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是个面对现实的人，他能够不抱偏见，比较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身。
在抗战爆发前夕，史迪威客观评论了国际上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
史迪威认为：一切日本在中国的行动，都以需要建立一个“坚固的西方前线”，以对抗俄国为前提，他假定中国将失去华北，外国除了“大惊小怪和发怒”外，将无所作为，美国“除了写照会外，不会做更多的事”，而既成事实将被接受。日本不会遭到中国或世界的认真抵抗，而外国将越来越不倾向于促使停止侵占。事实上正是这样，日本正是以苏联来威胁列强，以此来换取英美等列强不干涉它侵略中国的行动，日本的这个目的，在中国战争的初期是达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援华款项从未超过3000万（美元），且又不允许购买军火；反观美国对日本，则生铁、汽油的输入皆无限制”。英国直到1940年应日本要求，还把中国当时唯一的陆上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封闭3个月。直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仅威胁到英美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他们的殖民统治，英美才感觉到一味纵容日本的错误政策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援助也才比以前较为重视了。
史迪威还客观地分析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态度及行动。
史迪威认为：现在是中国抵抗日本的关键时候了，否则就太迟了。但是，蒋介石没有显示出愿意冒公开与日本决裂的危险。“他知道他将被打败，这意味着反叛将在他的背后爆发。因此，他将稳稳地坐着，保持他能保持的，并指望外国势力帮助他守住上海——许多外国商业所在中心”。史迪威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维持平衡的办法是继续私下谈论武装抵抗，而除了对付共产党人外，不真正采取行动。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毫不转变，他逮捕、拘禁有反抗日本情绪的领袖，并压制救国会。史迪威的这一分析是透彻的，蒋介石当时在表面上还是谈抗日的，但实际是围剿中国共产党。例如：1935年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讲话时，就说：“我借的麦棉贷款，就是为了抗战，如我蒋某不抗战，全国共诛之……”而实际上，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把麦棉贷款用去追剿中国工农红军。史迪威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没有为了对抗日本进一步的侵占而作出有计划的防御的迹象。没有增加部队，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没有训练和演习”，蒋介石“没有做此事情的意图，或者他对与一等强国作战并如何准备的意义全无理解”。1938年当他会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后，史迪威给美国参谋二部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对其指挥中经常出现的混乱应直接负责。”原因是：由于他对竞争者的怀疑，害怕授权或信任他的下属，蒋尽量操纵一切。他“首先考虑的是维持他对最好部队和物资的控制，使他的地位不受威胁。”
史迪威从客观现实的态度出发，因此，对人的评价也较客观、公正、坦率。
1938年史迪威会见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干部并和他们一起进餐。史迪威认为他们是“一致的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截了当。和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适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和傲慢。”
史迪威对中国的士兵、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印象是：我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有信心，基本上是伟大的、民主的、遭受恶劣不堪的统治。没有印度式的种姓和宗教的界限……诚实、俭朴、勤劳、愉快、独立、容忍、友好、有礼貌。
史迪威说：我以为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做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
以上这些材料，充分反映出史迪威由于敢于面对现实，因而他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他所了解观察到的情况，并给予公正的判断。虽然，他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全面和深刻，如他说：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开放军事政策”和“发动群众”的政治要求，是很笼统的常用政治口号。他不理解，这就是共产党全面抗战方针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如此，史迪威在中国抗战的过程中，深深了解到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是他完成美国给他使命的重要依托。
史迪威为了尽快赢得对日作战的胜利，主张武装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调动共产党的部队及国民党封锁共产党的军队去进行抗日。这是不抱偏见，大胆地面对现实的主张。
史迪威及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在参加中国的抗日过程中，他们发现国民党没有用美国的供应物资装备抗日的军队，而多半是装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囤积物资，准备内战；加上官员的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使得美国的供应物资，不能发生其所企望的效用，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游击队的装备却很差。他们还了解到：“共产党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享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军队和政府，应该得到美国租借法案的物资装备，使其在对日军作战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可是蒋介石不但不给他们物资装备，而且还把20个师的兵力摆在西北，不用去抗击日军，而去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这种自己不积极抗日，也不准共产党抗日的行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为此，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曾提出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建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及军事关系，用租借法案的物资武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了解情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等等的建议。
当然，史迪威他们的主张，仍然脱离不了军事的需要和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备忘录草稿中，就提出：任何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应当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并限于目前的危机。史迪威还说，将使用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对此总不应有任何误解。可以使他们不致和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地方发挥作用，但他们在危机中必须被接受为“战斗”队的一部分。
英军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从延安给史迪威的报告中，极力主张拟订一个计划，用租借法案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他说：“美国军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合作……这种不彻底的合作的显着成功，理应使我们考虑更多的积极措施。
“这样的军事合作应以我们向共产党部队提供他们现时非常缺乏的基本军事供应品开始。并训练他们有效地使用这些供应品。应作出计划，当在华战争进入后期时，实现共产党与空军和其他地面部队之间的真正的战术上的合作。
“向共产党部队提供供应品虽然有很大的实际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可见，史迪威及其下属，他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及作战计划，一切都是为了积极主动地进行对日军的攻击，达到牢牢地把日军的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的目的。在实现这一目的的时候，他们不管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只要是抗击日军的部队，他们即愿意给予供应和装备，并与之合作。这在客观上，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益处的。
史迪威在完成他的使命的过程中，努力对中国争取援助物资，整编训练中国军队，努力完成打通中印公路，使援华物资顺利地运输到中国，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热爱，这都与他的客观现实态度分不开。这些使史迪威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