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清代小说家。青年时代性情豪迈，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逐渐下降，到他三十岁时，已经很贫困了。据说他在严冬季节常约朋友用绕城步行的方法来取暖。安徽巡抚本来想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因不愿做官而推病没去。晚年生活更加困难，甚至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的地步。著有《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
生仕宦名门，有创作天赋
吴敬梓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随父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少年吴敬梓是随其父吴霖起来到赣榆县的。他曾作诗回忆说：“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终天，患难从此始。”（《文木山房集·卷三·赠真州僧宏明》）据《赣榆县志》载：他的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的拔贡，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任“赣榆县教谕”。吴霖起的为人，吴敬梓在《文木山房集·移家赋》中这样描述：“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看来是一个乐道安贫、方正恬淡、不慕名利、看重节操的儒者式小官。吴霖起赴任赣榆教谕时，吴敬梓才十四岁。
少年吴敬梓“从父宦”客居赣榆，主要之事就是读书。他的学习态度是认真刻苦的，头脑又聪颖，很快就打好了学识的功底，所谓“用力于学，已有初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传》），显露出很好的禀赋和才气。不过，他决不死读书，也还不时浏览当地的山海风情，随父参加一些当地名士的聚会。加之他毕竟出生于官宦人家，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从而养成一种放荡豁达的态度，胸襟开阔，睨（nì，斜着眼睛看）视尘俗，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才识过人的才子。
参加宴会，显露文才
有一次，他登上赣榆县城的高阁，参加县中名士的宴会，当众作了一首五律《观海》，使得满座皆惊，赞叹这个少年学子的诗思敏捷和诗境雄阔。其诗曰：“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他从高阁观海仰望俯闻的壮景落笔，想象百川汇海、海市蜃楼的奇观，进而发挥横看齐鲁、纵观天地的奇想，终以抒发自己年轻气旺、高阁与宴的豪情作结，气势磅礴，想象飞腾，展示其对赣榆海境的赞颂和意气风发、情辞慷慨的壮怀。这是他现存的最早一首诗，也是他第一次显露文才、钟情赣榆的实录。
父亲监护培养，奠定文学基础
吴敬梓十四岁随父在苏北赣榆县生活约十年。
其父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在教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为赣榆县做了很多贡献。到任之初，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四十两，继后又变卖祖产肥田三千亩，并变卖了在五河、天长、含山、和州等地的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因1668年在大地震中毁坏殆尽的文庙、尊经阁，并且新建了“敬一亭”。他亲眼目睹了其父的贡献，为他深感骄傲。然而同时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使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其父的直接监护下，吴敬梓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这些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同时，也在父亲的呵护下，十六岁即完成了婚姻大事，与陶氏的婚姻，使他与全椒望族金氏门第的关系更密切了。十九岁，陶氏在赣榆生下儿子吴火良。
父亲去世，宗族分离
吴敬梓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争斗。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吴敬梓是嗣子，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隙，于是发生了吴敬梓《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ɡòu suì，辱骂）”的争产纠纷，乃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在这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jìn shēn，指做官或做过官的人）人物的虚伪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性耽挥霍”，“倾酒欢呼穷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
鸿博科试，十分坎坷
吴敬梓出生在科举世家，自幼接受父、祖教诲，埋首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时文，以求一第。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八岁时进学成为秀才，此后却屡试不售（实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二十九岁的吴敬梓又在滁州参加秀才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酒后耳热语喃”，发了不少牢骚，讲了一些怪话，当时就有人主张不录取他。吴敬梓酒醒以后也有所懊悔，又去向当道“匍匐乞收”，但却受到大声斥责。幸亏“使者怜才破常格”，才使他“今兹冠军小得意”（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获得科考第一名。但接着参加乡试，又再次失利。他自己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作中就追叙了此次落第的遭遇：“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唯闻毷氉（mào sào，烦恼郁闷）声。”对十几年来的老秀才生涯，他感到极大的厌倦；“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这种懊恨、追悔的情绪，正是他并未能忘情于科第功名的流露和反映。科举考试上的失败，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他在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懑心情，同他新娶的续弦夫人叶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这时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吴敬梓三十六岁时，再次举行博学鸿辞科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就将他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再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也就怀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归来后，“消渴”病再次发作，不能赴京参加廷试，赵国麟也就无法正式荐举。对此次未能参加廷试，尽管他后来不断产生过懊恨情绪，然而，他毕竟因病辞试了，这对于曾经有过“匍匐乞收”行为的吴敬梓来说，却是一件大事，表明他的思想虽有反复，但也确有转变。
通过自己屡困场屋的切身体验，以及周围亲友的不幸遭遇，他终于对时文科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念念不忘“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终于转变为“独嫉时文士如仇”（《文木先生传》），甚至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他出身于科举世家，自己前半生又屡次应试，有家庭传统，有切身体验，对科举制度的每一环节都十分熟悉，因而这一生活经历对他创作以抨击时文八股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生活由富而贫，创作《儒林外史》
在南京的日子里，对于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有着特殊意义。他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文人，甚至还与道士、艺人频相往来。特别是他还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这都为他写作《儒林外史》和其他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艺术构思上的哲理启示。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儒林外史》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两三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的故事：从元末明初写起，至明代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即使从小说正文的第二回算起，从明代成化末年（公元1487年）至五十五回的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前后历时也长达一百零八年，时间跨度极长。故事从浙江写起，先后写及山东、广东、江西、安徽、陕西、四川、贵州以及南北二京，空间也很大。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活动的三百七八十个出场人物之中，具有士人身份的又多达百余人，而且他们又大都是处于情节纠葛中心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关于这一点，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曾说是“穷极文士情态”；在《怀人诗》中又说是“外史纪儒林”，都反映了这部小说与“儒林”、“文士”的密切关系。
“文学成就”
吴敬梓能写诗作文，尤其擅长写小说，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占他很长时间，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完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这部杰出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具体描写来看，作者虽然将他的故事托于明朝，但却是反映着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jí mí，本意为牛绳线，引申为笼络控制），或是拒其牢笼，或是惨遭镇压，或是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对他们生活、命运的描写入手，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将目光转向“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出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本地方言，撰写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胡适认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都是继承《儒林外史》的余绪。《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点评”
吴敬梓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历时十年创作《儒林外史》。他创造的讽刺艺术，既师承前人的讽刺传统，又有自己独创的风格，其手法之丰富，令人惊叹不已。《儒林外史》虽然貌似短篇集锦，但实为鸿篇巨制，是一种创新的艺术结构，对后来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儒林外史》丰富多彩的结构手法，同它的讽刺手法一样，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