄家的人以为里面藏有什么罪证，纷纷过来，横看竖看后，不屑地一把扔还给我。
外面的天阴暗得好像要下雨，眼看抄家也抄得差不多了。虾浦过来的一个人对我们说：“你父亲抗拒到底，不交代问题，现在被‘群专’关起来，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你们派人前去劝说，或许还有坦白从宽的机会。”
此时，我明白我应该担负起父亲经常跟我说过的“长子代父”的责任，我对母亲说：“我去。”母亲说：“天冷了，你把你父亲的厚被带去。”他们冷冷地说了一句：“不用了。”推了我一下。“上路吧！”那口气就像对待一个押赴刑场的罪犯。
一阵狂风挟带着淫雨泼洒在我的脸上。回想起今年春天，我兴冲冲挑着行李去当代课教师，走的也是这条路，道路两边，杨柳依依，我去田野里采摘了一朵紫云英花插在父亲给我的那件灰色中山装上的口袋里。让那支也是父亲给我的黑色杆子的老金星钢笔映衬得分外风光。
而眼下的境遇，“雨雪霏霏”似的让人凄然。父亲命运未卜，犹如脚下踩着的泥泞道上的坑坑洼洼。
想着想着，终于到了虾浦小学，我看了一眼校门两旁的“云水怒”和“风雷激”，神情木然地跟着人走进去。只见学校礼堂前的台阶上站着一整排脖子上挂着“黑牌”的人，正在接受着训话。队列中有我一向敬重的胡吟秋校长她低着头，向来都梳理得一丝不苟的银发，被剪成了“阴阳头”。听到脚步声，她抬了一下头，目光与我对视了一会儿，蠕动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马上被人训斥了一声“老实点！”按下头去。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在窃窃私语，我只听清其中一句：“作的是什么孽啊！”
拐上楼梯，我又来到了我和父亲都曾住过的楼上那间小房间，等他们打开锁，一脚将门踹开，只见冰凉水泥地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尽管脸上蒙着一块白布，我也千真万确能辨认得出这具僵硬的身体，就是我的父亲。
可我的父亲从来不是这样的呀。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位受学生尊敬的老师。他曾让我看过他珍藏的“银盾”（一种用银片打制的纪念品和赠品，民国时比较流行）。他说，这些“银盾”都是解放前他教过的学生，于毕业典礼时赠与他的。我仔细一看，上面镌刻着“难忘恩师，光泽永恒”“授道受业，教育风范”等颂扬老师的句子。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谨慎的父亲为避政治嫌疑，在“大炼钢铁”那会儿，把它们当成废铜烂铁一起扔到“小高炉”里的烈火中去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十分可惜。
我可从没见过父亲大白天躺着。父亲要么在课堂里，用他略显沙哑的喉咙为学生讲课；要么，在办公室伏案备课，批改作业本。有时也会提起毛笔，用他那“瘦金”体书法，写几句诗，经常写的一联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每到六一儿童节，父亲则要露上一手，变戏法给学生看，压轴戏则是保留节目“山洞流霞”：先让学生朝着他手里的空铁筒打上一枪。眼睛一眨，空铁筒就会抽拉出一条又一条彩色的纸带来。最后一条，展开送给孩子们的节日祝贺：“祖国花朵，未来希望。”
私下里，我要向他讨诀窍，他总是不肯传授我，还神秘兮兮卖关子：“真相不露白，露白要赤脚，哈哈。”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父亲一星期从学校回家一趟，一放下包，就去屋后的菜园子和他的“大地母亲奉献的宝”“亲密接触”，或摘朵黄灿灿的雄花，去逐个吻结着羊奶子般大小南瓜的雌花花蕊，他告诉我：“这叫人工授粉。”
可眼前这具僵硬的身体无疑是父亲。别钢笔那只中山装上口袋的线折是母亲亲手缝的。裤子膝盖上淡红的痕迹，是父亲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滴下的蘸笔上的红墨水……
强忍着泪水，捧起父亲的头，手触到父亲后脑勺的那道疤痕。原先，这里有个鼓起的肉瘤，顽皮的学生背地里把它比喻成“半个乒乓”。父亲则说，长着不痛不痒，动个手术要影响课程。后来还是胡吟秋校长劝父亲以防万一变恶性，他才去动了手术，只休息几天，就贴着块纱布上课了。
掀开父亲头上盖着的白布，那微微露出嘴唇的舌头仿佛在对着我无声地诉求。让他去掉身上压着的那块黑牌，他不想带着大耻大辱去黄泉路下。
代课期间，我临摹“毛体”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横幅挂在朝东的窗台上的墙面上。如今字迹依然血色鲜红，而窗台上春天时和卿一起从山上采摘来的插在海螺上的映山红，已凋零枯萎，仅剩下铁丝似的枝条在窗外刮进来的寒风中颤抖。
我跳上靠窗口的桌子。“你也要畏罪自杀！”下面有人惊慌地一把拉住我。我说：“我不能让父亲这样走！”一脸庄重地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横幅从墙上取下来，盖在父亲的尸上。这时，房间里的人都看着我，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来阻止，房间死一样的静寂。
“胆大包天，竟敢把毛主席语录，盖在反革命身上。”有人从房间外撞进来，对着我发飙。我回头一看，见是那个绰号叫“讨饭”的家伙，歪戴着一顶军帽朝我走来。
我在代课时，这“讨饭”经常闲逛到我们的大办公室里来，一来就吹嘘他祖宗三代的“讨饭史”，说什么整个虾浦镇，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红五代，爷爷的爷爷讨饭时还被地主的狗咬过一口……
“狗咬过，狗咬过，还留下阶级仇恨的伤痕呢。”实在听得厌烦，一位老师用“伤痕”才让他封口。
这个绰号叫“讨饭”的人，好吃懒做，四十朝外还是光棍一条，弄得有一餐没一餐。“你呀，什么样的人都好去学，就是不许去学‘讨饭’。”虾浦人教训自己的小孩常会这样说。“文革”中“讨饭”竟“讨”成了虾浦某造反派副司令。
我手里攥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横幅不放，瘦得“鸦片鬼”似的“讨饭”坯，竟恼羞成怒把横幅撕成了碎片。我愤怒得就像条眼睛发红的狼，“讨饭！我抓住你个现行的反革命！”一把抓起父亲用来自尽的绳索，一手拧转“讨饭”的胳膊要去捆绑他。
“贫管会”的冯大伯出面了，指着“讨饭”说：“太不像话，自古最要珍惜是字纸，撕破的还是毛主席的字纸。你说说该当何罪？念在我和你死去的父亲一起出过海的交情上，放你小子一马！还不给我滚出去！讨饭！”
“讨饭”瞪了我一眼，骂骂咧咧溜出去了。
晚上，代课时一位要好的老师让我去他屋里睡，我谢了他，坚持要为父亲守灵。我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碎纸片捡起来，放在脸盆里，当作纸钱烧给父亲以作祭奠。
我神思恍惚，跪在父亲亡灵前，忽听得有“当、当、当、当”像铜钹敲打的声音从夜空中飘进来。难道今夜里有哪户人家也失去了亲人，在请人“笃经”？菩萨都被砸光了，哪里去找和尚和尼姑？
可那“当当”的钟声一直不绝于耳地响着。我好奇地推开窗，见夜色朦胧中，学校操场那棵老樟树下有人影在闪动。虽然影影绰绰，但我立时判定出，敲钟的人是“功德”大爷。
（父亲平反后，我专程去看望了巩大爷，九十高龄的老人腿脚显得更瘸了，然仍精神矍铄。他说，现今虾浦小学上课已改用电铃了，这只他敲了十几年的上课钟被他要了回来，他还拿出来摇了几下给我听。当我提起那个夜里的事，他说：“那晚我当了一夜‘和尚’，为你父亲‘笃经’。几个臭小子见了说我半夜三更敲钟，发神经。”听完，我跪在地上，朝巩大爷磕了三个响头……）
听有人来敲门，是住在对门的郑家嬷嬷。她是离学校十里地外“十七房”郑家人，一直在学校里烧饭，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饭头脑”，是个朴实风趣的农村大娘。卿那会儿来，她特地炒了一盆海瓜子来款待，还一直笑嘻嘻地问：“小卿啊，啥辰光和阿惠拜堂啊，我要把当年拜堂用过的‘凤冠霞帔’打扮新娘呢。”她先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打开门去四周瞧瞧，伤感地把父亲的死因说给我听：昨个晚上，阿芬（她的女儿，在邻村的小学当民办老师）给我送来一瓶蟹糊。大约夜里9点多一点，要走时，雨滴哩嗒啦下起来还没个停。我说，我屋里没伞，要么向老师借一借。阿芬说，这么晚了不要去惊动老师了。这样说着时，你父亲从对门走出来，将一把伞递给阿芬，说了句：你拿去用吧。说完便回到自己的房里。记得当时你父亲脸色很不好，人像发呆一样，我们又不便去问。
约莫是白天他被上海过来的外调人员审查了整整一天之故。约莫过了个把时辰，我还在纳鞋底。听到你父亲开门声，接着是下楼梯的脚步声。我心里想约莫是去送检查材料。没过一会儿就从下面那间审查室里，传来了拍桌子的声音和上海口音的训斥声。再后来嘛，我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对面开门、关门声，心想，你父亲约莫是‘过关’了。
“今一早，造反派里的人见你父亲没有按时下去排队，接受早训话。上楼来踢开门后就见你父亲已吊在屋梁上……”
我有点自言自语问郑家嬷嬷：“父亲为何去寻短见呢？”
郑家嬷嬷说：“也是听来的，据说你父亲半夜又去把白天签上字的供词推翻了。就是解放前你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是上海造船厂党委书记的罪证。”
很久以后，我还一直在想，在我父亲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人生准则里把良心看得比自己命还重。
一夜无眠，待窗外透进来微曦的晨光，见到外面的天飘扬着零星的雪花。临走时，去告别了巩大伯，郑家嬷嬷，告别了我应该告别的人。我拉起手拉车，这是冯大伯从生产队帮我借来的，装上父亲的尸体，向五里外的虾浦那个小车站拉去。“贫管会”的人，已联系过宁波的火葬场。
一路上，有人在默默地看我，也有人朝着我在指指点点。只是，没有人来理睬我，哪怕是认识我的人。我没有丝毫责怪他们的意思，在这非常的日子里，谁愿意引火烧身，把人家的棺材板往自己肩上扛呢？因此，我愈要让自己的脚步走得沉稳些。我心里很是明白，从今后，我这样“成分”的青年以后的路，远远要比脚下的路难走得多了。
脚下的路泥泞不堪，且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陷坑。拉着拉着，两条腿竟没出息地打起了“脚骨软”来。摔了几跤，弄得一身泥浆，狼狈不堪。
忽然，感到越来越显得沉重的手拉车，来了股突来的冲劲，回头看，竟是两个剃光头的孩子在帮着我推。这是我班上最顽皮的两个学生，皮得连巩大伯专职敲的上课钟，痒手痒脚得也要去撞几下。一次以致捣乱了上课时间，引起全校大哗，我气得各拎起一只耳朵拖回课堂来……
正是这两个被我封为“一号皮蛋”“二号皮蛋”的孩子在我无助之时伸过来助援的双手推我向前，还稚声稚气喊着“加油”声，这使我从昨天开始一直没落过泪的眼眶滚出热泪来。
（在我以后艰难的知青岁月里，每当我挺不过去，打起“脚骨软”时，这“加油”声，使我心中涨满了热切的希望！）
我握着冷冰冰的车杠，但我觉得手心火烫，一直热到心里头去。希望，甚至在阴暗的地底，也会唤起你们的欢乐。我竟会在这泥浆路上，书生气十足地再次高声吟诵起普希金的诗句来。
听到后面有脚步声赶上来，接着就响起打人声和骂人声。我惊奇地回头一看，竟是“讨饭”在打骂孩子：“打死你，兔崽子，打死你阶级叛徒！”我的那两个好样的皮蛋，这时变得像两个铁蛋，在“讨饭”前毫不示弱。一边回骂着“懒汉！”“讨饭坯！”，一边抓起泥巴像打狗一样朝“讨饭”打去……
要不是当时有我认识的家长赶过来拆架，要不是怕耽误了车站那边约定的运尸车的时间，我真想用我在市少体校操过的拳头，将这个新生代的“讨饭”狠狠揍倒在地！
在继续帮我推车的路上，两个铁蛋侧着光脑袋提问：“惠老师，你讲的‘精卫填海’的海是什么样的海？”“是不平的海。”“老师，什么叫做不平？”我茫然地望着满天的乌云和飘着的雪片倒吸了一口冷气，说：“等到你们长大了，自然会明白！”
冰凉的铁皮运尸车像一口铁棺材，已冷漠地等候在车站前。到了最后告别父亲的时刻，我将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掀起，又一次凝视父亲的脸，没有哭泣，没有叹息，只有撕裂心肺的痛。我折了几枝路边枯萎的矢车菊，把它放在父亲的脸旁。我在抚上那双微闭着的死不瞑目的眼睑时，发现一滴清冷的泪，顺着父亲的脸颊淌了下来。远方，传过来敲钟声，当！当！当！这该是功德大爷敲起的上课的钟声……
1978年10月一个金秋时节，我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学的操场周边星星点点地开遍了淡紫色的矢车菊。我正在上着上午第二节语文课，从部队转业回来，学校的柯书记，陪着县教委来的同志，把我叫出去将一份父亲的平反通知书递交到我沾满粉笔灰的手里。我没有流露出一丝激动，连说声“谢谢”也没有。平静地回到讲台上，朝着下面说：同学们，下堂语文课改为故事课。我要对同学们讲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故事题目叫做“让我们敲响希望的钟……”
初稿创作于1980年10月，定稿于2012年5月29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