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中
梁奇达同志是暨南大学广州时期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陶铸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的工作；70年代，他又参与复办暨南大学的领导工作。暨南大学的重建和复办，是暨南大学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个阶段。梁奇达同志和当时的领导班子，带领教职员工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广州石牌地区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侨务政策，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努力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梁奇达同志两次出任暨南大学的领导职务，共计12年。他不仅为暨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而且也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梁奇达同志是深受广大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爱戴和尊敬的老校长。
一、重建暨大，办新型的华侨大学
（一）适应形势需要，重建暨南大学
重建暨南大学，是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教育事业，国家先后创办了一批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以及华侨工业中等学校、华侨农业中等学校、外国语专科学校，广东、福建等地兴办了一批华侨中小学学校。1951年，广州南方大学设立了华侨学院（干部培训性质），1956年厦门大学开办了华侨函授部。但是，直到1957年，全国仍没有一所正规的全日制华侨大学。而当时有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学生回国升学，迫切需要创办一所适合其特点的大学。1957年5月，在广东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许多归侨委员提出了在广州办一所华侨大学的建议。5月12日，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陶铸同志在讲话中，表示赞成归侨委员们的建议。5月13日，省政协第25次常委会正式决定在广州筹办一所华侨大学。9月12日华侨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广东省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和港澳地区、内地热心教育人士37人组成，陶铸同志任筹委会主任委员。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梁奇达同志当选为筹委会委员。1958年2月，广东省政协第28次常委会，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和中央的意见，将在广州筹办的这所华侨大学定名为暨南大学。主要是考虑到原设在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且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上海解放后，由于当时暨南大学在校的华侨学生已很少，加上物质条件困难等原因，故于1949年9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1年3月，教育部曾拟定暨南大学的处理方针：暨南大学的校名不取消，将来如有可能，仍可考虑复校。广州作为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与海外交往方便，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有利于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把学校办好。
1957年11月14日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饶彰风同志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筹备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设立筹委会办事机构和开展筹备工作问题。会议决定：筹委会设办公室，下分系科小组、基建小组、募捐财务小组。有关暨南大学筹建工作的大政方针、发展规划和重大问题由筹委会讨论决定，办公室和各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办公室的任务非常繁重，工作十分艰巨。上级决定，由梁奇达任办公室主任，张泉林、廖钺任办公室副主任。
暨南大学的校址，根据陶铸同志的提议，省委决定，暨南大学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扩建，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
学校办学规模，暂定为3 000人，其中本科2 000人，预科1 000人。1958年先办预科，1959年开办部分本科专业。
办学经费，广东省决定从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中侨委给予大力支持，拨款100万元，许多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热心人士也慷慨解囊，给予大力支持赞助。
暨南大学的干部、教师，主要由中山大学及其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调派，并在广东和全国有关院校、部门物色商调。
图书设备，一部分由中山大学赠送，一部分由工农速成中学移交，一部分由教育部在有关院校中调拨支援。同时还得到交通部、广东省冶金厅、航运厅、水产厅以及有关院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陶铸同志和筹委会的领导下，梁奇达同志团结和带领筹备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心同德，团结协作，埋头苦干，克服困难，千方百计，认真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经过1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各项筹备工作计划。1958年9月8日，陶铸同志在暨大正式开学之前，主持召开筹委会会议，听取开学前准备工作的汇报。梁奇达同志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招生及其他工作的筹备情况。陶铸同志对筹备工作表示满意，他说：“筹备时间短，能够开学是很不错了。”会议还讨论决定暨南大学开学的日期。
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复校。当年9月24日开学。暨大不仅开办了预科，而且提前1年开办了部分本科专业，设有水产系、矿冶系、航海系、中文系、历史系，共5个系11个专业，另设1年制的华侨预科和2年制的工农预科，共招收新生1 304人，其中有华侨、港澳生550人，侨眷生128人，后三类学生占学生总数的55%。
暨南大学重建后，陶铸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王越、梁奇达、史丹任副校长，梁奇达任校党委代理书记，郑克、朱明任副书记。1962年5月，梁奇达任校党委书记。
（二）艰苦创业，建设暨大
暨南大学虽已复校开学，但基础还很薄弱，办学条件仍较差，继续搞好建校工作，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是学校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陶铸同志的意见，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由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港澳、内地知名人士38人组成，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朱光任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嘉人、王宽诚、何贤等任副主任委员，梁奇达等任委员。建校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全面规划和领导学校的基本建设。
暨大复校时，广州补校移交的校舍只有35 000平方米，远未能适应暨大办学的需要。兴建校舍成为学校的当务之急。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关怀、领导下，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支持、赞助下，学校认真制订发展规划，按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兴建校舍，包括教工宿舍、学生宿舍、饭堂、幼儿园等。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建的最大工程，是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先生捐资100万元兴建的教学大楼，总建筑面积达13 200平方米。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全国的基建项目基本上都下马了，1962年教育部仍拨90万元，中南局拨30万元给暨大进行基本建设。从1959年至60年代中期，暨南大学的基本建设取得很大发展，共兴建了教工宿舍22座，学生宿舍6座，教工饭堂1座，学生膳堂（蒙古包）4座，化学楼、物理楼各1座，以及幼儿园、招待所、疗养所、车房、仓库、厂房等一大批楼房，建筑面积共6万平方米。还修建了游泳池、校门、围墙、校道等，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为了美化校园环境，1959年冬，学校采取集中劳动时间的办法，组织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建校劳动，这就是修建明湖。1959年10月成立建湖指挥部，10月8日举行开工典礼，会后即破土动工。在建湖过程中，梁奇达、王越、史丹等校领导身先士卒，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工地和大家一起挖泥、挑泥。广大师生员工，包括华侨、港澳学生都为建设学校、美化校园进行忘我劳动，争当劳动标兵。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至12月23日，提前1个月完成建湖任务。1959年12月30日下午，学校隆重举行明湖建成暨迎接1960年大会，并向115名突击手颁发了奖品。
梁奇达等校领导带领当年师生员工建成的明湖，不仅成为暨南园中的一大景观，而且是矗立在海内外暨南人心中的一座历史的丰碑。
暨大重建初期，校园中有许多地方都是农田、荒地。学校精心规划，利用劳动时间，组织师生进行植树、修路，绿化、美化校园，不断改善学习、生活的环境。
（三）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原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暨南大学重建时，正逢大跃进时期。当时全国的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课的偏向，暨南大学也存在由于劳动时间过多，许多教学课程未能按时完成的情况。不纠正这种偏向，就难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暨南大学从1959年起，就明确提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1959年2月13日至15日，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总结上学期工作，部署新学期工作。由王越副校长作报告，梁奇达同志作大会总结。他们一致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要理论联系实际，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切实落实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并合理安排教学、生产劳动、休息的时间，学校明确规定：每周（7天）5天用于教学，1天用于生产劳动，1天为休息。强调学校各部门都要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不得随意冲击教学工作。这样就使教师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校领导分工负责，深入教学第一线，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采取集中力量，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领导方式。学校采取措施，加强教研室、教研组的建设，发挥集体力量，认真备课，交流经验，搞好课堂教学。广东省高教局肯定了暨大抓教学的经验。1959年7月23日在暨大召开教学现场会，广州地区10所院校领导参加了会议。1960年3月5日和3月18日、19日，省高教局又先后在暨大召开教学经验交流会，暨大的数学系、水产系和俄语教研究室分别介绍了经验。
60年代初，学校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60条）和陶铸校长提出的暨大新办学方针，确定按照“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的方向，进行系科专业调整，逐步把暨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1960年，航海、矿冶两系调出，单独设立院校，水产系调出一部分单独成立广东省水产专科学校，留下部分改为生物系，增设部分文科、财经科、理科专业。经调整后，暨南大学开设了中文、历史、外语、经济、对外贸易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共9个系11个专业2个专门组。1963年5月17日，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为教育部直属学校，充分体现国家对办好暨南大学这所华侨高等学府的高度重视。
（四）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暨大重建初期，青年教师占教师的大多数，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学校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制订多项措施，充实师资队伍，提高师资水平。第一，积极争取中央、广东省有关部门和院校的支援，调进了一批骨干教师和专家学者。第二，举办师资培训班。从1960年春季开始，先后举办17个师资培训班，从各系选拔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培训。后来调整为力学、物理、新闻、政治、政治经济、英语、俄语7个培训班。梁奇达副校长十分重视师资培训班的工作，要求做到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教师。例如他要求政治班的同学一定要阅读马列原著，学校给该班每个学生发了几本马列著作。7个培训班共培训师资74名。第三，选拔部分青年教师到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进修深造。第四，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作用，建立导师制，紧密结合教学、科研工作，由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使每个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具有5种能力，即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基本技能、教学、科研、外语5种能力，使每个教研室都有学科带头人、骨干力量和新生力量，努力实现3年内基础课过关，5年内专业课过关的目标。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师资力量得到很大加强，尤其是延聘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如陈序经、王越、黄友谋、黄焕秋、萧殷、何家槐、郭安仁（丽尼）、朱杰勤、熊大仁、廖翔华、张恒遇、蔡馥生、卢文、陆启荣、翁显良等，对提高暨大的办学水平起了重大作用。
（五）坚持教书育人，致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华侨、港澳学生占全校学生的3/4.华侨、港澳学生向往新中国，他们满怀爱国热情来暨南大学学习。努力把他们培养成才，是祖国的重托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殷切期望。梁奇达同志和学校领导班子深感责任重大，始终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不断改进和加强学生工作。梁奇达同志强调：“我们的教学，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贯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业务知识的教学和训练，既教书又教人，既管教又管导，在传授业务知识的同时，要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同时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使学校形成一个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充满温暖气氛的大家庭。”
学校对华侨、港澳学生采取“热情欢迎，亲切关怀，严格要求，耐心教育”的方针。考虑到他们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思想教育上“根据特点，适当照顾”，主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不过早提出“兴无灭资”和改造世界观问题，要循循善诱，不操之过急，要把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结合起来。在教学上，要考虑华侨、港澳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学校决定把中文、外语课列为全校的公共基础课。考虑到华侨学生中文程度偏低的情况，规定在全校开设汉语写作课，加强写作训练，文科、财经科连续开汉语写作课2年，每周2课时，理科开设汉语写作课1年，每周3课时。全校各系各专业从1～3年级开设公共外语课，同时还要求在高年级若干专业课程中，有条件的可选用外文教材或外文参考书，由专业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适应性，学校决定在高年级开设若干选修课，有的专业还开设一些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修课，如西方经济学等，以利部分侨生出国就业的需要。
梁奇达同志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供应紧张，虽然政府对暨大这所华侨大学有所照顾，但仍存在不少困难。梁奇达同志经常深入到饭堂，了解情况，想办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一方面，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如当时学校在明湖边搭建了一排猪舍，利用厨房的残羹剩饭和泔水养猪，在明湖养鱼，还利用一些空地种菜。另一方面，想办法到海丰、中山、新会等地采购一些副食品。为了照顾华侨、港澳学生，学校还在礼堂后面的平房开了一个餐厅，名曰“南洋馆”，华侨、港澳学生可用侨汇券到南洋馆用餐。
20世纪60年代，有部分华侨学生因侨汇中断，没有经济来源。学校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即给他们提供人民助学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完成学业。据1964年统计，全校有60%的侨生享受过不同等级的人民助学金。在印尼排华时，有部分侨生回国带大行李较多。学校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专门设立了行李仓库，供他们存放大件行李，并派专人管理，每周定期开放。有的侨生因病休学，而他们国内又没有亲人，也回不了侨居地，学校就在游泳池旁建造了1座楼房，作侨生疗养所，供生病的侨生进行疗养。每年春节，学校领导和系里的负责人，都把留在学校的华侨学生请到家里，共度佳节。暨大的领导真正对学生爱如子女，视若亲人。许多侨生都深深感到，暨南大学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数十年之后，他们仍忘不了当年在暨南园度过的峥嵘岁月。
梁奇达同志和学校领导班子，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十分重视根据华侨学生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1959年3月，学校成立了文工团，下分歌咏、舞蹈、话剧、乐器4个队和美工、灯光、创作3个组。为了加强对文工团的领导，梁奇达副校长和杜桐、杨嘉等兼任该团的顾问。同时，学校还成立了田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游泳等8支运动队。1963年10月31日，学校党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我校文工团、体育队的几项规定》。该文件强调，文工团应根据我校是华侨大学的特点，“应保持多搞东南亚民族舞蹈、歌曲的特点”，“以开展群众性活动与重点提高保留节目相结合”，“文工团除在校内演出外，在寒暑假可按具体需要，到工厂、侨乡演出”。暨大文工团，以东南亚歌舞而名闻遐迩，曾多次接受上级下达的任务，为外宾、观光团演出。暨大运动队在广州地区各高校的比赛中成绩十分突出，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项目，曾多次获得第一名。
（六）成立董事会，争取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支持
根据陶铸校长的指示，暨南大学设立了董事会。1963年2月9日，暨南大学董事会在羊城宾馆成立。董事会作为协助政府建设和督促办好暨南大学的组织，敦聘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中的知名人士44人组成，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兼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成立后，在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支持暨南大学办学和贯彻落实暨南大学新的办学方针，把暨大办出侨校特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58—1966年，共得到捐赠人民币146万元、港币14万元和大批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20世纪60年代，暨南大学设立董事会，在全国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充分显示出暨南大学办学的特色。
正当暨南大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学校被迫于1970年春停办，被合于中山大学、华南师院、广州外语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
二、复办暨大，再展宏图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此时，恢复和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喜讯传来，分散在各有关院校的原暨大教职员工奔走相告，一片欢腾。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并于当年招生开学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1978年2月3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复办暨南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副省长、原暨大校长杨康华任组长，梁奇达任副组长，王越、罗戈东、朱明、李天庆、刘希正为成员。省委十分重视暨大复办工作。4月25日，省委书记吴南生召开省、市各有关部门和有关院校负责人会议，共商复办暨大有关事宜，要求各部门、各院校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和帮助暨大复办工作，确保暨大当年招生开学。省委明确决定，分配到4所院校工作的暨大教职员工原则上都调回暨大，由暨大调拨给各院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都归还暨大。中央军委对暨大的复办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明确决定，第一军医大学在3年内把暨大的全部校舍（包括军医大扩建的房舍）和营具设备归还暨大。6月9日上午，暨大的教职员工和来宾一千多人在礼堂举行庆祝叶剑英委员长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大会。廖承志副委员长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6月9日下午，廖承志副委员长在暨大礼堂主持召开董事会全体会议，共商复办暨大有关事宜，并讨论审定《暨南大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讨论通过《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与会董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恢复暨南大学的决定，并表示一定要从财力、物力等方面支持暨大的复办工作。
复办暨大，任务重，困难多，时间紧。梁奇达同志作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肩负着具体组织实施复办暨大的工作。他和领导小组其他同志团结合作，知难而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抓组织落实，开展筹备工作
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之下，设立4个办事机构，即秘书组、组织人事组、教务组、后勤组，各组配备精干的人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60年代，暨大共有9个系，除外贸系没有恢复外，中文、历史、经济、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8个系均恢复，原隶属中文系的新闻专业组建为新闻系，新创办医疗系和广州华侨医院，各系（医院）均成立领导小组，全面开展筹备工作。学校领导小组成员经常了解各单位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使各项筹备工作落到实处。
（二）艰苦奋斗，做好复办筹备工作
暨大复办，一切几乎从零开始，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房舍严重不足。军医大虽移交部分宿舍、饭堂和教学大楼、办公楼、礼堂等，但远不能适应暨大办学的需要。梁奇达同志和领导小组成员与教职员工同甘共苦，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忘我工作。当时，梁奇达、罗戈东、朱明等领导同志都住在游泳池旁60年代的侨生疗养所，每户只有1间房。由于宿舍太少，只有外地调进的教职工才能安排在校内住宿，每户大都只有1间房，而原来的暨大教职员工还住在4所院校。每天早上，学校都要派五六辆客车到中大、化工学院、外语学院接他们来暨大上班、上课，下午又派车送他们回去。
学校的教学用房也严重不足，图书馆只安排在教学大楼一楼靠西边的部分。教学大楼的部分卫生间改作实验室使用。学校为解决教学用房的困难，曾在教学大楼北面的高地上建一排平房作课室。还在办公大楼旁围墙边建了一些简易平房，供新调进的教工住宿。
当时的生活、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广大教职工都精神振奋，热情高涨，忘我工作，克服困难，争分夺秒，努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根本没有星期日、节假日，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大家发扬主人翁精神，以为复办暨大多作贡献为荣。
经过1年的紧张筹备，暨南大学于1978年10月16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出席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1978年暨大共录取本科生705人，其中有华侨、港澳学生312人。此外，举办了一期3年制的理化中专班，为学校实验室培养技术和管理人员，招生80人；为给华侨医院培养护士，还开办了3年制的护士班，招生60人。全校合计招生845人。上级任命杨康华为暨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梁奇达为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越、罗戈东为副校长。
（三）争取各方支援，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暨大复办时，从4所院校调回的教职员工，包括从省内有关院校、部门新调进的少量人员共898人，其中有教师402人，力量比较薄弱，尤其是医学院的教师和医院的医生及医务人员，过去暨大完全没有基础。梁奇达同志和学校领导班子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物色、商调骨干教师，尤其对一些重点对象都派出专人到各地做争取、商调工作。为了支持暨大复办工作，中央组织部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从全国各省市选调300名骨干教师支援暨大。正是由于有这个文件和各有关省市的支持，所以暨大复办初期，调进了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如药理学家罗潜，外科专家邝公道，传染病学专家朱师晦，组织胚胎学专家何凯宣，生化专家任邦哲，内科（血液病）专家张爱诚、郁知非，眼科专家李辰，病理学专家李楚杰，护理学专家黄爱廉，宋史专家陈乐素，语言专家詹伯慧等等。学校还聘请一些著名专家教授来校帮助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病理学专家杨简教授任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并给学生上了许多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吉林大学教授王湘浩来校帮助筹建计算机专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吉林大学教授余瑞璜也来校领导一个固体物理研究组，开展研究工作；著名作家秦牧兼任中文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兼任历史系主任。暨大的师资队伍不但得到发展、壮大，而且师资水平大大提高。
复办初期办学条件虽然存在困难，但老师们都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因陋就简，认真搞好教学。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到教学第一线给学生上课，所以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如医学院第一届香港毕业生在香港参加“非英联邦医师执照考试”就取得很好成绩，通过率名列前茅。香港医务界人士赞叹，暨大医学院创办不久，有这么高水平，实在不容易。
（四）采取措施，改善办学条件
暨大复办时，房舍紧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以仪器设备为例，有的由于多年损耗，有的由于有关院校正在使用收不回，所以从4所院校只收回60万元的设备。
为解决生活、教学用房的困难，学校一方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暨大的困难情况，促请第一军医大学分期分批把校舍归还暨南大学；另一方面抓紧进行校舍的建设。先后建成了教授楼6座，大板楼6座等一批宿舍，还建成了图书馆、数学生物楼（现生命科技学院大楼）、华侨医院门诊部、专家楼等。住在4所院校的教职员工按远近和困难程度，逐步迁入校内住宿。
在仪器设备方面，既依靠政府的拨款，也积极争取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在暨大复办当年，政府拨款79万元给暨大购置急需的教学仪器设备，华侨、港澳同胞也给暨大捐赠250件仪器设备以及一批图书资料。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梁奇达和学校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利用华侨、港澳同胞和董事的捐款，在香港购置仪器设备，并着手筹建计算机实验室。当时国家外汇紧缺，暨大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捐款，在香港引进了一批先进教学设备，并率先建立了计算机中心。1980年1月1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等一批科学家访问暨大。当时周培源教授说：“暨大建立了计算机中心，北大还没有。”
（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暨大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暨南大学复办后，为更多更好地培养适应海外和港澳需要的人才，梁奇达同志和学校领导班子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侨务政策，贯彻中央关于办好暨南大学的指示，以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实践和探索，努力把暨南大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
改革教学制度，率先实行学分制、主修制、辅修制和双学位制。暨南大学是以招收华侨、港澳学生为主的华侨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才，不仅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而且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制度。1978年暨大复办的当年，即在中文、物理两系试行学分制。1983年秋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校本科全面实行学分制。实行学分制，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也照顾到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不同情况。在修业4年的期限内，如提前完成规定的总学分和必修课的学分，可以提前毕业。如成绩未达到要求的也可以延期毕业。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适应性，学校还实行主修制、辅修制、双学位制。
改革学校的管理制度，率先实行学院制。为更好地适应对外办学的需要，1978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即把医疗系改为医学院。这是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来，在综合性大学内设立的第一所医学院，也是全国大学中第一次恢复学院的建制。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又把经济系改为经济学院。随后，又于1985年成立文学院、理工学院，1986年设立成人教育学院，开始在学校全面实行学院制。
实行多形式、多层次办学，以争取更多华侨、港澳学生前来就学。暨南大学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4年开始对海外和港澳地区招收研究生，是教育部批准的对外招收研究生的唯一试点学校。1989年开始对海外、港澳地区招收兼读制研究生，为海外、港澳地区在职人员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
1980年学校设立汉语专修科（后改为对外汉语教学系），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招生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也招收外国学员。学制分2年、1年和短期。
1983年秋恢复预科，学制1年。招生对象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主要是进行升学补习教育。修业期满学业成绩全部合格者，可升读本校本科专业。
为了照顾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的特点，学校还采取多项措施，不断改进和大力加强对外招生工作。1978年和1979年的新生都是参加全国高考的，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对外招生实行单独命题、考试和录取，而且有中、英文两种试卷，考生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选中文试卷或英文试卷考试。1983年学校开始在香港设考场，1984年又在澳门设考场。香港学生中学会考、高级程度会考和高等程度会考成绩达到要求者，报读暨大可免参加入学笔试，经面试择优录取，入暨大本科或预科学习。以上措施，对拓展对外招生工作起了积极作用。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生均超过2 000人，所录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占国家计划内招生总数的50%强。
（六）根据侨校特点，坚持教书育人，培养优秀人才
要培养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求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必须教育他们尊重和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学校始终把教书育人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注重根据学生的特点，不断改进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梁奇达同志指出：“培养人才的工作，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方面。”他强调：“我们要认识新时期青年工作的特点，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要言传身教，从政治干部、教师到后勤人员，要有一个好的风尚。工作方法要多样化，根据特点，发挥优势，做好工作。”学校对国内生与对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对国内生坚持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而对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马列主义政治课只作选修课，对他们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华人学生主要进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从1983年开始，学校开始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主要讲授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华侨史、中国科技发展史。每年暑假举办夏令营，组织华侨、华人学生到各地游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工厂、侨乡参观、访问、调查，使他们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国情、民情。学校要求全体教师必须坚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要全面关心学生德智体的成长，根据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文体、学术活动，如举办书画作品展览，摄影作品展览，演讲比赛，体育比赛，泼水节等。暨南大学成为华侨、华人和港澳学生成长的摇篮。他们在暨南园愉快地生活和学习，思想、学业不断进步，成为德才兼备、朝气蓬勃的一代新人。
梁奇达的名字，与暨南大学广州时期的历史紧密相连。他两次在暨南大学任职期间，为暨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卓著的业绩，不仅在暨南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也为暨南大学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梁奇达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激励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为把暨南大学办成享誉国内外的华侨最高学府而努力奋斗。
