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涯
梁奇达同志和我相识已经有6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和我相处和交往的时间虽然不多，然而我们两人却有着深厚的友谊。现将我们相处、相交的往事写出来，作为我对他的缅怀吧！
一个故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多月，在中山县五区成立了一个叫“谷都文化界救亡工作团”的抗日团体。在这个工作团的活动中，奇达同志和我相识了。当时工作团的团员之间，常会不时相约择地聊天，或进行些其他的活动。1938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梁奇达、郑仲光及我三人相约到乌石圩一间茶楼相叙，我们在茶楼里选择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就座后，边品茶边闲谈。未几，奇达同志讲了一个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有一个地方的中共党组织派了一位年轻党员打进敌人军队里工作。这位党员的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后来这位党员当上了军官。有一天，这个军官接到上级命令，要他枪决一位女共产党员。经查档案，他发现将被枪决的是他的爱人——一位健壮而美丽的知识女性。事情非常清楚，他如果不执行枪决命令，反动派必然会叫别人去执行，而且这样必然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执行命令，那就会在他的命令下，永远失去他深爱着的人。在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矛盾的严重关头，他经过异常剧烈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选择了后者。于是，他下达了枪决的命令。那天，执行枪决的时候，他没去刑场。他独自在房间里，带着悲痛的心情，听见几声反动派夺去他爱人短暂生命的枪声之后，才前赴刑场，向爱人默然告别……
我全神贯注地听完这感人的故事。在往后的日子里，加上理论上的学习，我始终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原则去做人。
原来，当时奇达同志是党组织负责人，郑仲光是我后来入党的介绍人。我们仨品茶时，正是我入党前夕。显然，奇达同志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加强我的党性。从这件事情看，奇达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具有善于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工作方式的好作风。
手不释卷
建国初期，奇达同志和我同在珠江地委工作。他主管宣传部，我主管青（年）妇（女）委。5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根据地委的决定，他和我合作在佛山的一间学校里办了一个中学教师学习班。一个星期天，我打算约奇达同志出去游玩。我走进他的卧室对他说：“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到外面去玩玩好吗？”他听后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微笑着说：“我不出去玩了。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看看书。”他的回答令我顿生莫名的感觉，我觉得他的回答有点不可思议。但看他态度认真而诚恳，就不勉强了。我走出他的房门时，环顾他的卧室，见桌上和枕边放置了好几本厚厚的书，其中有的是翻开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奇达同志的身体健康状况日渐欠佳了。一个春末，他到肇庆去养病。这时，恰巧我和几位同志去肇庆办事，便抽出时间去看望他。我们进入他的客厅，见他正坐沙发椅上，手中拿着一本杂志。走进他的卧室，见桌上和床枕边都放着打开的书本。由此可见，他在养病期间仍旧看书学习。
1994年夏，奇达同志和我参与了《怀念林锵云同志》一书的编辑工作。那年，他不时入医院治病。有一天，我和其他的编辑同志一起去医院征求他对编辑工作的具体意见。我刚进入他的病房，就见到他的床枕边放着打开的小册子。不用说，我们进入他的病房之前，他正在阅读。
从我多次到奇达同志家做客的角度去观察，他平时在家中也常是书报不离手的。奇达同志长期手不释卷地读书学习的习惯，充分反映了他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
关注队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奇达同志和我参与了编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队史的研究讨论工作。1988年-1989年间，在回顾讨论珠江纵队战斗历程等集会的时候，奇达同志每次会议都抱病参加。他行动缓慢，发言声音低沉。
1995年是珠江纵队成立50周年。那时奇达同志已经离休了。他还带病组织了暨南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工程师沿着珠江纵队战斗过的重要路线，进行现场电视拍摄工作。他还在佛山、中山现场具体指导拍摄场面。
2001年，为形象地反映珠江纵队战斗历程，珠江纵队老战士和中山电视台等单位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珠江怒潮》的历史文献电视纪录片。此片工作开展伊始，奇达同志的病情已趋恶化，头发全白，行动蹒跚，但他仍关注该片的制作。在重要的策划工作中，他都抱病参加研究讨论。他还动员了专家教授亲自参与，为该片出谋划策。
奇达同志带病参与队史的编写、制作、策划，说明了他为弘扬、宣传抗日游击队革命传统与爱国主义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责任心。
奇达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