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8年2月政变，夺取政权，我们有很多书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记者或历史学家那里听到对“二月事件”的解说。但经常我们不去详细分析1947年末和1948年头几个月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动向。
不久前，我在捷克电视中听到了一位据说是领先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深刻”思想。他描述了1939年3月15日和1948年2月是有着类似后果的历史事件。明显地根据这位“有教养的”记者，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消灭捷克人民和将他们从其历史祖国驱逐出去是相类似的。
1948年初的基本问题是：1946年的选举过了20个月，在这过程中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了吗？如果在那时构思政府的纲领，需要研究关键问题：我们在人民中，在选民中，在社会中，获得的支持怎么样？1946年的选举中，记录了捷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与左派一起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捷共各州机关在1947年末组织的民意调查，即在2月的两个月之前，除了首都之外，各州的结果显示选民的政治分布几乎没有变动。
大部分选民集团完全同意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们表示不同意任何形式地回到1938年以前，即第一共和国时期——那时国内存在着高度失业率，没有解决的民族矛盾，在慕尼黑时被那时主要盟邦英国和法国所抛弃。1948年初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分歧激化了起来。公众认为是右派势力企图使国家的发展回复到慕尼黑以前的状况。当时不仅政府中的多数，选民集团中的多数也反对右派想回到以前几十年的政变。然而右派完全没有分析政治形势或者得出了认为是对他们更为有利的、但是实际上错误的结论，右派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来使政府垮台。他们的在政府内阁中不占多数，在使政府垮台的企图失效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辞职。政府中的右派把事情搞糟的手腕也显示了那时辞职的部长们专业上的无能。在1948年2月进行的政府改组完全符合宪法，在1948年2月，没有能实现回复到慕尼黑前时期的共和国。
要求对1948年2月以后的时期做出特别的评审。成绩和胜利有时会引起过分的自信感，于是会深信可以允许做以前想都不想的事情。的确，在1948年2月以后这样发生了。我们共产党人自己这样做了——准确地说中央的党的领导，根据中央指示，包括各州和各县。
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政治胜利代表着重大的责任。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虽然要对所有的第一共和国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慕尼黑事件和被纳粹占领等等负责。但是第一共和国时代，社会整个生活中产生了普遍希望的进步，与邻国，特别是西欧各国可相比拟的全面发展，特别在生活水平方面。在二次战后，我们的西方邻国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从50年代末开始，西欧各国在经济上快速发展，这个事实在以后的几十年显著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发展。
我有幸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话，力图知道如何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形成了党领导层的政策，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它。大部分的谈话都强烈地用已经证明了的理由，常常还带着衷心的自我批评来评价过去的发展。他们完全公开地，不掩饰的自我批评，承认是政治错误，并且是亲自经历了的错误。
党的领导人中的一位、战后首届政府财政部长朱里阿斯·居里斯（Julíus u-uris），对我这样年青、没有见过世面的部长讲述40年代和50年代的一些政治事件。他是一位战前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当他在布拉格出现之初就对这样的政治实践抱着批评的态度：当某个人的参加是必须的，是不可代替的，但却被排除在做决定之外。他不断地强调，政治不能没有人民，没有选民。他常常在我们的见面中不忘记提到：对小企业的不幸的国有化对我们十分有害，这是不能见到世界上的阳光的。他还自我批评地说他对自己在50年代发表的政治审判的观点有共同责任。在这个情形下，特别谈到了他当时同意谴责G·胡萨克及其他代表人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自然我在自己多年的党和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也和一些拒绝批评在过去发展中有错误的人谈过话。相反，他们还认为过去错误的观点是思想意识上错误、有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什么样的思想在现实和批判意义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我来说，想了许多年也还没有想出来。
从这些关于“二月事件”前，特别是1948年“二月事件”后的发展谈话中，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候在党的领导层中占多数是过激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捍卫者似乎首先向莫斯科及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们表明：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惩办反对派——那些假想的和实际的敌人。
在那时候，即在1948年2月以后，摆在党的领导层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保持现有的选举制度，它是由政党制度而来的，还是我们放弃它？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是不是合适？怎样对待自由出版？怎样来对待那些政党的政治领袖们，他们在二月遭受到政治上的损失？
党的领导层对待上述这些问题给予了明确的不含糊的回答：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过激解决办法，在中央，各州，各县，区的联合执政完全不再考虑。在这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事。这种极端的、限制性的、禁止性的措施一天天地来到了上述各地区。社会的大多数对这样的过激措施不接受。在党的机关和组织中由过激的少数派掌权。
占主导的是普遍宣布的口号：“党的手中掌握了一切，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但这不是党，而只是党内的少数，它们是在中央的过激的保守的集团影响下在州和县里形成的。没有得到多数支持的政策引起了怀疑，最后引起了反对。这是发生在5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待这些加上了部分安全机构的强权干预。这些机构在那时失去了任何的控制。在40年代末期，安全机构的领导采取了反对内外敌人的理念。所有这些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敌人：那些过去任何时候在西方呆过的士兵，飞行员，西班牙国际纵队成员。各种曾经流亡国外的和国外来的移民。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产生政治审判的想法。各国的党领导层在苏联官方机构的压力下，允许组织这种镇压事端，主要发生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达到顶点的重大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党在以后的30年中没有采取有力和及时的处理和纠正。
党的领导层在和右派的交锋中——在二月，这样的交锋有过——抛弃了原先考虑的要在最近的将来采取有质量水平的执政方法，这样就没有在这个历史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逻辑的思考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作为独立的政党在正常的民主交锋中得到议会多数？答复是很明白的。在1946年，在空前绝后的从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的气氛中，我们在捷克地区获得42%的选票，只跟左派在一起我们就是多数。1948年2月以后的中期考虑响起了：“国家的将来属于联合执政，不存在其他的方案”。
当然，在二月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不能忽视各种的“莫斯科的建议和看法”，这些意味着对我们政策的决定性的干涉。可以接触的信息证明：综合的镇压措施有时也来自我们自己的动议，以鲁道夫·斯兰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在二月胜利的气氛中钻进了所有地方，在领导层中没有遭到必要的反对。据说那时和斯兰斯基走得很近的还有阿列克谢·切比其卡（Alexej epicka），激进派的支持者，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女婿。绝对无上的哥特瓦尔德的权威庇护了激进分子的各种活动。我不想肯定，哥特瓦尔德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批准。最后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共和国总统签字拒绝赦免被判决人死刑的申请。哥特瓦尔德的严重的健康状态被一些贝利亚分子利用来派遣苏联顾问，对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施加不寻常的心理压力。此外，他的无法工作也给斯兰斯基、切比其卡、柯别茨基及其他人以进行一切的受那时的斯大林莫斯科高层所希望的活动。与此还有那时的政府副总理威亷·西罗基，除了其他事以外，他也参与了以G·胡萨克及L·诺沃曼斯基（L·Novomesky）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审判的准备过程。实际情况在党内，大部分人不同意或有怀疑，但他完全不考虑。著名的口号：“胜利拿到一切”也在这里适用。显然没有人考虑这样的结果：常常在历史上这个口号出卖了胜利。
当我企图弄清楚并想搞懂在二月后的日子里，在做决定的时候，整个气氛是怎样的时，我总是遇到相似的回答：建议和方案是权威的总理提出来的，由于患病，总理经常不在场，这种建议常常附上一个已经和苏联朋友咨询过的指示。在那时候，党的最高层干脆不讨论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应该是怎么样？没有所需要的自己的、宽阔的远见和想象力。而没有这种理念和想法，我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在有限的圈子里兜来兜去，这个圈子是我们在二月以后的清理队伍所造成的，接着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消极反应。
在1949年，通过了对私人企业、作坊、手工业者，小商店、大的居民住宅及小的不动产进行国有化的决定。这个步骤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全不可能合理地提出论据和在政治上加以理解。这是对超过一百万以上、在各种居民服务中从事私人企业活动的群众生活的广泛干涉，还包括对众多的大住宅楼以及小别墅和不动产的私有者。这样我们干涉了社会上不小部分人的生活，那些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私人企业活动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也维持了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
这样广泛的国有化造成了需要系统治理的局势。很快就知道了，系统治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新形成的社区企业，房产企业不能代替私人经营时的个人积极性——在广大各地方的私人服务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各种各样的长期形成的结构来满足社会的消费大众。接着的吵吵嚷嚷的上告和整年重复的对政府及人民委员会的批评，说满足地方居民需求的问题没有得到成功的解决。这只能说明，党的领导层不愿意承认从50年代初就开始的错误。
同时还需要指出，对小企业和私有者实行国有化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用这种办法进行的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对小企业的国有化。使捷克斯洛伐克在人民民主国家阵营中，在这方面占了不必要的第一位。根据“大国”的榜样对一切都实行国有化，在农业方面大部分都实行了集体化。
犯的错误是非人性的，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犯了之后还不承认是错误，并且没有去改正。接着我们在对小工商业业主进行了国有化时还论证说：正是国有化我们才消除了贪污和各种投机倒把。然而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在一系列国有化工商业的员工中出现了不少富翁和骗子，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肉类”（Masna）“蔬菜及水果”（Zelenina a Ovo-ce）以及有名的企业“乐园”（Raj）中。这不仅是由于在市场上的不平衡，而是由于这些中央管理的大企业，新成立的组织是造成贪污的沃土（温床）。
和国有化有关，使我想起了我在捷克布杰约维采时的同事，那时候担任捷共州委书记约契夫·帕拉恰克和他的副手博胡米尔·西蒙（Bohumil？imon），后来任布拉格市委书记及中央主席团委员。西蒙针对这些国有化“命令”说道：“那边在布拉格又是有人打中了狮毛狗。”帕拉恰克接着说：“即使是狮毛狗，但也命中了我们纲领的本质，我们丧失了数百万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在党内战前和战后经历了许多错误，但没有类似这样的事”。帕拉恰克在布拉格党中央也对这个不幸的决定提出警告，但是遗憾的是没有相应积极的反应。
小企业和地方服务根本不需要步调一致的中央管理。只有集体化是唯一从合理的角度可行的出发点。在科希策政府纲领中曾经包括：在小企业领域中，除了私营部分之外，可以建立竞争的环境。
与之有关应该正面地来评价那时候来建立起来的生产及消费合作社，同时我们必须提出：完全优秀的合作社应该是有真正的有职权的成员和共同业主组成，这些人在物质上对合作社的运转感到兴趣，于是在财政上很关心它的经济效果。而这些正是我们大部分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缺乏的。这样的系统干脆没有存在过。
在70年代和80年代，所有改正历史错误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政府做出了决定说，可以颁发进行私人企业活动的许可证和在合适条件下归还不动产。但这在市里和县里遭到了反对。在和负责工作人员讨论时，我听到：“总理，你希望让我们把已经国有化了的重新还回去吗？”这样什么也没有改变。显然这要求在党的机关中从上到下更换人员，特别是在党的机构中，但是这没有做。
对小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个战略上错误步伐是党内领导层中的激进派做出的，是给所有对捷克斯洛伐克抱怀疑态度的人，特别在国外的人看看，我们会清算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不过我们不是清算了资本家，而是清算了小企业家，小作坊主，他们是我们潜在盟友。显然，这些小作坊主，小不动产的业主是被当成捷克斯洛伐克资本家的代表。
在政治中，重要的是要观察你所采取的措施在那些直接触及的人生活中有什么反应。我的一名伙伴和同学，我和他有八年的时间共同乘SD（捷克斯洛伐克铁路）的内燃火车到特热邦中学去上学。他的父亲是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也涉及了国有化。他的房子被社区企业所接受，店铺关上了门。还有一位我的熟人，兹德涅克（Zdeněk）是那时梅济莫斯季的一位木匠的儿子，现在还活着。他父亲诺瓦克（Novák）先生的有木工作坊的小屋子，在国有化之后，“扩大了国家的财富”，但很快就破旧了。在国有化之前，在梅济莫斯季曾经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因为那时私营小店主潘卢舍克（Palu？ek）先生在清早就从种植人那里运来了新鲜的货品。木匠以前也可以请到。在国有化之后，这些服务，这些“货物”，居民很难能争取到，经常还等不到。新成立的社区和其他们的企业无法代替那样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和私人经营分不开的。
还需要批评地来评价一下二月以后的时间里，其他的一些未经思考的措施。为什么要在那时候形成PTP（劳动技术营）军事部队？关于存在有资产阶级敌对分子而需要孤立他们，但是缺乏严肃的证据。如果，像当时也论证过的，国民经济需要劳动力来从事建筑工作，那也应该用其他手段来达到。例如工资方面及社会方面的优待措施。
遗憾的是，这些事情发生在党的领导层不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由于党的主席患病缺席，国家的权力逐步地为激进派所攫取，激进派的成员是首领鲁道夫·斯兰斯基及其一小撮同事。
捷共是唯一的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也是唯一的国家，执政党的总书记被送上了绞刑台，同时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部分是犹太裔。历史证明将政治和安全机构相联结是危险的。一旦安全机构失去了合法的有效的控制，它就要反过来力图征服和控制政治家，利用或滥用他们（政治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已经无法弄清明确的方向了。在国内出现了不健全的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可以允许做一切，组织了多起政治审判，包括一些违法的做法，描绘我们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严重威胁，同时又表现我们能够消灭我们的敌人。
我没有忘记，在战后的40和50年代，我们的所有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都曾经遭遇到各种歧视措施。西方的间谍组织和他们的庞大的军火库组织了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和挑衅。无可争辩的是，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各敌对间谍机关的主要目标。但是对付这些，我们应该用正常的合法的手段来解决。
大概许多问题要到将来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同时我们读到或听到的一些东西，对它们即便当作历史的认识也不可能。单方面的意识形态上涂了颜色的历史事实不能证明相关的历史学家的专业水平。也许有人还在继续工作以做到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或者出现别的。科学是不能忍受歇斯底里的。不是只有过失、错误和违法，在经济发展上和在建设公正社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