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政治家、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著名的美食家。他和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与欧阳修合称“欧苏”，与辛弃疾合称“苏辛”，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清人敬称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
程氏教子，天下为志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一月八日的眉州眉山。从苏氏兄弟两三岁起，母亲程氏便开始每日设立功课，教子读书识字。孩子尚小，她就从历代诗书典籍中找出许多著名仁人志士的史传故事作为教材，给孩子们授课讲学。她对孩子们说：“读书识字，不是为求官，不是为谋食，也不是专为求取名利，而是为了知事明理，学会做人。你们长大后，要正直、刚毅。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死而无憾了。”
一次，她给孩子们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自幼刚直，在汝南为官期间，除强抑霸，为民申冤，深得百姓爱戴。为反对奸佞专权，他上书弹劾奸党却反遭诬陷，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劝母亲不要悲伤，范母说：“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又何足惜？性命与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取义。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讲到这里，程氏热泪盈眶，慨叹不止。苏轼望着母亲，认真地说：“娘，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程氏抱着儿子，亲一亲他那因激动涨红的脸蛋，说：“好！真是好孩子！”
从此，苏轼兄亲两人，处处以“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把节操作为处世立身之本，更加奋发学习，以求长大成为一个为大家所尊重、敬仰的人。
少年通经史，赴宴吟诗妙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父亲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可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应邀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哄然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把肉扒了过去。“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盘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地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制科考试，走上仕途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期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其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即景赋诗参禅，与佛印二三事
苏轼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轼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轼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轼笑着对黄庭坚说：“佛印每次聚会都能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就打听到苏轼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就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轼把着酒杯，拈着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轼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黄庭坚望着满湖荷花，接着说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苏轼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苏轼拉着佛印就座，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苏轼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早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佛印在帐中答道：“我如果有面，早已合伙做饼，岂敢空来打扰？”
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苏轼觉得这次又占了便宜很开心，回家就在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遇“乌台诗案”，号“东坡居士”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意思是说：“我真是生不逢时啊，不能跟你们这些新进的人物共事；你们大概是看我年纪大了（当时苏轼四十四岁），在下面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可是还能管管小老百姓。”于是，他“讥讽朝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从他的诗文中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他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即御史台，因其旁边柏树上有乌鸦筑巢而得名）诗案”。
苏轼坐牢一百零三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官阶）检校水部员外郎（加号）。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他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新旧党对立，为避祸外调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京城的政治纷争，能与家人和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轼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即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他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文学成就”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一是史论政论文学。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
二是叙事记游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
三是苏轼的诗。今存诗两千七百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
四是苏轼的词。从今存三百四十余首东坡词来看，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游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语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若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
“点评”
苏轼为人正直，一生仕途坎坷。他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他前学杜、韩，近效欧、梅，晚年更爱陶诗。这些诗清新豪健，语言畅达，抒发了作者的生活感受，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艺术见解。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于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